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的较量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命题，知识分子自古就有驱逐权力黑暗的政治抱负。任何权力都明晓知识的潜在威胁，知识分子是专制权力的解构力量。因此，千百年来，老到的权术会尽一切所能来压制知识，或者收买和分化知识分子。知识的力量可能超越历史长空，但很容易在当下迷失，因此，知识分子也常常兴高采烈地被权力所左右。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有时候急于寻找光明，而忽视了脚下的黑暗，在奔向由权力提供的窗口之时，不但不能走出地狱，还会陷入更深的牢笼。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即便连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大家也对窑洞中的毛式承诺激动不已。或者像吴晗这样的明史专家，经不住乌托邦的天堂诱惑，竟然与恩师胡适分道扬镳，最后自食其果。一个能穿透千年历史的人，不一定就能看破信誓旦旦的当下，包括那种承诺抓着自己头发飞起来的某种方法论神话。
知识分子有着浪漫的自娱偏好，在权力的眼中稚如孩童。知识分子由于知识的熏染往往对于自己感觉的世界有着表达真知的欲望和强烈的感情，而且对于世界求变心切。尤其在文人型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致使现实的困难被矮化，甚至消除，罗马仿佛一夜之间即可建成。这种浪漫的想象会刺中现实权力的敏感神经，往往遭到权力的反扑，而在与权力的现实对决中又空无一策。知识分子天生的特点在于自己的独立性，这在文学、艺术创造中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独特生命经验的表达才有知识的增量，但与现实权力的冲突中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尽管有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但在现实方法论方面的神话如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由自己的热情葬送了自己的理想。问题的出现在于知识分子用想象简化了现实权力的力量以及深刻的黑暗，甚至用知识逻辑化约为现实逻辑，对于现实权力结构的邪恶过于忽略。这就是为什么文人型的知识分子总是在最后捶胸顿足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者空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就是他们曾经把真正的黑暗当作了光明的通道。屈原、苏轼、李白莫不如此，这种浪漫的对自己知识的想象化至多是一种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说文人的想象是浪漫的，那么权力则是非常现实的。如果说想象具有碎片化特征，那么，现实的权力则具有整体化的色彩。想象往往出自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善意，而现实权力则考虑自己的利益稳固。所以，碎片化的知识分子的浪漫行为可在艺术领域有效作为，面对铁幕一样的现实权力则无从下手。正如尼古拉斯·W·普纳所说，“由单个个体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不太可能有多大效果。他会被看成是古怪的人，观察他比镇压他更有趣。因此，有意义的公民不服从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实践的”。现实权力不仅天生压抑知识分子，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知识的蔑视。虽然民粹主义的蒙昧时代已经过去，但现实权力结构并不是一种知识的文明承接，而是一种梁山衣钵的继承，其蒙昧主义的病毒依然潜存在权力的血液中，它们有着驱逐知识与真理的本能。这是今天的浪漫派知识分子所估计不足的。浪漫派知识分子大多时候也继承了幼稚的酵母，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种共同的利益建构。即便是深刻如刀的鲁迅，在人性的解剖方面可以入木三分，但是面对现实政治则稚若孩童，这种文人型知识分子的局限，明显地在于对权力自省或权力向善的过度幻想。
逻辑型知识分子同样有着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不亚于权力的自负。托克维尔发现，“支配法学家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纯粹逻辑快感中的济世情怀，其实与浪漫型文人的理想抱负是一体两面。如果说，文人的浪漫来自对未来的想象，而逻辑的判断也同样来自对现实的想象。也就是在知识的逻辑中忽视了现实的反逻辑，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知识利益立场。逻辑判断是绝对正确的，逻辑基于事理，但是历史并不是逻辑，虽然历史也不是非逻辑。现实权力同样如此，有来自历史的经验，也就是长期的历史背后形成的经验，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逻辑，但历史的逻辑并不是纯粹的知识逻辑，它常常在逻辑的推演中轰然断裂，人类的历史逻辑只是一种大致的逻辑。也就是历史逻辑不等于逻辑。历史逻辑只是一种经验逻辑，如果夸大了这种逻辑判断，则成为理性的自负。逻辑判断往往轻视现实权力的反逻辑能力，也忽略现实权力格局中的非逻辑因素，致使逻辑型的济世情怀还是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逻辑判断对于消解现实权力没有意义，而是说不能在理性的自负中放大这种作用，因为作用一旦放大，也同样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别说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反逻辑，就是个体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生存本能。正如霍布斯所说，感觉和记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这是木已成舟不可改变的东西。逻辑则是关于结果以及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依存关系的知识。尤其在后极权社会，由于利益中心制造的强大吸附作用，现实会绑架逻辑，甚至改变历史逻辑。历史逻辑也会突然中断，同样的是，也可能让逻辑的不可思议中得以延长。所以说，如果逻辑与理性要介入现实政治或者权力格局的话，一定要走出纯粹的知识判断，否则会出现布里丹驴效应。经济学中所讲的布里丹驴效应即是，一头理性的驴看见两堆一模一样的草料，但不知道是先吃左边的还是先吃右边的，因为放弃一边的损失和收益同样大小，于是这头驴在纠结中饿死。假若这头驴不是过于理性，仅凭本能就能先吃饱再说，可惜在极度的理性中死于它的机会成本核算。知识分子的逻辑在现实中同样有如此纠结，既愿保守历史，又愿用逻辑推演出制度的未来，结果现实还是现实，甚至现实在向历史回落。理性的过度自信，肯定会忽视了生命的本能要求，甚至对感觉和本能形成压抑，要知道，生存和自由是天赋本能。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着浪漫和理性的双重局限，是因为他们在介入政治关怀中政治经验的缺失，只是一种旧理想的继承而已。如果不在现实关怀中埋葬旧理想，知识分子则始终无法走出这种历史循环。别尔嘉耶夫曾经批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和感觉中，那种分配和均等的利益总是凌驾于生产和创造的利益之上。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总是难以割断旧理想，也就是无法割断与极权主义的脐带，总有一种想象和逻辑中的幻想。尤其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明君情结在一次次遭到重创之后仍不悔改，这种对明君自清的九死不悔的愿望正是知识分子致命的局限。在现代背景下，任何对于明君的期待都是不义的，也是违背历史正义的，这种情结是千年奴性之菌在现代知识之中的发酵，如此，顽固地阻止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那位著名的偷鸡贼的承诺很可能只是一种低级策略，但这种策略很容易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甚至为其歌功颂德。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抵抗有着顽强的意志，但往往见不得一丝光明，其顽强的斗志很容易在一丝虚光鬼火中萎缩或死亡。不仅偷鸡贼的承诺被称为伟大的历史进步，还会因为洞口的打开而放大了自己游说的作用。要知道，非民主状态中的权力结构深不可测，本身就是黑暗的同盟，黑暗是它的背景和全部支撑，而知识分子所感激的承诺并未脱离这一背景。也就是那种承诺并未放弃自己偷鸡的权力，也未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承诺顶多是一种“自我批评”，它随时可以收回。由权力体系进行的自我承诺本来就是权力在剧场状态下的一种常规动作，但往往让一些知识分子欣喜若狂，甚至兴高采烈地走入这个链条。这方面的历史并未走远，不但窑洞中的民主承诺激动了一代知识分子，当代背景中的市场话语同样软化了知识的对抗。知识分子的局限一方面容易为一片绿叶可能带来整个春天的过度想象，一方面混淆了知识与权力在本质上的永远分野。知识的使命在于追求真理，而权力的手段在于掩盖真相。在非民主条件下的权力，其生存条件离不开谎言，谎言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强大支柱，因此，真正的知识不是权力的同盟，而是权力的死敌。别尔嘉耶夫说，“真理总是危险的。由于目的为手段所代替，谎言便积累而成。如此，手段便摇身一变为目的，目的便不可能被达到”。何况，权力的目的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修改，它在初始之时的目的并不等于它在没落之时的目的，虽然它在承诺上没有目的的变化。相对于知识体系的稳定结构来说，现实权力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它因自身所垄断的资源而具有知识分子难以预料的应变能力，在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幻觉中，常常面临来自权力的措手不及的打击。
知识分子有着现实关怀的强烈欲望，这是知识良知的作用，也是知识得以洗涮犬儒化的现实入口，但是，知识分子在享受逻辑快感的济世情怀中必须与旧理想做一了断。否则，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自己的使命，甚至会再一次成为利益中心的盘旋者。从历史经验来看，知识分子对于历史改变的作用是有限的，仅靠知识逻辑别说改变一个国家，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庄也是难于上青天。这就需要知识在现实关怀中必须介入现实命运，知识分子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像自己说的那样去做，任何人不是你可以随便号召的使徒。只有自己承担使徒的命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现实担当。知识分子的浪漫很容易用热情把现实的褶皱烫平，知识分子的逻辑理性又容易美化权力的目的链条，致使知识在历史的权力逻辑中一再扮演权力的使徒。在后极权时代，虽然权力的总发条已经松动，但并不意味着权力体系在放弃自身的历史逻辑，也不意味着知识具有中断这种逻辑的能力，知识分子的思维有着极强的路径依赖，因此，很容易陷入旧理想的历史循环，这就是知识分子极难与历史做个了断。如果不能彻底绝望，也就没有新的希望。旧理想会形成经济学中的锚定效应，就是在不确定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估计值会受到初始值影响并向其方向接近的一种偏差现象。初始的旧理想会像“锚”一样牵引着当下的知识判断和理想路径。虽然历史不是虚无，但是历史并不一定提供全部的今天经验，由于历史的势利，波普尔说，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贫困。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有真正的济世理想，恰恰应该继承的是毛泽东的遗产，因为毛对中国的社会了如指掌。这种遗产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成功学的角度，毛式思维给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提供了借鉴。虽然近年来，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鼓吹保守主义以及甘地和昂山素季，但脱离了具体背景的主义至多是一种知识推演，纯粹的逻辑判断不是现实当中的事实判断。在延续的时空维度中考察，人类历史常常有着不可思议的坍塌，有时候，文明根本不是野蛮的对手。虽然知识与真理能够最终战胜邪恶，但往往属于乐观主义的历史慰藉。正义往往不在当下，许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等得到。知识真理是知识分子的绝对信仰，但在与权力的对抗中需要一种策略，技术理性也许会对权力的专制有致命的作用，但又很难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因此，知识分子并不能拯救世界。当代以来，知识同样有着难以言尽的屈辱，这本不是权力专制的错误，而是知识在自我膨胀中自取其辱。可以说，在没有抛弃旧理想的情况下，知识的每一次屈辱都是因为对于权力的热切邀请。与中国的旧式文人一样，当代自由主义同样的缺陷在于对旧制度没有彻底了断，对于明君与清官的次优选择造成了精神独立的短路，也因此，知识难以靠自身的力量逃出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
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解释世界的能力，权力体系具有强大的利益修复功能，还有着无与伦比的膨胀逻辑。知识往往蔑视权力在现实中的作恶能力，权力则对知识的长久效力毫不在乎。知识关怀历史，权力关注当下。知识真理在历史中获得荣耀，权力的邪恶在当下获得利益，其价值追求的本质分野决定了各自的方法论。以普遍真理见长的知识体系在当下的权力局限中肯定不是权力的对手。因为权力之邪恶被知识所忽视。何况现实世界是眼花缭乱的利益之丰饶，真理永远潜藏在繁华的背后。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说，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不义。最大的悲剧不是苏格拉底之死，而是苏格拉底死后雅典继续走它的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在于对于理想和逻辑的热爱，而在于没有从旧理想的失败中逃脱出来，一味陷入这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知识真理并不能有效介入世界。虽然杰弗逊说，“每当我想到，上帝是正义的，我就会为我的国家忧虑万分；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默”。但是，历史的正义也决不会做等而来，更不会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幻想里，更不会在保守主义的忍耐中。历史的发展逻辑不单是知识的力量，也不单是权力的结果，而是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如果一种内在的力量失去了均衡，历史的天平肯定会发生倾斜，这时候，知识的使命不应该继续提供虚幻的心理慰藉，而应该义无反顾地为时代重新命名。
转自：独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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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知识分子在当下的局限
知识与权力的较量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命题，知识分子自古就有驱逐权力黑暗的政治抱负。任何权力都明晓知识的潜在威胁，知识分子是专制权力的解构力量。因此，千百年来，老到的权术会尽一切所能来压制知识，或者收买和分化知识分子。知识的力量可能超越历史长空，但很容易在当下迷失，因此，知识分子也常常兴高采烈地被权力所左右。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有时候急于寻找光明，而忽视了脚下的黑暗，在奔向由权力提供的窗口之时，不但不能走出地狱，还会陷入更深的牢笼。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往往经得住黑暗的压迫，但无法经得起一丝光明的诱惑，即便连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大家也对窑洞中的毛式承诺激动不已。或者像吴晗这样的明史专家，经不住乌托邦的天堂诱惑，竟然与恩师胡适分道扬镳，最后自食其果。一个能穿透千年历史的人，不一定就能看破信誓旦旦的当下，包括那种承诺抓着自己头发飞起来的某种方法论神话。
知识分子有着浪漫的自娱偏好，在权力的眼中稚如孩童。知识分子由于知识的熏染往往对于自己感觉的世界有着表达真知的欲望和强烈的感情，而且对于世界求变心切。尤其在文人型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致使现实的困难被矮化，甚至消除，罗马仿佛一夜之间即可建成。这种浪漫的想象会刺中现实权力的敏感神经，往往遭到权力的反扑，而在与权力的现实对决中又空无一策。知识分子天生的特点在于自己的独立性，这在文学、艺术创造中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独特生命经验的表达才有知识的增量，但与现实权力的冲突中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尽管有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但在现实方法论方面的神话如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由自己的热情葬送了自己的理想。问题的出现在于知识分子用想象简化了现实权力的力量以及深刻的黑暗，甚至用知识逻辑化约为现实逻辑，对于现实权力结构的邪恶过于忽略。这就是为什么文人型的知识分子总是在最后捶胸顿足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者空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就是他们曾经把真正的黑暗当作了光明的通道。屈原、苏轼、李白莫不如此，这种浪漫的对自己知识的想象化至多是一种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说文人的想象是浪漫的，那么权力则是非常现实的。如果说想象具有碎片化特征，那么，现实的权力则具有整体化的色彩。想象往往出自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善意，而现实权力则考虑自己的利益稳固。所以，碎片化的知识分子的浪漫行为可在艺术领域有效作为，面对铁幕一样的现实权力则无从下手。正如尼古拉斯·W·普纳所说，“由单个个体进行的公民不服从不太可能有多大效果。他会被看成是古怪的人，观察他比镇压他更有趣。因此，有意义的公民不服从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实践的”。现实权力不仅天生压抑知识分子，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知识的蔑视。虽然民粹主义的蒙昧时代已经过去，但现实权力结构并不是一种知识的文明承接，而是一种梁山衣钵的继承，其蒙昧主义的病毒依然潜存在权力的血液中，它们有着驱逐知识与真理的本能。这是今天的浪漫派知识分子所估计不足的。浪漫派知识分子大多时候也继承了幼稚的酵母，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种共同的利益建构。即便是深刻如刀的鲁迅，在人性的解剖方面可以入木三分，但是面对现实政治则稚若孩童，这种文人型知识分子的局限，明显地在于对权力自省或权力向善的过度幻想。
逻辑型知识分子同样有着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不亚于权力的自负。托克维尔发现，“支配法学家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亲和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和力”。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纯粹逻辑快感中的济世情怀，其实与浪漫型文人的理想抱负是一体两面。如果说，文人的浪漫来自对未来的想象，而逻辑的判断也同样来自对现实的想象。也就是在知识的逻辑中忽视了现实的反逻辑，并往往离不开自己的知识利益立场。逻辑判断是绝对正确的，逻辑基于事理，但是历史并不是逻辑，虽然历史也不是非逻辑。现实权力同样如此，有来自历史的经验，也就是长期的历史背后形成的经验，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逻辑，但历史的逻辑并不是纯粹的知识逻辑，它常常在逻辑的推演中轰然断裂，人类的历史逻辑只是一种大致的逻辑。也就是历史逻辑不等于逻辑。历史逻辑只是一种经验逻辑，如果夸大了这种逻辑判断，则成为理性的自负。逻辑判断往往轻视现实权力的反逻辑能力，也忽略现实权力格局中的非逻辑因素，致使逻辑型的济世情怀还是一厢情愿。这并不是说逻辑判断对于消解现实权力没有意义，而是说不能在理性的自负中放大这种作用，因为作用一旦放大，也同样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别说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反逻辑，就是个体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生存本能。正如霍布斯所说，感觉和记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这是木已成舟不可改变的东西。逻辑则是关于结果以及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依存关系的知识。尤其在后极权社会，由于利益中心制造的强大吸附作用，现实会绑架逻辑，甚至改变历史逻辑。历史逻辑也会突然中断，同样的是，也可能让逻辑的不可思议中得以延长。所以说，如果逻辑与理性要介入现实政治或者权力格局的话，一定要走出纯粹的知识判断，否则会出现布里丹驴效应。经济学中所讲的布里丹驴效应即是，一头理性的驴看见两堆一模一样的草料，但不知道是先吃左边的还是先吃右边的，因为放弃一边的损失和收益同样大小，于是这头驴在纠结中饿死。假若这头驴不是过于理性，仅凭本能就能先吃饱再说，可惜在极度的理性中死于它的机会成本核算。知识分子的逻辑在现实中同样有如此纠结，既愿保守历史，又愿用逻辑推演出制度的未来，结果现实还是现实，甚至现实在向历史回落。理性的过度自信，肯定会忽视了生命的本能要求，甚至对感觉和本能形成压抑，要知道，生存和自由是天赋本能。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着浪漫和理性的双重局限，是因为他们在介入政治关怀中政治经验的缺失，只是一种旧理想的继承而已。如果不在现实关怀中埋葬旧理想，知识分子则始终无法走出这种历史循环。别尔嘉耶夫曾经批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和感觉中，那种分配和均等的利益总是凌驾于生产和创造的利益之上。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总是难以割断旧理想，也就是无法割断与极权主义的脐带，总有一种想象和逻辑中的幻想。尤其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明君情结在一次次遭到重创之后仍不悔改，这种对明君自清的九死不悔的愿望正是知识分子致命的局限。在现代背景下，任何对于明君的期待都是不义的，也是违背历史正义的，这种情结是千年奴性之菌在现代知识之中的发酵，如此，顽固地阻止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那位著名的偷鸡贼的承诺很可能只是一种低级策略，但这种策略很容易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甚至为其歌功颂德。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抵抗有着顽强的意志，但往往见不得一丝光明，其顽强的斗志很容易在一丝虚光鬼火中萎缩或死亡。不仅偷鸡贼的承诺被称为伟大的历史进步，还会因为洞口的打开而放大了自己游说的作用。要知道，非民主状态中的权力结构深不可测，本身就是黑暗的同盟，黑暗是它的背景和全部支撑，而知识分子所感激的承诺并未脱离这一背景。也就是那种承诺并未放弃自己偷鸡的权力，也未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承诺顶多是一种“自我批评”，它随时可以收回。由权力体系进行的自我承诺本来就是权力在剧场状态下的一种常规动作，但往往让一些知识分子欣喜若狂，甚至兴高采烈地走入这个链条。这方面的历史并未走远，不但窑洞中的民主承诺激动了一代知识分子，当代背景中的市场话语同样软化了知识的对抗。知识分子的局限一方面容易为一片绿叶可能带来整个春天的过度想象，一方面混淆了知识与权力在本质上的永远分野。知识的使命在于追求真理，而权力的手段在于掩盖真相。在非民主条件下的权力，其生存条件离不开谎言，谎言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强大支柱，因此，真正的知识不是权力的同盟，而是权力的死敌。别尔嘉耶夫说，“真理总是危险的。由于目的为手段所代替，谎言便积累而成。如此，手段便摇身一变为目的，目的便不可能被达到”。何况，权力的目的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修改，它在初始之时的目的并不等于它在没落之时的目的，虽然它在承诺上没有目的的变化。相对于知识体系的稳定结构来说，现实权力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它因自身所垄断的资源而具有知识分子难以预料的应变能力，在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幻觉中，常常面临来自权力的措手不及的打击。
知识分子有着现实关怀的强烈欲望，这是知识良知的作用，也是知识得以洗涮犬儒化的现实入口，但是，知识分子在享受逻辑快感的济世情怀中必须与旧理想做一了断。否则，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自己的使命，甚至会再一次成为利益中心的盘旋者。从历史经验来看，知识分子对于历史改变的作用是有限的，仅靠知识逻辑别说改变一个国家，就是改变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庄也是难于上青天。这就需要知识在现实关怀中必须介入现实命运，知识分子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像自己说的那样去做，任何人不是你可以随便号召的使徒。只有自己承担使徒的命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现实担当。知识分子的浪漫很容易用热情把现实的褶皱烫平，知识分子的逻辑理性又容易美化权力的目的链条，致使知识在历史的权力逻辑中一再扮演权力的使徒。在后极权时代，虽然权力的总发条已经松动，但并不意味着权力体系在放弃自身的历史逻辑，也不意味着知识具有中断这种逻辑的能力，知识分子的思维有着极强的路径依赖，因此，很容易陷入旧理想的历史循环，这就是知识分子极难与历史做个了断。如果不能彻底绝望，也就没有新的希望。旧理想会形成经济学中的锚定效应，就是在不确定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估计值会受到初始值影响并向其方向接近的一种偏差现象。初始的旧理想会像“锚”一样牵引着当下的知识判断和理想路径。虽然历史不是虚无，但是历史并不一定提供全部的今天经验，由于历史的势利，波普尔说，历史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贫困。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有真正的济世理想，恰恰应该继承的是毛泽东的遗产，因为毛对中国的社会了如指掌。这种遗产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成功学的角度，毛式思维给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提供了借鉴。虽然近年来，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鼓吹保守主义以及甘地和昂山素季，但脱离了具体背景的主义至多是一种知识推演，纯粹的逻辑判断不是现实当中的事实判断。在延续的时空维度中考察，人类历史常常有着不可思议的坍塌，有时候，文明根本不是野蛮的对手。虽然知识与真理能够最终战胜邪恶，但往往属于乐观主义的历史慰藉。正义往往不在当下，许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等得到。知识真理是知识分子的绝对信仰，但在与权力的对抗中需要一种策略，技术理性也许会对权力的专制有致命的作用，但又很难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因此，知识分子并不能拯救世界。当代以来，知识同样有着难以言尽的屈辱，这本不是权力专制的错误，而是知识在自我膨胀中自取其辱。可以说，在没有抛弃旧理想的情况下，知识的每一次屈辱都是因为对于权力的热切邀请。与中国的旧式文人一样，当代自由主义同样的缺陷在于对旧制度没有彻底了断，对于明君与清官的次优选择造成了精神独立的短路，也因此，知识难以靠自身的力量逃出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
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解释世界的能力，权力体系具有强大的利益修复功能，还有着无与伦比的膨胀逻辑。知识往往蔑视权力在现实中的作恶能力，权力则对知识的长久效力毫不在乎。知识关怀历史，权力关注当下。知识真理在历史中获得荣耀，权力的邪恶在当下获得利益，其价值追求的本质分野决定了各自的方法论。以普遍真理见长的知识体系在当下的权力局限中肯定不是权力的对手。因为权力之邪恶被知识所忽视。何况现实世界是眼花缭乱的利益之丰饶，真理永远潜藏在繁华的背后。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说，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不义。最大的悲剧不是苏格拉底之死，而是苏格拉底死后雅典继续走它的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在于对于理想和逻辑的热爱，而在于没有从旧理想的失败中逃脱出来，一味陷入这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知识真理并不能有效介入世界。虽然杰弗逊说，“每当我想到，上帝是正义的，我就会为我的国家忧虑万分；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默”。但是，历史的正义也决不会做等而来，更不会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幻想里，更不会在保守主义的忍耐中。历史的发展逻辑不单是知识的力量，也不单是权力的结果，而是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如果一种内在的力量失去了均衡，历史的天平肯定会发生倾斜，这时候，知识的使命不应该继续提供虚幻的心理慰藉，而应该义无反顾地为时代重新命名。
转自：独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