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勇平：政党

中国大陆的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示公民有结社自由，也就是说，公民除了有权成立一般的公民组织，还有权组建政党。但是在实践中，一旦有人成立政党，就会被打成政治犯，扣上煽颠罪和颠覆罪。在宪政民主国家，想成立政党，只需到相关部门备案就行了。而在极权专制国家，想成立政党，要得到政府批准，事实上，不但得不到批准，组党的人反而会被抓起来。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就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分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政党制度有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两党制如英国、美国等（多为英美法系国家），多党制如法国、德国等（多为欧陆国家），一党制如中国大陆、前苏联、纳粹德国等（多为极权国家）。严格地说，只有一党制和多党制，两党制也是多党制，两党制是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其实除了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也还有其他许多的小政党。即便是轮流执政的两个大党，也有被其他政党取代的可能，如英国早期是辉格党（自由党）和托利党（保守党）轮流执政，后来自由党被工党取代，就变成了由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多党制是由不确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联合执政，一党制是只允许一个政党执政，实行多党制的是宪政民主国家，实行一党制的是极权专制国家。

执政的党派多为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温和党派，前者强调平等，关注底层，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提高税收、提高福利，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民党等；后者强调自由，主张小政府、自由竞争、削减税收、降低福利，如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法国的共和联盟、德国的基督民主党等。激进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都不会有机会执政。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如没有反对党，就不会有民主政治。蔡英文就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

最早的政党是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然后是美国的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中国最早的政党出现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后来才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国民党也的确按此进行了转型，从革命党（军政时期）到执政党（训政时期）再到在野党（宪政时期）。最早是会党的国民党，通过孙中山（军政）、蒋介石（训政）、蒋经国（宪政）三代完成了三次转型。正如蒋经国说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中共已经更换了五代领导人，还没有完成转型，还没有从革命党变成现代政党。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有两次组党很关键，一是自由派（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二是台湾本土人士组建民主进步党（民进党）。1954年，胡适建议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蒋不希望国民党分裂，希望民社党和青年党组成在野党。雷震希望胡适带头组党，胡适虽然支持组党，但不愿带头。1956年11月5日，雷震再次写信给胡适：“我们要挽救危局，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并不是要这个党执政，就是在旁边督促，使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前进。请先生切实把这个问题想想。”1960年，筹备建党的雷震被抓，胡适认为这是摧残反对党运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既不承认，也不打压。

中国大陆是一党专政，其他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不过是充当摆设的花瓶党。不管是毛还是邓，都是一党执政的坚定维护者。毛维护一党专政的方式是不断革命，搞各种政治运动，而邓则是通过改革不断巩固一党专政。赵紫阳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与毛、邓相比，胡、赵则想把共产党改造为现代政党。胡耀邦说：“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赵紫阳说：“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

毛泽东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没有民主常识的独裁者话语。党要领导或组建政府，先要赢得选举，也就是要经过国民授权。即便赢得了执政权，党也只能依法行政，而不能领导军队、国民、学校等。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军，党无权领导，军队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党。国民不需要党和政府领导，党和政府也无权领导国民，党和政府只有服务国民的义务。党无权领导学校，也无权在学校设立党部和进行党化教育。

在谈到合法性时，王岐山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一个政党即便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也应该还政于民，而不应该将政权长期占为己有，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只有还政于民，通过国民授权，才是“人民的选择”，才有合法性。按照王岐山的逻辑，国民党也同样具有合法性，就不应该被他们共产党推翻。

中共现在有八千七百万党员，但其中只有几百万是官员，其余的八千多万党员其实都是普通百姓，无权无势，跟党没多大关系。那几百万当官的党员形成了特权阶层，是阻碍中国大陆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大阻力，但宪政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年苏联解体时，苏共就很识时务没有对民众开枪，这让兔死狐悲的中共痛心疾首，如有人就抱怨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殊不知特权阶层即便想阻挡也是螳臂挡车，而且一旦对民众开枪，就必定会遭到清算，就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那样。

中共在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1989年差点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要把中共变成现代政党，靠他们自身是太难了，还得依靠外力倒逼。中共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自己改造为社民党那样的现代政党，通过竞选再去执政；二是顽固不化坚决不改，结果被边缘化或被法律所禁止。

费孝通1946年访美时在日记中写道：“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