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民党”主席，八九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石根，在709抓捕中，原本仅仅是被旋风捎带进去的，起初外界以为会与2014年5月纪念六四会议关了一个月一样，没多久就出来。没想到胡石根这次再次成了主犯，在当局眼里，没有胡石根这个老牌政治犯压在最前面，两大律师所以及相关人员就没有办法政治化为“颠覆和煽动颠覆”的罪名，进而不便将这批维权人士敌对化予以镇压。
民运起于维权，民运是维权的更上一层次。从西单到今天都这样，一波一波的，维权是门口，民运是殿堂。
从八九学生运动到今天的维权，从政治高度和民间的政治组织力来说，是节节后退的过程，从高山滑坡到低谷的过程，八九是最接近胜利目标的广场运动，然后退到92与93年组党，例如胡石根等的自民党和很多不知名的地下组织，这个基于反思八九广场失败的教训，例如无组织性和非暴力。然后退到市场改革后的反对党运动，98民主党。组党失败，组织路径被阻碍，然后就退到无组织无纪律布朗运动般的维权运动，去政治化，以至于同城饭醉政治高度低到仅仅是吃饭喝酒，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后退和去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找回土壤和生存根基的过程。将来再次杀上广场，就是一场超限战升级版的广场运动。
胡石根成为给维权政治构罪的材质
作为“自民党”主席，胡石根在709抓捕中，我以为仅仅是被旋风捎带进去的，与上次纪念六四会议关了一个月一样，没多久就出来。没想到胡石根再次成了主犯，在当局眼里，没有胡石根这个老牌政治犯压在最前面，两大律师所以及相关人员就没有办法政治化为“颠覆和煽动颠覆”的。近日八九工自联的骨干刘少明，因为近年来不断去政治化维权而入狱受审，但当局仅仅控以与“八九六四”相关的罪名，不提维权。由此可见八九六四的政治高度，民运的政治高度，及其敏感性，公共剩余价值，对体制的杀伤力，远远比维权更大，有六四和六四人物在维权运动中在场，去政治化，合法性暧昧的维权，就很容易磁化为政治化的六四延续。在广州，刘少明和我讨论过劳工运动如何政治化问题，如何融入或者变为民主运动问题。
2006年我编辑过一本书稿《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没地方出版。维权是六四的延续和隐秘存在形式。
当年我的思考，为啥要把民运和六四隐秘地变为维权，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民主化在大国范围内的严重滞后性，整个世界范围之内除了中国所有有力量的大国早已民主化多年，民主化时代的战士早就退潮，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民运异议人士就没有国际性的同时作战的民主人士联手。而维权人士不同，政治化民主化在其他大国退潮之后，有着中立性的去政治化的法律之下的社会活动人士，例如维权律师，就有同时作战的国际性战友，有“白求恩”进来声援支持。你可以看到709中头号主犯胡石根，作为老民运没国际势力没国际组织声援，而趋于中立性的新维权王宇律师等成为国际舆论主角。
维权是压到了民运，作为提倡维权压倒民运的始作俑者，我心理充满了不安。因为当年觉得民运没根基太虚转维权，后来发现维权被访民维权捆绑，太实太沉没法上升。是不是到了民运翻过来压倒维权，并且帮助维权运动从访民维权捆绑中解放出来，把主力放在环保和劳工维权上呢。
在当局眼里，政治化的一定高于去政治化的，这是一种价值生产。而维权提供了针对颠覆性的价值重估，自我为城，权利是最重要的，不管政治化还是非政治化，都直接指向目标，一定要实现权利，当然去政治化的自己制造的人为妨碍会少一些。可是维权运动有一种顺应和要求当局进行封神，放弃主体性和自我价值生产的逆流，衡量自己行动的公共价值，需要当局认可或者反向认可，没被喝茶就没价值，没被抓坐牢就没价值，不是去算计自己目标的实现程度，赔到多少钱，攻城略地多少，对民主化推动的真实贡献多少，而是当局对他有多重视。
民间学者邢正杰说，争抢「难民」资格为目的的反对或抵抗总是带有表演性质，强依附性弱主体性，怎么会太在意结果。
访民维权的局限性
访民维权对维稳资源的耗费，实际上是维稳机制的一个部分，因为维稳费用耗散于国内，至少三分之一又转换为税收，还有可以增加gdp和就业，耗散于体制之外对体制有破坏性的极少。
除非访民维权大规模，全面开花，才有杀伤力，否则都是维稳机制。过不了临界点。目前对访民维权的浪漫乐观吹嘘，都在于过了临界点之后的爆炸性，现在爆炸之前提前预支爆炸后的支票前景，也就是把渴望投射上去，拔苗助长，有一点点东西，就说成地动天摇。
当对维稳的对抗，可能是维稳机制的一部分时，是维稳的再生产的过程。那么就要问对抗是否有其他作用，尤其是秩序意义再生产，打个比喻，能否闹出一个新中国当然，合法性暧昧的维权，是有新中国渴望，想让中国变好，然而其合法性暧昧造成意义秩序再生产，被现体制吸纳而秩序，也就是在维稳资源的耗费上，是维稳机制的再生产，在秩序意义再生产上，生产出来被吃掉，生产出来被吃掉。
所以在共党范围抵抗的人越多，维稳机制就越发挥作用，机器就越转越快，维稳再生产机制就越强大。可以给共党范围内抵抗的人扣一个帽子，小骂大帮忙的帮凶，包括政治反对。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一些人从沼泽泥潭里面来出来，洗干净，不肯出来的就算了，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当踏脚石。
在共党范围内抵抗的人越多，除非过了临界点，之前都是帮忙维稳的。之后才是摧毁性的。
访民维权和街头反对被中共死守，加上其政治属性过于暧昧，缺乏很大规模的同等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统一性，是注定过不了临界点的。严防死守之外的才有可能，只有劳工运动具有最强大的统一性，同质性，才能过临界点。
能大规模开花的，只有农民工。马克思说的对的，只有一个上升的阶层，其利益与总体利益是一致的，才能是主导性的领导阶层。
新时代的反围剿
访民或者上访如果构成受害者维权运动的必须过程，那么如何帮助他们他们？
用升级版的民运压倒访民维权。从78年知识分子对法治的追求，批判青天大老爷清官意识，批判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识，批判下跪，知识分子民运确实有着对访民上访缺乏主体性和法律下公民身份的鄙视，这个鄙视，一直保留和应该有所保留。
当民运局限于推进政改并且无能革命，于是十来年前我们用维权压倒民运，用行动替代启蒙，然而很不幸严重受制于依赖于中共提供合法性的访民维权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角。访民维权除了耗费维稳资源外，对抗争的剩余公共价值贡献甚小，其构建公民身份的努力，还是成为中共合法性的公民，并没有超越价值。而且现实中接触的不少访民维权人士个体，已经非常狂妄，搅起内部纷斗。
维权运动是一个海量分子的布朗运动，不是维权分子个人，而是整体其作用，其个人大部分如海里的一滴水，微不足道，聚合成海洋才能引起风暴。我认为访民维权是所有维权里面最为自私的，其公共效应不足依赖，如同甘蔗渣。于是又到了翻馅饼的时候，把民运升级起来，如到民国政治中运作，获得领地地盘，然后压倒访民维权，维权运动中的访民维权是有合法性暧昧“病毒文件”，是要隔离到“病毒文件区”的。
访民维权有着“中央极权陷阱”。众所周知，访民维权皆在现体制所设定的路径和场域里面进行，带有极为严重的“拥护中央集权”体制色彩，几乎没有任何自我反思和跳跃出去的能力。而权利的保护，尤其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是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会，以及与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司法体系来完成的，中央集权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都因为国防外交整体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明显或者隐形剥夺公民权利作为前提，也就是访民维权诉诸于央地冲突请求中央制裁地方，是在错误体制之上的再次错误。而在央地冲突中，访民维权之上升级为新公民运动或言论政治自由等公知化诉求乃至政治反对等等，也就是维权的民运化，其实是有陷阱的，被利用来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出路并不在访民维权往传统民运路径靠拢，向上走，而是往地方议题往下走，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力军，来于底层回归底层，从泥土而出，回归于泥土，从大地涌出，回于土地。
两三年前郑州市委调研结论说，访民维权已经有统一性，不再是基于利益，而是超越利益达到观念一致。例如在央视新华网上抨击翟岩民的组织性行动，也就是担心观念一致，再加以组织化就要成气候。这是对这十年来维权运动主力访民维权，以及被包裹进去的维权律师的围剿。
既然是围剿，那民间就要有反围剿，与之舆论战斗街头抗争是反围剿，不与之肉搏，转移阵地，顺着维权运动和访民维权的规律走“下一步”，把主力带到原来阵地之外，做新的阶段行动反过来威慑，也是反围剿。而后者往往是更另当局害怕的。你看当局通过中央级媒体抹黑屠夫王宇翟岩民刘建军，是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的，让他们别站在“坏人”这一边。从来不是为了吓唬改造已经是“坏人”的访民和维权律师群体，后者已经是黑五类，没法改造。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又加上后来埃及爆发革命，当局成立了108专案组，据说全国20个，与刘晓波亲密的或者因为批评他而亲密的都给了专案组待遇，而我忝列其中，专案组的目标是一年之内把我们的思想改造过来。这个目标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明白自己是做做样子。
那么切断访民维权和维权律师的社会基础，下一步需要延伸部分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当局要做的。既然当局要做的，那么我们也要做延伸，翟岩民以他的努力和代价证明组织化往上走，是要被打散镇压的，那么往下走，继续下沉，从现有的维权运动格局跳出来，继续往下面延伸。当年维权运动就是从知识分子往下延伸，访民维权成为主角，如今应该从访民维权往下延伸，继续下沉。访民维权已经有了与上面的借口，正是往上面接头的过程中，而往下延伸的工作给搁置了。如竞选当地的人大代表，是我们前十来年给访民领袖提出的主张，下沉把比访民更底层的民众再联系起来，通过目前的制度空间。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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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胡石根成为当局镇压维权的材质
作为“自民党”主席，八九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石根，在709抓捕中，原本仅仅是被旋风捎带进去的，起初外界以为会与2014年5月纪念六四会议关了一个月一样，没多久就出来。没想到胡石根这次再次成了主犯，在当局眼里，没有胡石根这个老牌政治犯压在最前面，两大律师所以及相关人员就没有办法政治化为“颠覆和煽动颠覆”的罪名，进而不便将这批维权人士敌对化予以镇压。
民运起于维权，民运是维权的更上一层次。从西单到今天都这样，一波一波的，维权是门口，民运是殿堂。
从八九学生运动到今天的维权，从政治高度和民间的政治组织力来说，是节节后退的过程，从高山滑坡到低谷的过程，八九是最接近胜利目标的广场运动，然后退到92与93年组党，例如胡石根等的自民党和很多不知名的地下组织，这个基于反思八九广场失败的教训，例如无组织性和非暴力。然后退到市场改革后的反对党运动，98民主党。组党失败，组织路径被阻碍，然后就退到无组织无纪律布朗运动般的维权运动，去政治化，以至于同城饭醉政治高度低到仅仅是吃饭喝酒，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后退和去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找回土壤和生存根基的过程。将来再次杀上广场，就是一场超限战升级版的广场运动。
胡石根成为给维权政治构罪的材质
作为“自民党”主席，胡石根在709抓捕中，我以为仅仅是被旋风捎带进去的，与上次纪念六四会议关了一个月一样，没多久就出来。没想到胡石根再次成了主犯，在当局眼里，没有胡石根这个老牌政治犯压在最前面，两大律师所以及相关人员就没有办法政治化为“颠覆和煽动颠覆”的。近日八九工自联的骨干刘少明，因为近年来不断去政治化维权而入狱受审，但当局仅仅控以与“八九六四”相关的罪名，不提维权。由此可见八九六四的政治高度，民运的政治高度，及其敏感性，公共剩余价值，对体制的杀伤力，远远比维权更大，有六四和六四人物在维权运动中在场，去政治化，合法性暧昧的维权，就很容易磁化为政治化的六四延续。在广州，刘少明和我讨论过劳工运动如何政治化问题，如何融入或者变为民主运动问题。
2006年我编辑过一本书稿《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没地方出版。维权是六四的延续和隐秘存在形式。
当年我的思考，为啥要把民运和六四隐秘地变为维权，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民主化在大国范围内的严重滞后性，整个世界范围之内除了中国所有有力量的大国早已民主化多年，民主化时代的战士早就退潮，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民运异议人士就没有国际性的同时作战的民主人士联手。而维权人士不同，政治化民主化在其他大国退潮之后，有着中立性的去政治化的法律之下的社会活动人士，例如维权律师，就有同时作战的国际性战友，有“白求恩”进来声援支持。你可以看到709中头号主犯胡石根，作为老民运没国际势力没国际组织声援，而趋于中立性的新维权王宇律师等成为国际舆论主角。
维权是压到了民运，作为提倡维权压倒民运的始作俑者，我心理充满了不安。因为当年觉得民运没根基太虚转维权，后来发现维权被访民维权捆绑，太实太沉没法上升。是不是到了民运翻过来压倒维权，并且帮助维权运动从访民维权捆绑中解放出来，把主力放在环保和劳工维权上呢。
在当局眼里，政治化的一定高于去政治化的，这是一种价值生产。而维权提供了针对颠覆性的价值重估，自我为城，权利是最重要的，不管政治化还是非政治化，都直接指向目标，一定要实现权利，当然去政治化的自己制造的人为妨碍会少一些。可是维权运动有一种顺应和要求当局进行封神，放弃主体性和自我价值生产的逆流，衡量自己行动的公共价值，需要当局认可或者反向认可，没被喝茶就没价值，没被抓坐牢就没价值，不是去算计自己目标的实现程度，赔到多少钱，攻城略地多少，对民主化推动的真实贡献多少，而是当局对他有多重视。
民间学者邢正杰说，争抢「难民」资格为目的的反对或抵抗总是带有表演性质，强依附性弱主体性，怎么会太在意结果。
访民维权的局限性
访民维权对维稳资源的耗费，实际上是维稳机制的一个部分，因为维稳费用耗散于国内，至少三分之一又转换为税收，还有可以增加gdp和就业，耗散于体制之外对体制有破坏性的极少。
除非访民维权大规模，全面开花，才有杀伤力，否则都是维稳机制。过不了临界点。目前对访民维权的浪漫乐观吹嘘，都在于过了临界点之后的爆炸性，现在爆炸之前提前预支爆炸后的支票前景，也就是把渴望投射上去，拔苗助长，有一点点东西，就说成地动天摇。
当对维稳的对抗，可能是维稳机制的一部分时，是维稳的再生产的过程。那么就要问对抗是否有其他作用，尤其是秩序意义再生产，打个比喻，能否闹出一个新中国当然，合法性暧昧的维权，是有新中国渴望，想让中国变好，然而其合法性暧昧造成意义秩序再生产，被现体制吸纳而秩序，也就是在维稳资源的耗费上，是维稳机制的再生产，在秩序意义再生产上，生产出来被吃掉，生产出来被吃掉。
所以在共党范围抵抗的人越多，维稳机制就越发挥作用，机器就越转越快，维稳再生产机制就越强大。可以给共党范围内抵抗的人扣一个帽子，小骂大帮忙的帮凶，包括政治反对。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一些人从沼泽泥潭里面来出来，洗干净，不肯出来的就算了，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当踏脚石。
在共党范围内抵抗的人越多，除非过了临界点，之前都是帮忙维稳的。之后才是摧毁性的。
访民维权和街头反对被中共死守，加上其政治属性过于暧昧，缺乏很大规模的同等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统一性，是注定过不了临界点的。严防死守之外的才有可能，只有劳工运动具有最强大的统一性，同质性，才能过临界点。
能大规模开花的，只有农民工。马克思说的对的，只有一个上升的阶层，其利益与总体利益是一致的，才能是主导性的领导阶层。
新时代的反围剿
访民或者上访如果构成受害者维权运动的必须过程，那么如何帮助他们他们？
用升级版的民运压倒访民维权。从78年知识分子对法治的追求，批判青天大老爷清官意识，批判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识，批判下跪，知识分子民运确实有着对访民上访缺乏主体性和法律下公民身份的鄙视，这个鄙视，一直保留和应该有所保留。
当民运局限于推进政改并且无能革命，于是十来年前我们用维权压倒民运，用行动替代启蒙，然而很不幸严重受制于依赖于中共提供合法性的访民维权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角。访民维权除了耗费维稳资源外，对抗争的剩余公共价值贡献甚小，其构建公民身份的努力，还是成为中共合法性的公民，并没有超越价值。而且现实中接触的不少访民维权人士个体，已经非常狂妄，搅起内部纷斗。
维权运动是一个海量分子的布朗运动，不是维权分子个人，而是整体其作用，其个人大部分如海里的一滴水，微不足道，聚合成海洋才能引起风暴。我认为访民维权是所有维权里面最为自私的，其公共效应不足依赖，如同甘蔗渣。于是又到了翻馅饼的时候，把民运升级起来，如到民国政治中运作，获得领地地盘，然后压倒访民维权，维权运动中的访民维权是有合法性暧昧“病毒文件”，是要隔离到“病毒文件区”的。
访民维权有着“中央极权陷阱”。众所周知，访民维权皆在现体制所设定的路径和场域里面进行，带有极为严重的“拥护中央集权”体制色彩，几乎没有任何自我反思和跳跃出去的能力。而权利的保护，尤其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是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会，以及与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司法体系来完成的，中央集权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都因为国防外交整体国家利益考虑，倾向于明显或者隐形剥夺公民权利作为前提，也就是访民维权诉诸于央地冲突请求中央制裁地方，是在错误体制之上的再次错误。而在央地冲突中，访民维权之上升级为新公民运动或言论政治自由等公知化诉求乃至政治反对等等，也就是维权的民运化，其实是有陷阱的，被利用来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出路并不在访民维权往传统民运路径靠拢，向上走，而是往地方议题往下走，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力军，来于底层回归底层，从泥土而出，回归于泥土，从大地涌出，回于土地。
两三年前郑州市委调研结论说，访民维权已经有统一性，不再是基于利益，而是超越利益达到观念一致。例如在央视新华网上抨击翟岩民的组织性行动，也就是担心观念一致，再加以组织化就要成气候。这是对这十年来维权运动主力访民维权，以及被包裹进去的维权律师的围剿。
既然是围剿，那民间就要有反围剿，与之舆论战斗街头抗争是反围剿，不与之肉搏，转移阵地，顺着维权运动和访民维权的规律走“下一步”，把主力带到原来阵地之外，做新的阶段行动反过来威慑，也是反围剿。而后者往往是更另当局害怕的。你看当局通过中央级媒体抹黑屠夫王宇翟岩民刘建军，是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的，让他们别站在“坏人”这一边。从来不是为了吓唬改造已经是“坏人”的访民和维权律师群体，后者已经是黑五类，没法改造。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又加上后来埃及爆发革命，当局成立了108专案组，据说全国20个，与刘晓波亲密的或者因为批评他而亲密的都给了专案组待遇，而我忝列其中，专案组的目标是一年之内把我们的思想改造过来。这个目标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明白自己是做做样子。
那么切断访民维权和维权律师的社会基础，下一步需要延伸部分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当局要做的。既然当局要做的，那么我们也要做延伸，翟岩民以他的努力和代价证明组织化往上走，是要被打散镇压的，那么往下走，继续下沉，从现有的维权运动格局跳出来，继续往下面延伸。当年维权运动就是从知识分子往下延伸，访民维权成为主角，如今应该从访民维权往下延伸，继续下沉。访民维权已经有了与上面的借口，正是往上面接头的过程中，而往下延伸的工作给搁置了。如竞选当地的人大代表，是我们前十来年给访民领袖提出的主张，下沉把比访民更底层的民众再联系起来，通过目前的制度空间。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