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苏星河专门详细针对屠夫本人及其杀猪模式撰文说道“杀猪模式对涉事作恶者丑恶的充分挖掘，并且公之于众，使事件本身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形成社会热点话题和一定的舆论压力。这或许并不必然推动事件的解决，甚至不能确保事件朝着有利于被侵权者方向发展，但是它成功地使关注、认知、传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和提升。”一颗野草也能点燃整片草原，一粒种子也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小个头也能迸发出大力量。在极权专制的中国，个体的每一次抗争都要付出你所不能承受的代价，但每一次抗争也都能为后世收获一滴净水、一捧净土、一口新鲜空气和一个微笑。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基督徒的逼迫、对言论的管控等等血雨腥风更甚于其前任。稍微有点露头的异议人士几乎都被抓被判刑了，著名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就是其中一例。2015年5月20日屠夫吴淦因在南昌抗议江西高院不让其参与“乐平冤案” 律师阅卷，而被关押； 6月27日，据屠夫吴淦的代理律师燕文薪发布的消息，屠夫吴淦最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个罪名批捕，但至今十个月已过去屠夫案仍未被开庭审理，目前被拘押于天津。
屠夫吴淦是一个既没有学者的光环，又没有名家的人脉的草根抗争者，但他却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众多网民的支持和敬佩。他最早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是2009年，因积极参与“邓玉娇维权案”而广为人知。
2009年5月10日下午6点左右，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的政府人员邓贵大、黄德智、邓中佳等人到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消费，其间三位官员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但遭她拒绝，三位官员恼羞成怒之下便试图强奸她。起初邓玉娇力求和平妥协，希望双方各让一步，但对方无耻纠缠，最终引发冲突，她出于正当防卫抓起一旁的水果刀，刺伤了邓贵大和黄德智，随后又主动将对方送医急救，拨打110自首。而邓贵大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晚，邓玉娇被羁押在野三关派出所。
5月14日中午，屠夫吴淦在凯迪“猫眼看人”论坛上发帖，认为此案是邓玉娇在面对几个男人对她的强奸威胁时，做出的正当防卫。并“建议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帮助这个用修脚刀捍卫尊严的姐妹！”随后，他又赶往巴东会见邓玉娇家人，并推动律师介入该案，使此案迅速传播开来并引起广泛关注。6月16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邓玉娇案”，并作出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可以说邓玉娇的“幸运”与屠夫吴淦等众多网民的参与、舆论的持续关注和热议有莫大的关系。从此，屠夫吴淦便展开了以只身前往当地探望当事人或围观、募捐路费及当事人援助金、推动律师介入为典型的，被屠夫自己称为“杀猪”模式的维权行动。
此后，屠夫吴淦参与的著名维权案件还有昆明小学生被诬陷卖淫案、福建三网民被诬告陷害案、钱云会被离奇碾毙案、沈阳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庆安徐纯合案等。屠夫吴淦在参与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也曾遭遇过被逮捕拘留的情况，但此次却不只是拘留几天那么简单了，要面临被定罪判刑的危险。很对人认为屠夫吴淦此次被抓是中共要报复他参与调查庆安徐纯合被击毙案令中共难堪了。
屠夫吴淦被捕后，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人民日报”、“人民公安报”等以“昭告天下”的架势大肆构陷屠夫吴淦，妄图抹黑其抗争壮举。为此有署名凌云阁的文章《那些野草的声音——杀猪匠屠夫为什么重要》中指出“屠夫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个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是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网络舆论动员/资金募集这种三位一体抗争模式中的核心节点，其次，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活动和传播，屠夫已经成为民间抗争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从屠夫被拘捕并被宣传机器高调抹黒开始，许多论者就认为，在专政的逻辑中，遏制也就是打击，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样的顶级宣传机构，并号令全网转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舆论准备，对死磕律师，人权活动者，公民和访民行动者的进一步打击即将展开，对屠夫个人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几个月过去了，屠夫和更多律师、积极公民依旧杳无音讯，他们的遭遇，正印证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当，而体制采取的手段越蛮横，也反衬出屠夫等人的价值和重要，放眼未来，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冰河期内，法律死磕＋跨区围观＋网络动员这三位一体的抗争模式，或许会被专政体制无情压制，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屠夫等人所做所为中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却注定会流传下去，并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所在。”
虽然屠夫吴淦得到了中共喉舌们的极大“关注”，却鲜见国际社会对其有所“厚爱”。也许民间草根总得耐得住寂寞，即使不如有名人物一样能得到国际大咖们的“青睐”，但仍要一如既往地以小人物的杀猪模式行动下去抗争下去。宪政学者陈永苗去年年底撰文《“屠夫”太草根无“国际人权”》，不禁发问“十二月十号国际人权日，美国等各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我看过之后，发现蛮奇怪的一件事情：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影响力高达中共内部搞副元首邓小平刘少奇的政治高度，直属中共最高层的三大扬媒向屠夫‘开炮’，却没有在大使们的发言中提到名字。而其他被提及的，是有律师身份的。就因为‘屠夫’过于草根，没有中产阶级身份？”最后他指出“‘维权’这词的提出时，维权运动先驱人物李智英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影响力不在于多少人为你写多少文章，而在于有多少人为你上街。维权就是奔这个目标去的。屠夫也许真的是民间政治新时代的启明星。”
2016年3月，据媒体报道，中国首部《慈善法》呼之欲出，草案中规定个人和外国人不能发布网络募捐信息，慈善组织的网络募捐必须在民政部门或指定信息平台发布信息等，引发争议。有人指，当局刻意立法打压民间人士不许他们参与人道救助。并且《重庆时报》还刊文声称“个人帮非亲非故者网络募捐属非法”。从此，中共处心积虑地将网络募捐打为非法。也就是说，以后再给良心犯搞募捐，再给社会热点事件搞募捐，将会直接触犯兲朝法律。有网民惊呼“以屠夫为代表的网络募捐一去不复返了。”
屠夫吴淦的杀猪模式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里是注定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对中国以“正常”国家相待的国际人权团体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选择性关注也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国际确实多认“律师”头衔的、“艾滋病”头衔的及“女权”头衔的，至于像屠夫吴淦一样注重做实事的草根还是比较被边缘化的。但是关键还在于从千万草根中激起接连不断地抗争行动，才最有可能成就改变中国的壮举。
每次打开Twitter，几乎看不到国际社会对屠夫吴淦案的呼吁与声援，看到的都是王荔蕻等人坚持不懈地为其发推呼吁。当然我的这种悲凉感并不是想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因为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自己的民众去解决，不能指望别人的“良心”和“道义”，个体人或群体或国家首先都是先满足利己再利他的，其次别人也没有义务去一味利他。正如陈永苗所说“我们看民运大腕被抓，有美国欧盟的呼吁，国际组织的呼吁，这是一套他们熟悉的套路，当然影响力与作用固定了，常规化了，被中共熟悉了，招式太老了，共党和我们都疲劳了。好像都成了戏台上的武术表演了。”
网民苏星河专门详细针对屠夫本人及其杀猪模式撰文说道“杀猪模式对涉事作恶者丑恶的充分挖掘，并且公之于众，使事件本身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形成社会热点话题和一定的舆论压力。这或许并不必然推动事件的解决，甚至不能确保事件朝着有利于被侵权者方向发展，但是它成功地使关注、认知、传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和提升。”他还评价道“‘屠夫’本身并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选择：是反对极权，还是默认极权统治的合法性；是选择抗争，还是认为顺从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是选择革命，还是幻想极权可以改良、愿意改良。用争议这一个意思模糊、立场混淆的词汇，根本无法涵盖反对和支持、抗争和服从、革命和改良这样的意识分野；争议，也就是极权的支持者、统治的顺从者、改良的幻想者们用于掩盖自己真实立场的借口。”
一颗野草也能点燃整片草原，一粒种子也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小个头也能迸发出大力量。在极权专制的中国，个体的每一次抗争都要付出你所不能承受的代价，但每一次抗争也都能为后世收获一滴净水、一捧净土、一口新鲜空气和一个微笑。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