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是江西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在“肃AB团”之前，毛就在井冈山发动了“洗党”，打击党内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带领秋收暴动残余势力上了井冈山的毛，经过两三年的耕耘，逐步站稳脚跟，在江西苏区也初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期间，朱德曾挑战过毛的权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支持下，毛战胜了朱。朱、毛之间矛盾告一段落，但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矛盾却因意见分歧而变得尖锐化了。独断专行的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对此难以容忍的毛采取了极端恐怖的肉体消灭手段。
在“肃反”之前，中共解决党内纷争都只是采取思想批斗的方式，而毛开创了以消灭肉体的方式解决党内纷争。这一创举突破了党过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为此毛找了一个借口，他说赣西南的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清洗。
毛与赣西南方面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土地政策，毛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赣西南主张执行中共六大作出的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二是权力分配，毛提出将赣西、湘赣边界两个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后来毛任命亲信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另外毛还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成立红六军，但这些决定遭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赣西南方面认为这些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毛于是召开“二七”会议，指出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犯了两项“严重政治错误”，第一，仅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要走富农路线，第二，“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接着毛以红四军总前委的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自此，江西苏区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肃AB团”大清洗。
“肃AB团”斗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0年春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是从1931年5月到1932年初。
“二七”会议后，刘士奇领导赣西特委率先发动“肃AB团”，印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恐怖清洗就此开始。刚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李文林不知是出于自保，还是别的原因，也积极跟着“打AB团”。
赣西南特委首先拿团特委发行科的朱家浩开刀，在刑讯逼供下，朱家浩捏造了一批“AB团分子”。接着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鼓动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毛在清洗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对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展开清洗，捕杀了一批对自己不满的指战员和一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如在朱、毛争斗中支持朱的何笃才就遭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
参加完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李文林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二全会”上，李不仅指责毛，还撤销了毛亲信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被激怒了的毛不久就将李文林等人逮捕，并让亲信曾山代替李文林，领导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随后，毛写信给江西省行委，让曾山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负责肃反，捕捉省行委常委兼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人，要求“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那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没过几天，毛又派亲信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前往富田协助肃反。
抵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的李韶九，向苏维埃主席曾山面交了毛的指示信。随后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被捕。李韶九对这些人实施了酷刑，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这些人的妻子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遭到“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酷刑。
1930年12月10日，李韶九带着一个警卫排押送谢汉昌至二十军所在地东固，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商讨肃反。被谢汉昌供出的“AB团”分子有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等人，李韶九跟刘是同乡，没有立即对刘进行刑讯逼供，而是先劝其招认。12日，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商对付李韶九，认为李代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毛打击赣西南地方派的阴谋，于是他们率领独立营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李韶九被抓后得以逃脱。后谢、刘又率独立营在傍晚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七十余人，曾山、古柏得以逃脱。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谢汉昌、刘敌想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人的支持，到处张贴《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有“党皇帝思想”，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他们还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试图离间毛与朱、彭的关系。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收到该信后，草拟了一份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但其副手黄公略不太认同，不过他也没站出来反对。毛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得到手握重兵的彭德怀的支持，巩固了毛已遭动摇的地位。
为了替自己狡辩，毛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毛认为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化身，反对自己就是反革命，就是“AB团”。
富田事变爆发后，“肃AB团”第一阶段结束。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毛、朱参加中央局。项英取代毛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后，对毛的“肃反”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纠偏。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苏区，也是为了落实苏联的指示。
苏区中央局成立的次日，项英就以中央局的名义发出通告，对富田事变作出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反党行为”，但也批评了毛的“肃AB团”有扩大化的缺点和错误。项英对二十军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采取了安抚，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人也“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但中共中央很快就否定了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性，恢复了总前委的领导，并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苏区处理富田事变。共产国际也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但同时指出对“AB团”这种反革命组织力量有夸大之嫌。
在中央代表团到达前，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再次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否定了项英的意见，认为“（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5月，恢复了毛领导的总前委，项英的纠偏被叫停。随后毛取代项英成为苏区中央局书记，成立了以毛亲信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刘敌、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人被公审处决。“肃AB团”进入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第二阶段。红二十军被解散，从军长到副排长，该军的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遭到枪决。“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处决），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官方一直把“肃反”灾祸的罪责归咎于王明，其实罪魁祸首是毛以及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直到在1931年底抵达苏区了解“肃反”真相后，周才开始纠偏。不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也曾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批评了毛的反“AB团”存在“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这封信后在延安整风中还被当作王明路线批判，但周的名字被略去。负责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的指示信，批评了“肃反中心论”的口号。
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的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批评了毛领导的总前委在“肃AB团”中滥用酷刑，“以杀人为儿戏”。周只是对之前的肃反有所纠正，并没有叫停肃反，肃反工作仍在继续，如李文林、曾炳春等人还是被处决，此后又杀了两百多人。
赣南有“肃AB团”，闽西也有“肃社会民主党”。始于1931年初的闽西“肃反”，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有六千多人被当作“社党分子”杀害。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党，拥兵自立，之后又爆发了与富田事变类似的“坑口事变”。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主要责任人是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另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也负有很大责任。如最早周就以中央的名义要求福建省委、闽粤赣特委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后来才批评闽西的“肃反”“过火化”。
跟项英一样，邓发也是中央为了加强苏区工作被派遣到苏区的，邓发到达闽西龙岩，担任新成立的闽粤赣特委书记。不同的是，项英去江西苏区对“肃反”进行了纠偏，而邓发则主导发动了闽西的“肃反”运动。在1931年1月的一次集会上，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部分指战员喊错了口号，把第三国际当成第二国际，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为此，邓发发动“肃社民党”运动，处决了红十二军100团政委林梅汀等人。
闽西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等人被扣上了“社党分子”的帽子，1931年5月27日，县武装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带人扣押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中共闽粤赣省委（原特委）书记邓发派新红十二军去镇压，李真、何登南等人被处决。后来负责“肃反”的闽西政府肃反部裁判部部长林一株也被当作是“社党”分子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等人。
闽西肃反进入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好经过闽西前往赣西，任弼时向邓发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抵达赣西南后，任弼时还撤销了项英的职务，原因就是项英肃反态度消极。
1931年10月前后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信后（信里批评了“打AB团”过火化），任弼时开始对毛冷淡。11月，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张鼎丞向毛汇报了闽西的肃反工作，毛指示立即 纠正肃反扩大化。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为闽西肃反，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邓发被挨整。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仍然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只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直到1985年，才给傅伯翠等人平反，承认闽西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肃社党”运动完全是个冤案，而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也进行了“肃反”，同其他苏区一样，“肃反”也都成为清除异己、树立权威的权斗工具。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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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中共首次大清洗——苏区恐怖的“肃反”
毛是江西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在“肃AB团”之前，毛就在井冈山发动了“洗党”，打击党内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带领秋收暴动残余势力上了井冈山的毛，经过两三年的耕耘，逐步站稳脚跟，在江西苏区也初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期间，朱德曾挑战过毛的权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支持下，毛战胜了朱。朱、毛之间矛盾告一段落，但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矛盾却因意见分歧而变得尖锐化了。独断专行的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对此难以容忍的毛采取了极端恐怖的肉体消灭手段。
在“肃反”之前，中共解决党内纷争都只是采取思想批斗的方式，而毛开创了以消灭肉体的方式解决党内纷争。这一创举突破了党过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为此毛找了一个借口，他说赣西南的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清洗。
毛与赣西南方面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土地政策，毛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赣西南主张执行中共六大作出的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二是权力分配，毛提出将赣西、湘赣边界两个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后来毛任命亲信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另外毛还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成立红六军，但这些决定遭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赣西南方面认为这些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毛于是召开“二七”会议，指出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犯了两项“严重政治错误”，第一，仅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是要走富农路线，第二，“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接着毛以红四军总前委的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自此，江西苏区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肃AB团”大清洗。
“肃AB团”斗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0年春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是从1931年5月到1932年初。
“二七”会议后，刘士奇领导赣西特委率先发动“肃AB团”，印发《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恐怖清洗就此开始。刚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李文林不知是出于自保，还是别的原因，也积极跟着“打AB团”。
赣西南特委首先拿团特委发行科的朱家浩开刀，在刑讯逼供下，朱家浩捏造了一批“AB团分子”。接着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鼓动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毛在清洗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对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展开清洗，捕杀了一批对自己不满的指战员和一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如在朱、毛争斗中支持朱的何笃才就遭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
参加完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李文林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二全会”上，李不仅指责毛，还撤销了毛亲信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被激怒了的毛不久就将李文林等人逮捕，并让亲信曾山代替李文林，领导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随后，毛写信给江西省行委，让曾山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负责肃反，捕捉省行委常委兼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等人，要求“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那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没过几天，毛又派亲信古柏（总前委秘书长）前往富田协助肃反。
抵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的李韶九，向苏维埃主席曾山面交了毛的指示信。随后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被捕。李韶九对这些人实施了酷刑，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这些人的妻子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遭到“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酷刑。
1930年12月10日，李韶九带着一个警卫排押送谢汉昌至二十军所在地东固，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商讨肃反。被谢汉昌供出的“AB团”分子有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等人，李韶九跟刘是同乡，没有立即对刘进行刑讯逼供，而是先劝其招认。12日，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商对付李韶九，认为李代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毛打击赣西南地方派的阴谋，于是他们率领独立营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李韶九被抓后得以逃脱。后谢、刘又率独立营在傍晚赶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等七十余人，曾山、古柏得以逃脱。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谢汉昌、刘敌想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人的支持，到处张贴《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有“党皇帝思想”，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他们还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试图离间毛与朱、彭的关系。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收到该信后，草拟了一份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但其副手黄公略不太认同，不过他也没站出来反对。毛的“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得到手握重兵的彭德怀的支持，巩固了毛已遭动摇的地位。
为了替自己狡辩，毛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毛认为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化身，反对自己就是反革命，就是“AB团”。
富田事变爆发后，“肃AB团”第一阶段结束。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毛、朱参加中央局。项英取代毛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后，对毛的“肃反”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纠偏。中共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苏区，也是为了落实苏联的指示。
苏区中央局成立的次日，项英就以中央局的名义发出通告，对富田事变作出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反党行为”，但也批评了毛的“肃AB团”有扩大化的缺点和错误。项英对二十军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采取了安抚，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人也“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但中共中央很快就否定了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性，恢复了总前委的领导，并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苏区处理富田事变。共产国际也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但同时指出对“AB团”这种反革命组织力量有夸大之嫌。
在中央代表团到达前，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再次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否定了项英的意见，认为“（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5月，恢复了毛领导的总前委，项英的纠偏被叫停。随后毛取代项英成为苏区中央局书记，成立了以毛亲信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刘敌、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人被公审处决。“肃AB团”进入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第二阶段。红二十军被解散，从军长到副排长，该军的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团取消派”遭到枪决。“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处决），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官方一直把“肃反”灾祸的罪责归咎于王明，其实罪魁祸首是毛以及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直到在1931年底抵达苏区了解“肃反”真相后，周才开始纠偏。不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也曾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批评了毛的反“AB团”存在“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这封信后在延安整风中还被当作王明路线批判，但周的名字被略去。负责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的指示信，批评了“肃反中心论”的口号。
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的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批评了毛领导的总前委在“肃AB团”中滥用酷刑，“以杀人为儿戏”。周只是对之前的肃反有所纠正，并没有叫停肃反，肃反工作仍在继续，如李文林、曾炳春等人还是被处决，此后又杀了两百多人。
赣南有“肃AB团”，闽西也有“肃社会民主党”。始于1931年初的闽西“肃反”，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有六千多人被当作“社党分子”杀害。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党，拥兵自立，之后又爆发了与富田事变类似的“坑口事变”。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主要责任人是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另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也负有很大责任。如最早周就以中央的名义要求福建省委、闽粤赣特委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后来才批评闽西的“肃反”“过火化”。
跟项英一样，邓发也是中央为了加强苏区工作被派遣到苏区的，邓发到达闽西龙岩，担任新成立的闽粤赣特委书记。不同的是，项英去江西苏区对“肃反”进行了纠偏，而邓发则主导发动了闽西的“肃反”运动。在1931年1月的一次集会上，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部分指战员喊错了口号，把第三国际当成第二国际，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为此，邓发发动“肃社民党”运动，处决了红十二军100团政委林梅汀等人。
闽西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何登南等人被扣上了“社党分子”的帽子，1931年5月27日，县武装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带人扣押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中共闽粤赣省委（原特委）书记邓发派新红十二军去镇压，李真、何登南等人被处决。后来负责“肃反”的闽西政府肃反部裁判部部长林一株也被当作是“社党”分子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等人。
闽西肃反进入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好经过闽西前往赣西，任弼时向邓发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抵达赣西南后，任弼时还撤销了项英的职务，原因就是项英肃反态度消极。
1931年10月前后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信后（信里批评了“打AB团”过火化），任弼时开始对毛冷淡。11月，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张鼎丞向毛汇报了闽西的肃反工作，毛指示立即 纠正肃反扩大化。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为闽西肃反，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邓发被挨整。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仍然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只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直到1985年，才给傅伯翠等人平反，承认闽西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肃社党”运动完全是个冤案，而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
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和夏曦、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也进行了“肃反”，同其他苏区一样，“肃反”也都成为清除异己、树立权威的权斗工具。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