余志坚: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八九回顾

余志坚

謹以此文,紀念六四27週年!——紀念六四,不是為了與殺人犯和諧,而是為了實現正義。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年前,“5.23”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 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 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得很清 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 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 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 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 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 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还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的演变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 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劈里 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犹如五雷轰 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劈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 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 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 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 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

“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

“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 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 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 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 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 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 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 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 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 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 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20万!平息20 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 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 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 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 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 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 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大声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 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 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 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 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 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 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 不重吧。

6月15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 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 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 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 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 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 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 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 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 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 “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 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 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 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 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五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 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 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 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 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 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 值得。他们问我“6.4”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 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 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30多岁,高个头,很 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 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 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 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 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地问,他总是反复地说,“气愤 ……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 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 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 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 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 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 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 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6.4”“暴徒”,西方国家 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 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6.4”“暴徒”的打击真叫是 “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 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 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 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 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 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 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 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 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 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 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 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 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 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 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 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 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 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 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7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 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 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 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 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
1、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 2、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建的六四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 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7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 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 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30 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 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 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 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 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 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 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 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 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 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 “费翔”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 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 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 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6.4”“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 少,现在还清楚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 “费翔”四人了。

二、在湖南衡阳监狱

在K字楼(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喻东岳、鲁德成和我,从6月15 日一直呆到11月30日。

在这之前,我们早已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了20年、16年和无期徒刑。能拣回一条命,三人的心情都很轻松,至于以后怎样,当时根本 就没去多想。当年,北京的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外地的服刑人员一律要遣送回原籍服刑。

11月30日的一大早,我们就被几位便衣警察和全副武装的武警押送回湖南服刑。有趣的是,我们回湖南坐的是北京至长沙的T2次火车,和我们5月17日到北京时坐的竟然是同一趟车。即便现在,坐车时的记忆仍然异常地清晰:我们三人带着手铐,穿着破棉大衣,抽着烟,吃着久违的米饭和水果,一路谈笑风声。

回到故乡,我们下榻的第一站便是位于回雁峰下的湖南衡阳监狱入监队(当时称“湖南省第二监狱”,又称“湖南省重型机械厂”,现在则称雁北监狱)。在这个监狱,阿东和我呆了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德成则一直呆到1998年1月,他出狱为止。

在入监队,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把湖南各地的部分“八九犯”集中起来进行“洗脑”教育。我们也就陆陆续续认识了来自省内的许多六四“暴徒”(或者称“八九犯”吧),总有四、五十人之多。

由于时间关系,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或已淡忘,一些人的名字却还没有忘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的“六四”情结,大概此生总也难以消除。18年后的现在,为了见证昨日的历史,让我写下那些我还没能忘却的人的名字吧。

胡敏:
25岁,岳阳市轴承厂工人。

“6.4”后的6月7日晚,他与他的新婚不到一月的妻子在岳阳火车站广场,和很多人一起听到从北京南下演讲的大学生们对李鹏政府开枪杀人的血泪控诉,于是群情激愤,不能自已。

转至巴陵大桥,胡敏撇开妻子,与岳阳市数千名大学生、工人、市民一起,在京广铁路上卧轨静坐,并将备用铁轨抬上铁路,造成京广铁路线中断。

接着,上万群众自发游行,捣毁岳阳市政府大门和牌子,胡敏与刚刚认识的几位朋友也旋即宣布成立“岳阳市工学联盟会”,并由他任会长。

6月9日,胡敏他们被抓。8月8日,岳阳市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此后,胡敏和我一起,由衡阳转至永州监狱金工一车间服刑。还在看守所时,年轻貌美的妻子便提出与他离婚,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内心却痛苦不已。服刑最后的几年,监狱由机械劳动,改作手工劳动,他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饱受了12年磨难以后,他于2001年初获得假释。

出狱时,他走路摇摇晃晃,似乎风都能够吹倒,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体重不足35公斤。(胡敏的同案中,还有三名被判缓刑,只在看守所和他们在一块。)

郭云桥:
20岁,岳阳市3517厂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5年。后与喻东岳一起转至赤山监狱型铸车间,服刑10年,1999年出狱。

毛岳君:
24岁,岳阳市省建三公司五处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2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7年,1996年出狱。

王昭波:
25岁,岳阳机务段工人,胡敏同案,被判12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2年,1991年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出狱。

繁立新:
22岁,岳阳市郊区农民,胡敏同案,被判10年。后转至永州监狱综合厂,服刑6年,1995年出狱。

繁凡:
23岁,岳阳市钢球厂工人,胡敏同案,被判7年。后转到衡阳雁南监狱,服刑4年,1994年出狱。

陆景国:
25岁,新田县人,中学教师,毕业于永州师专物理系。

1989年5月,陆景国在北京进修。受学潮所鼓舞,携带一些资料回乡,与同事一道,热情印发上千份传单给学生,并在新田县城大街广为张贴。事后,被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10年。后转至永州监狱教师队,服刑5年,1994年出狱。

宋灶发:
30多岁,新田县人,陆景国所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同案,被判8年。

颜家志:
40多岁,新田县人,陆景国所任学校的校长,同案,被判5年。

王六兰:
29岁,祁阳县中南制药厂保卫科干事,曾参加1979年的对越战争。

1989年时,祁阳县城学潮和民运很具规模。六四后,有多人被“两劳”,也有人潜逃海外。王六兰被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3年。1991年出狱。

段俊杰:
24岁,祁阳县某中学教师,王六兰同案。其人口才极好,文笔快畅。被判3年,1991年出狱,不久病故。

蒋少雄:
22岁,祁阳县某中学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王六兰同案,被判二年。

李煜:
20岁,衡阳市在校大学生,“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1年。

雷诺衡:
20岁,衡阳市工人,“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2年(?)。

胡定峰:
26岁,汨罗人,律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2年。

夏阳:
20多岁,岳阳市团委书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2年(?)。

闵和顺:
30多岁,岳阳师专教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3年。

由于时间的作用,上面的记忆可能不是完全的准确,有待今后的补充。这些人中,有些与我的缘分深些,如胡敏、毛岳君、王六兰几个,直到现在也还保持联系,有些给我的印象要浅,如一位喜欢喝酒的资兴大爷,另外一些则连名姓带刑期差不多全给忘了。

当时我们相处一起的时候,关系非常的融洽,过得非常的愉快。大家同病相怜,而同志相称,一起喝酒,一起抽烟,分东西用,分衣服穿,都是常有的事。

那时候,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对正在苏联、东欧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事件,我们常有从容的探讨和激烈的思想交锋。我是一贯彻底否定中共,否定毛泽东,否定马列主义的,而有的人却仍然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只是鄙视和仇恨邓小平、李鹏等人而已。争论的结果,往往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人占了多数。

在衡阳监狱,忘不了的,还有我们“48小时绝食抗议”的事件。

入监队里,一边是刑事犯,一边是政治犯。一般的说,新来的刑事犯都对我们很尊敬,但有些老的管事犯们(又叫“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成员),却对我们从不把自己当犯人看待的样子很是恼火。

一天,在电视室,喻东岳要求按规定看《新闻联播》,某管事犯不肯,要看娱乐乐节目,两人争执起来,管事犯还动了手。两个阵容为此吵的不可开交,道理也明显在我们这边,而入监队指导员(姓唐,我们叫他“唐老鸭”)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决定给喻东岳以带铐处分。

我于是带头宣布绝食抗议,要求管事犯向我们道歉。政治犯中的一部分参加了绝食,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支持态度。为此,教育科、监狱的头头都来了,甚至还惊动了省监狱管理局来人调查。这事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管事犯从此再不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连“唐老鸭”也对我们客气了许多。

三、在湖南永州监狱

1990年4月12日,省局决定把我们这群人分开改造。在与兄弟们依依惜别后,我和胡敏、毛岳君、樊立新、王昭波几个被转移到永州监狱(当时叫“湖南省第三监狱”,对外则称“湖南省汽车配件厂”)服刑,在这里我又度过了十年半的监禁岁月。

在如此漫长的非人生活中,我曾作诗《魔鬼的诅咒》,以记当时的心情。

永州监狱位于永州城市中心,监狱里也关押着许多的六四“暴徒”,约莫有五、六十人。都分两个单位,一个是我和胡敏等人待的金工一车间,另一个是毛岳君、樊立新等人待的综合厂。

除我们几个外,其余政治犯大多刑期不长,很少有超过五年的。当时的情况,获得减刑很容易,几乎刑期过半就能出去,因此他们走的很快(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情形就大为不同了)。

由于我是轰动全国的六四“暴徒”,承蒙监狱方面另眼相看,我一直是永州监狱的“头号犯人”。在起初的两年里,我拒绝任何劳动改造,逢人便讲六四,监狱方面自然放不过,我因此累计有13个月三次被单独关在严管队,予以严管。在监区时,也被盯的很死,行动不便。对面的综合厂我只去过一次,就十几分钟。对里面关着的三十几个六四“暴徒”我几乎全无印象。现在,我只记得和我同在金工一车间的十几个六四“暴徒”中的5个。除胡敏外,他们是:

周志荣:
30岁,安乡人,湘潭二中教师,毕业于湖南师大地理系。

还是在80年代初的大学时期,周志荣便很活跃,参与学校风潮。到了89学潮,他自然坐不住,到处演讲,宣传民主。结果,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5年。1992年出狱。现在,他又因维权在湖北赤壁看守所再次坐牢。

颜德云:
25岁,湘潭市人,个体户,“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5年,1992年出狱。出狱后,因遭遇抢劫犯,搏斗中把人杀死,被判无期徒刑。

刘永祥:
19岁,湘潭市人,高中生,“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3年。1991年出狱。

唐敖:
27岁,邵阳市人,工人,“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6年。1993年出狱。

四、出狱后结识的“八九”犯

释子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柳子曰:“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陶子曰:“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

经历了11年零4个月的难以言说的黑牢岁月以后,2000年9月13日,我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告别永州监狱,回到外面的自由世界。

从那时起到现在,六年多了,我又认识了一些新的六四“暴徒”。因缘聚会,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中虽然少有饱读诗书,志存高远之辈,都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艰难打拼,但内心中良知不泯,对六四的记忆刻心铭骨。

六四后,这些人大都去了两个地方──赤山监狱(湖南省第一监狱)和长沙市新开铺劳教所。

湖南的八九民运声势浩大,在全国可能仅次于北京,受到“两劳”待遇的人也众多。湖南的六四“暴徒”究竟有多少?似乎谁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有1,000以上,有人说有500左右,有人说有300左右。我的估计是,500左右可能比较接近事实。据说,只在赤山监狱,就关了上百名的六.四“暴徒”。在新开铺劳教所,则有五、六十名六.四“暴徒”被劳教。至于别的监狱关的,就更是不太清楚了。

这里,我只简单地开列一下他们的名字、籍贯和刑期:

◆在赤山监狱的有:
刘建安(益阳人,10年)
张京生(长沙人,13年)
谭力(长沙人,2年)
刘克文(株洲人,5年)
李金鸿(郴洲人,5年)
陈学金(郴洲人,4年)
李枧(长沙人,4年)
张帆(湘阴人,3年)
胡作义(长沙人,3年)
刘伟(长沙人,3年)
谭明奇(长沙人,3年)

其中,听说而没有见过面的,还有张旭东(长沙人,4年)、周敏(长沙人,4年)等人。

◆在新开铺劳教所的有:
谢长发(长沙人,2年)
卿昭(永州人,2年)
蒋朝元(永州人,3年)
郑世和(永州人,3年)
邓立明(邵阳人,3年)
张国汉(长沙人,3年)

其中,听说而没有见过面的,还有潘明栋(长沙人,3年,已病逝)、肖会度(怀化人,2年)、段平(祁阳人,二年)等人。

湖南的六四“暴徒”中,流亡海外的有,邵阳的莫莉花、卢四清,永州的唐柏桥, 也很有名,出国的还有娄底的谭力量、长沙的张捷等十数人。

有两位六四“暴徒”曾经出来过,又进去了,他们是邵阳的李旺阳和溆浦的张善光,现在都在赤山监狱服刑。

1989年中,湖南似乎没有人被处决,判刑最重的是两个死缓,两个无期。现在,两个无期中的我和胡敏都已出狱,两个死缓中的湘潭的陈钢也已于2001年出狱,只有长沙“4.22”事件的“首犯”李卫红还在赤山监狱服刑。

由此推之,不知全国的被判重刑至今未获自由的六.四“暴徒”尚有多少?

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 周年祭吧。 写罢,已是凌晨4点,屋外仍是漆黑的紧。是为记。

2007-5-29 于湖南浏阳

本文发布在 公民纪事. 收藏 永久链接.

2 则回复 余志坚: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八九回顾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