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今夜无人致谢——如何书写抗争报道(之一)兼人权新闻奖感言

赵思乐

日前,我得知的自己的报导作品《覆巢:中国权利NGO生死劫》和《寇延丁:128天的地狱,100公里的救赎》(google即可搜到)分别被授予香港人权新闻奖「中文报导及特稿」的唯一大奖和一项优异奖。

能获得这份荣誉,我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但对于最应感激的人——新闻故事中的主角们,我却不能说出一句「多谢」。

获得「人权新闻奖」,意味着我写下的都是些「没人权」的故事。而作为自由撰稿人,我并不愿意写单纯的惨剧,我想发现并记录下的,是惨剧中人的挣扎和反抗。

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个贼,偷了别人一片最痛苦、最屈辱,但也是最闪烁动人的人生,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阵阵希嘘和讚歎。

当然,我在採访和书写的时候,没有瞒没有骗也没有强迫谁。受访者也是怀着揭露真相、寻求公道的愿望接受我的採访。但每一个做过中国人权报导的记者都会明白:相比故事中的他们的付出和需要,一篇报导能帮到的实在太少太少——就像石头投入大海,只泛起微不足道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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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颁奖礼的台上,我成了突然被灯光照亮的贼:受难的是他们,拿奖的却是我。我讲不出「多谢」,因为我不能「多谢」他们无辜受难。而对于他们的勇敢不屈,说「多谢」单薄得令人羞愧。

好像没什麽用,收入不高,辛苦又难受,为什麽还要写呢?这关乎本文真正想谈论的主题:

抗争报导写作

任何新闻教科书都没有「抗争报导」这个门类。过去一年,我都在书写被政治打压的人和他们的抗争,期间遭遇了无数的伦理、心理和技术拷问,却没有课本和老师可以告诉我标准答案。

渐渐地,我积累了一系列相关经验、反思和原则。如今,面对讲不出「多谢」的愧疚,我想要把它们写下来,与有兴趣的同行和读者分享,希望对正在受难的抗争者也能有一点点好处。

当然,写下这些文章,不代表我能给出标准答案,而仅仅是一种尝试,供读者参考讨论,期待这个主题能引起正视和共鸣。此刻你看着的文字,就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抗争报导的背景与意义」。

极权社会下的「抗争报导」

「抗争报导」,不单指书写的对象是抗争,还在于这种新闻文本的书写本身「就是」抗争:它是文字,也是运动。

这一性质,本身已经构成对经典「新闻」定义的挑战。

「抗争报导」如何在具备抗争性的同时,保持新闻的专业底线?这是「如何书写抗争报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讨论这个核心问题,首先需要釐清问题背景——所谓「抗争报导」,产生于这样的社会:

这个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垄断当局,它通过行政行为和国家暴力侵害民众的同时,还控制着立法、司法、媒体和公共空间(包括互联网)。

这意味着,民众失去了一切保护其权利的安全网。立法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要合法化侵权的施行。司法保证侵权无法申诉,媒体在思想意识层面合理化利维坦的存在,公共空间更不允许出现质疑的声音。

从政治学的角度,以上种种代表著一个极权/威权/独裁的体制(三者略有不同,但基本都符合以上描述),为方便起见,下文中将这样的社会称为「极权社会」。

基于「极权社会」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报导如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独立性和自由性要求,就已经构成对利维坦的抗争性。

另一方面,如果正视「极权社会」的现实,承认抗争者身处极不平等的结构,传统新闻工作中根据「中立性」守则而形成的种种具体手法,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比如,新闻教授会教导学生:对立双方的观点应得到比例大致相同的展现;如果做不到,至少要给予双方平等的说话机会。这在实际工作中,意味著新闻发布前要将内容告知被批评对象,并请对方迴应。

然而在「极权社会」,所谓平衡报导,常只是延续话语权的不平等;而提前知会批判对象,更可能在新闻发表前,就给採访对象带来严重的恐吓和报复,以强迫其撤回所说的话——这往往比新闻直接发表带来的报复要严重得多。

但重新审视「中立性」原则的内涵和实施,不代表要抛弃这一原则。这是一个重要而複杂的议题,我会将它放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

在「极权社会」中,书写政治打压事件及其中人们的处境与反抗的报导,就是「抗争报导」,它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

仅从它的定义,其中蕴含的危险、困难和代价就不言而喻。

「抗争报导」的意义追问

儘管「抗争报导」努力书写极权社会中的反抗,但就像上文提到的,它对抗争者的直接帮助往往很小──即使存在,也难观测。因为,在民主社会中那种「报导-舆论-压力-改变」的稳定路径,在「极权社会」中并不存在。而国际压力,对体量庞大的「极权社会」作用也有限。

而且由于信息垄断,「极权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受压迫者和抗争者都很难看到这些报导。过去一年,我写了十多万此类文字,可每一篇在国内渠道的閲读量,几乎都不过万。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不存在的写作者」。

既然如此,「抗争报导」到底有多大意义?

这个问题,需要抗争者本身,和每一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读者去回答。他们的答案必然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是错误答案。

作为书写者之一,我在此给出自己目前的答案──这也是我在「抗争报导写作」带来的种种后遗症折磨之下,仍想坚持的原因。

我想问的是:

人类如何度过黑暗年代?

对我来说,这是关于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而「抗争报导」的写作,正是导向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我们都身在黑暗之中,还没有看到天亮,无人能给出可验证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我的写作里,这个问句中的「如何」,首先是在求描写,其次才是在问路径。

也就是说,我在「抗争报导」中寄託的基本愿望,是描写和记录。

而「人类如何才能结束黑暗年代」的路径追问,则是我在採写中选择坚持的问题意识。

在当下,「抗争报导」如果能传播开来,至少可能对抗争者有一定的保护和参考作用,对受压迫者则可能带来启发和鼓舞。就算现在看到「抗争报导」的人很少,它也会以种种方式沉入历史。

或者将来有一天,黑暗年代过去,有人会在数据库的暗角里看到它,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原来黑暗年代并不是全然的沉默和漆黑一片。原来黑暗中仍有光,即使奄奄一息,总像在下一秒就要熄灭,但他们留住了那光,守到了天亮。

将来的人,或许会有智慧从这些记录中提炼出预防和结束黑暗年代的方法。

转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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