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中共的政治株连

因为一封匿名的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中共已经开始抓狂。肆意抓捕之外，到了绑架家属的地步。先是旅美媒体人北风的父母和弟弟，遭到广东揭阳市揭西县当局拘留，接着旅德评论作家长平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其父亲的寿宴上，被四川省西充县警方绑架。这是中共政治株连的最新例子。

一人犯罪，家族成员也受牵连、受惩罚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的皇权专制下长期盛行。秦始皇的《焚书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规定，“族”就是满门抄斩的族刑。明初大学者方孝孺因拒绝为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灭了“十族”，株连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门生，罹难者达870多人。族刑连坐制直到清末变法时才被废止。

但好景不长，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采取株连做法，如顾顺章灭门案，周恩来亲自带领“红队”将顾家的亲属十几人全部勒死。1949年建立一套远超传统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之后，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土改、文革等历次屠杀和政治运动中，把株连做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制造了空前的人间惨祸。文革结束之后，阶级斗争思维、蔑视法治人权的一贯手段并未彻底结束，尤其针对被列为政治敌人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株连亲友甚至未成年亲属的做法，数不胜数。

2005年我与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调查临沂暴力计生事件，发现存在着极其普遍的株连。费县村民房钟霞，因躲避强制流产，她的亲戚被抓了22口，包括3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这种情况绝非临沂才有，在全国各地执行计生政策的过程中都普遍存在。光诚被构陷入狱，遭受种种非人虐待，他的家人在监狱外同样受尽折磨。妻子袁伟静和孩子多年被软禁在家，与外界彻底隔绝，并多次受到野蛮的殴打。

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全家人经常受到软禁、人格侮辱、强制带离、跟踪和骚扰。实施非法监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里。 2006年11月中旬，耿和到市场买菜，国保们跟踪得很近，稍一理论，国保就一巴掌打过来。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一颗，满脸是血。高律师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偷渡，逃离魔窟，流亡海外，一个家庭就像这样被活活分隔。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完。很多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其家属无法得到护照。吾尔开西的父母从1989年之后就被拒绝出境，26年多骨肉分离，未能与家人团聚，吾尔开西说：“如今父母年老多病，但作为人子却连见面都不能，比在狱中受刑更痛苦。”

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诺奖之后，摄影家、画家刘霞就一直被中共软禁，网络、电话等各种通信手段被断，与外界隔绝。而中共如此虐待刘霞的唯一理由就是她是刘晓波的妻子。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阳2012年6月6日离奇死亡后，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至少三次遭到强迫失踪。 71岁的资深记者高瑜被指控泄露九号文件而获刑7年，当局同时逮捕了他的儿子赵萌用来威胁高瑜，在儿子被当作人质的情况下，高瑜被迫违心地认罪悔过，并上央视受辱。

身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族记者肖赫来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当局报复，三个兄弟均被关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5年。维族民主人士热比娅流亡海外后，她的两个儿子被刑事拘留，女儿被监视居住。中共曾托人给她警告说，如果她不担任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她的儿子会轻判，否则将重判。结果，2006年11月26日热比娅被选为主席，第二天她的一个儿子就被判刑7年。蒙古族著名良心犯哈达，其妻新娜因经营蒙古文化书店被判刑，哈达的弟弟也被监禁，儿子威勒斯被安上不同的罪名数次被拘留或判刑。很多自焚藏人的家属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监狱。2012年8月7日，卓嘎措在甘肃自焚身亡后，当局强迫她的丈夫承认是夫妻纠纷问题；卓嘎措的丈夫拒绝接受，被当局拘捕。四川阿坝妇女贡觉旺姆于2013年3月13号自焚身亡，当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玛嘉向外公布他妻子是因夫妻关系不和才选择自焚，被拒绝后，当局立即将卓玛嘉拘捕，后来竟以“故意杀人罪”将其判处死刑。

未成年人也难逃政治株连的魔掌。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015年10月发布报告《维权律师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么？》，列举了一些维权律师的孩子受株连的事件。报告总结说，“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如押送上学）、禁止与外界通讯、骚扰（如重复传唤）、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击方面，则包括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殴打或被警方带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师的未成年孩子都亲眼目睹父亲被殴打、被辱骂。李和平、于合金、刘晓原等律师的孩子均被禁止离境。2014年我赴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但太太和女儿被禁止离境。

高智晟的女儿格格，在北京一度被禁止上学，由于长期无法和外界沟通，又不能上学，格格的精神几乎崩溃，多次自残。后来上学了，也是在严密监控的条件下。郭飞雄的儿子杨天策失学一年，女儿杨天娇上初中也受到刁难。2013年2月27日，安徽的政治犯张林的10岁女儿张安妮被秘密警察绑架并遭不人道对待，从而引发众多维权人士前往关注的“小安妮事件”。人权律师王宇的16岁儿子包卓轩，准备前往澳大利亚留学时，在首都机场被绑架，其护照被没收、电话被抢走。被强行带到天津后，数次遭到国保的暴力殴打。后来辗转逃离中国，却被当局从缅甸绑架带回内蒙，进行严密软禁。

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和其他多数维权者一样，我经历了被吊销律师证、被停课、被开除、被软禁、被绑架、被酷刑和被关押，每次都愈挫愈勇，即使连续两个多月遭受肉体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溃。但当国保拿我的两个女儿来威胁我的时候，我就面临极大压力，被迫写下保证书之类。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了。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特务们也自然清楚这一点。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他们常常采用的一种手段了。至于法律、程序、人性、尊严，统统都不在考虑之列。

习近平上台之后，株连邪风愈演愈烈，显然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多国外学者和观察者不假思索地用“威权主义”来指称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作为各种论述、比较和想象的基础。但中共体制肯定不是威权，而基本属于极权。极权和威权有不少区别，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私人生活的控制。 绑架、关押政治犯、良心犯的亲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属做人质进行惩罚或要挟，这种政治株连，是中国至今仍未脱离野蛮的极权体制的标志之一。

编者按：滕彪授权美国之音发表此文；这篇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转自美国之音争鸣论坛，201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