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别了，灰色空间

4月28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境非法》）经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实施。

法案规定：

中国警方可以“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以及其他负责人”；

认为备案的临时活动有危害国家安全等情形的，可以要求停止活动；

对有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违法犯罪情形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将其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或者开展临时活动”；

还可以遣返或拘留相关责任人。

《境非法》在去年4月公布二审草案并征集意见后，备受国内外关注。一年后，《境非法》正式三审通过，一年半后实施。

相比同期公布二审草案的《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雷厉风行，半年后即通过并直接实施，《境非法》已经算是“延宕”了。

从立法过程来看，《境非法》和《国安法》一直是对“神秘的双胞胎”。

2008年，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初次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由此至2014年的6年间，人大常委会都遵守了这一决定。

但“双胞胎”终结了这个常规，两法案都不在12届人大常委会的五年（2013~2018）立法规划内，也不在2014年立法计划内，更没有公开初审草案，直到二次审议后，才被公开征集意见并加入2015年立法计划。

《境非法》“延宕”的原因，很可能是相比于《国安法》属于“内政”，《境非法》更能撬动国际关注和压力，据悉，许多有影响力的使馆和大型国际基金会，都通过内部或公开渠道表示了担忧。

去年7月，中国官方更罕见地为《境非法》组织了座谈会，领导人［郭 sheng kun］主持会议并“灭火”：“中国欢迎和支持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发展。”

由于郭是负责安全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因此有资深公益领域分析者将此话类比街头斗殴时，一个人向对方喊话：“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境非法》对境外组织的规定有哪些具体的不合理之处、会带来哪些具体限制，并不是本文要详述的内容，况且，“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可怕之处，本不在于它长什么样，或会取什么角度落下，而在于“失控”——你无法知道剑的下落时刻，你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

除了国际影响，《境非法》也是近两年引起国内民间回响最大的两部法律之一，另一部是《慈善法》，其回响甚至大于《国安法》、《反间谍法》和《反恐法》。

原因在于，相比另外三法是把“死线”挑明压紧，《境非法》和《慈善法》则是正式“回收”了民间社会的“灰色空间”——合法但不受官方欢迎的社会空间——而这种“灰色空间”正是90年代尤其21世纪以来，中国“公民社会”赖以生存滋长的土壤。

中国的“公民社会”，由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狭义上指的是：依托官方有限且模糊的放开NGO、媒体市场化和院校与社会合作生长起来，以“公益”为标志性话语，有一定社会和政治理想的社会组织和人士，总体而言是温和的、中间社会的、去政治反对的。

多年来，“公民社会”的工作者们希望，通过在“灰色空间”中建设实质有效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力量，促使政府容忍而后承认“公民社会”，并与之合作，由此实现社会的平稳民主化／自由化转型。

然而，“灰色空间”最终没有转白，而是被下决心回收，这基本宣示了这种美好愿望的破灭。

“回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最明显的，“公民社会”光谱中越关注“权利”的组织和个人，其资金越主要由“不受欢迎的”国外基金会和国内私人私下捐款支撑，接受这类资助本身在过去并非直接违法，而如今，这种资金上的“灰色空间”被回收；

另外，《境非法》和《慈善法》对于注册、备案、审核、撤销的诸多规定同步回收了组织上的“灰色空间”；

再加上越发严厉和任意的“老五样”——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两年来不断回收行动上的“灰色空间”，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斧底之薪已然抽完。

下一步，大概是要回收中国民间社会的“氧气”互联网了。事实上，随着网警入驻主要网络公司、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互联网主权的提出，基本布局已成，只等《网络安全法》就位。

地上再无生火之处，但然后呢？民众的不公不满真的能被冻死吗，抑或怒火转入地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地等待一次爆炸？

转自：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