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倒逼的产物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许多人关心的是，新权威主义下走向民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要我们把握了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那么，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30年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看到“形势比人强”的因素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务实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这一办法，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避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政治参与爆炸，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即使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改革”的方向。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
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因为，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合，需要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如果不搞民主，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按照“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的务实的经验主义原则，制度民主化的时代就来临了。
更具体地说，当民主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这将是强大的形势倒逼因素，促使主政者在反复考量成本、利益、风险诸多因素之后，意识到只有通过民主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才能解决矛盾；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社会不但无法实现现代性治理，而且会产生因制度缺位产生的脱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改革出现的概率将会越来越高。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民主的条件是在生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从新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计划日程表。民主在西方，也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即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要实现这种好的价值，就需要设计一套保证这套价值得以实现的民主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建立与实施，只要政治条件成熟了，我们就把这种民主制度，包括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建立起来实施，民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民主化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我所批判的“制度决定论”。人们只考虑到某种制度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而忽视了制度有效运行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这就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而且中国未来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特质相适应。如果简单按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只会“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现在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由于不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他们的民主很难说是成功的。
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发展民主创造条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让多元利益发展起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就自动地走向民主。要实现中国民主，有远见的政治精英还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提供两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一、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二、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正因为如此，现在最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培育公民意识。民主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未来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其次，要让威权体制在制度上保持对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与制度弹性。体制不应该是封闭的、固化的，而应该始终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的状态。 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要搞民主，采取什么办法？我想还是通过试错反弹、小规模推进的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民主制度移入的办法。民主的办法可能还是在尝试过程中，只要有多元的尝试，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未必是通过预先的理性设计来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民主建设方面可以不作为。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是怎样的？我想应该是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票选制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选贤与能”的精英制以某种方式结合的产物。
什么是好与坏的新权威主义
从李光耀、蒋经国、全斗焕到皮诺切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新权威主义，判断好的新权威主义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对时局转型过程的可控制性。一位俄罗斯学者最佩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是，中国强人体制具有强大的对转型过程与时局的可控力。
第二，新权威主义必须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制度发展弹性空间。为此，它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支持自我更新的文化。最近，习近平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这种思想具有十分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思想文化层面已经摆脱了乌托邦式的终极目标决定论的教条思维，在30年里，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再到“改革无止境”论，已经逐步形成开放性的政治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社会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不能适合于有效社会整合的需要，这种矛盾会进一步倒逼制度改革。那时，改革的方向是适应于多元化治理的挑战，当社会民主成为全社会共同要求，社会民主与自由不但是道德正义上的要求，而且是整合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手段，那时，中国民主改革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
第三，新权威主义体制，对多元文化必须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观点，那就是，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容受程度。30多年来，中国体制对社会多元化的容受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感不受到挑战的领域里，自由度还是非常大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创新与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如果有足够包容能力，加上问题倒逼改革，多元文化中会有新的东西，就会有试错的机会，它能够适应环境挑战在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制度弹性，这种新的适应机制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可与接纳，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这种非革命的方式，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
破除20世纪两个错误的民主观念
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可以通过单纯的斗争而获得，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促使当政者为保卫政权而作出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保守体制，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甚至更多。这样互动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举不胜举。
另一种错误观念是，认为矛盾越深，社会越分裂，越需要民主来化解矛盾与社会分裂。事实上，那时的民主化无疑会在原来分裂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火上浇油，扩大社会裂痕。如果现在就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妥协精神，尤其是中国深受革命文化你死我活斗争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更是如此。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是在社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权威主义在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与法制环境，让极端主义思潮边缘化，左右两极的人们纷纷向中间立场靠近，以中道、理性为共识基础，又在法制上有规则意识上的共识，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彼此同情地理解对方，通过妥协来达到共识。
概括地说，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中国未来的民主，既不是通过无情斗争来实现，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激化后的危机来推进。在前一种情况下，越斗争，越会引发政府激烈的强硬反应与排拒。在后一种情况下，危机下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绝对会引发强烈的“薄壳效应”，引发社会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那么，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让统治者有执政安全感，这是大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一方面，政府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就会给社会以更大自由；另一方面，获得更大自由权利的社会，也会以尊重现存秩序与认可政府合法性，来作为回报，这样良性互动与循环中，中国的民主将在小范围一步一步延伸。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提出要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讲话很重要，也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灾难的历史总结。对于执政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再过100年也不会过时。但后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后十多年里，很少再单独这样提民主，这并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搞民主，而是因为，邓小平担心简单提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持，执政党的历史欠账太多，会给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爆发提供一个平台，社会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与井喷，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他实际是想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与未来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再走民主化的道路。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未来不要民主。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新权威主义者都必然会选择民主，谁也无法保证，因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但在民主条件成熟时，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政治精英，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应。“形势比人强”的压力，迫使政治精英不得不为了避免被历史所抛弃的命运，而走适合于本国条件的民主化，将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热情，新左派对公平价值的坚守，都会为中国民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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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
新权威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倒逼的产物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许多人关心的是，新权威主义下走向民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要我们把握了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那么，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30年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看到“形势比人强”的因素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务实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这一办法，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避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政治参与爆炸，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即使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改革”的方向。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
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因为，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合，需要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如果不搞民主，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按照“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的务实的经验主义原则，制度民主化的时代就来临了。
更具体地说，当民主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这将是强大的形势倒逼因素，促使主政者在反复考量成本、利益、风险诸多因素之后，意识到只有通过民主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才能解决矛盾；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社会不但无法实现现代性治理，而且会产生因制度缺位产生的脱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改革出现的概率将会越来越高。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民主的条件是在生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从新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计划日程表。民主在西方，也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即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要实现这种好的价值，就需要设计一套保证这套价值得以实现的民主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建立与实施，只要政治条件成熟了，我们就把这种民主制度，包括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建立起来实施，民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民主化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我所批判的“制度决定论”。人们只考虑到某种制度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而忽视了制度有效运行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这就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而且中国未来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特质相适应。如果简单按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只会“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现在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由于不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他们的民主很难说是成功的。
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发展民主创造条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让多元利益发展起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就自动地走向民主。要实现中国民主，有远见的政治精英还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提供两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一、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二、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正因为如此，现在最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培育公民意识。民主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未来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其次，要让威权体制在制度上保持对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与制度弹性。体制不应该是封闭的、固化的，而应该始终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的状态。 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要搞民主，采取什么办法？我想还是通过试错反弹、小规模推进的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民主制度移入的办法。民主的办法可能还是在尝试过程中，只要有多元的尝试，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未必是通过预先的理性设计来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民主建设方面可以不作为。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是怎样的？我想应该是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票选制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选贤与能”的精英制以某种方式结合的产物。
什么是好与坏的新权威主义
从李光耀、蒋经国、全斗焕到皮诺切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新权威主义，判断好的新权威主义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对时局转型过程的可控制性。一位俄罗斯学者最佩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是，中国强人体制具有强大的对转型过程与时局的可控力。
第二，新权威主义必须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制度发展弹性空间。为此，它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支持自我更新的文化。最近，习近平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这种思想具有十分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思想文化层面已经摆脱了乌托邦式的终极目标决定论的教条思维，在30年里，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再到“改革无止境”论，已经逐步形成开放性的政治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社会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不能适合于有效社会整合的需要，这种矛盾会进一步倒逼制度改革。那时，改革的方向是适应于多元化治理的挑战，当社会民主成为全社会共同要求，社会民主与自由不但是道德正义上的要求，而且是整合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手段，那时，中国民主改革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
第三，新权威主义体制，对多元文化必须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观点，那就是，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容受程度。30多年来，中国体制对社会多元化的容受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感不受到挑战的领域里，自由度还是非常大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创新与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如果有足够包容能力，加上问题倒逼改革，多元文化中会有新的东西，就会有试错的机会，它能够适应环境挑战在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制度弹性，这种新的适应机制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可与接纳，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这种非革命的方式，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
破除20世纪两个错误的民主观念
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可以通过单纯的斗争而获得，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促使当政者为保卫政权而作出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保守体制，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甚至更多。这样互动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举不胜举。
另一种错误观念是，认为矛盾越深，社会越分裂，越需要民主来化解矛盾与社会分裂。事实上，那时的民主化无疑会在原来分裂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火上浇油，扩大社会裂痕。如果现在就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妥协精神，尤其是中国深受革命文化你死我活斗争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更是如此。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是在社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权威主义在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与法制环境，让极端主义思潮边缘化，左右两极的人们纷纷向中间立场靠近，以中道、理性为共识基础，又在法制上有规则意识上的共识，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彼此同情地理解对方，通过妥协来达到共识。
概括地说，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中国未来的民主，既不是通过无情斗争来实现，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激化后的危机来推进。在前一种情况下，越斗争，越会引发政府激烈的强硬反应与排拒。在后一种情况下，危机下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绝对会引发强烈的“薄壳效应”，引发社会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那么，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让统治者有执政安全感，这是大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一方面，政府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就会给社会以更大自由；另一方面，获得更大自由权利的社会，也会以尊重现存秩序与认可政府合法性，来作为回报，这样良性互动与循环中，中国的民主将在小范围一步一步延伸。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提出要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讲话很重要，也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灾难的历史总结。对于执政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再过100年也不会过时。但后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后十多年里，很少再单独这样提民主，这并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搞民主，而是因为，邓小平担心简单提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持，执政党的历史欠账太多，会给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爆发提供一个平台，社会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与井喷，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他实际是想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与未来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再走民主化的道路。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未来不要民主。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新权威主义者都必然会选择民主，谁也无法保证，因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但在民主条件成熟时，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政治精英，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应。“形势比人强”的压力，迫使政治精英不得不为了避免被历史所抛弃的命运，而走适合于本国条件的民主化，将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热情，新左派对公平价值的坚守，都会为中国民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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