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其实应该叫《如何当一个反抗的／不服从的／想要改变的被压迫者》，取上面的题目仅仅为了更“标题党”一点……被压迫者当然也可以沉默、忍耐、服从，甚至讨好压迫结构从而让自己变成压迫者之一，但这并不是本文想讨论的情况。
正值寒假，有不少大学生组成小团体，在各地游学参访。有一个游学团请我帮忙安排在广州的参访行程，我临急临忙找到了广州山泉剧社，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关注性别议题的（在我看来还挺有无政府主义意味的）草根小剧组。
一开始只知道她们即将有一个“拉拉剧场”演出，想着可以带同学们去围观一下排练，但在跟负责人达达说明情况以后，她竟然答应在正式演出当天再专门为这个游学团加演一场。我在感动之余，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诚意，不仅仅是对我和游学团的诚意，而且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诚意。
出乎意料的是，山泉剧社的这个“拉拉剧场”是一个“论坛剧场”，这意味着每一次演出都会耗费演员和主持很大的心力。论坛剧场是“受压迫者剧场”体系中的一种，在戏剧进行过程中，被称为Joker的主持人会数度中断戏剧，鼓励并邀请观众上舞台取代主角演出，以表达自己对这事件的意见。山泉剧社的演出还融合了同一体系下的“形像剧场”中的“雕塑”手法，即让观众动手“雕塑”剧中演员在他心中的动作和对白。
这场“临时加演”很难用成熟精彩与否去衡量，这也不是“被压迫者剧场”的要义。如果从剧场所追求的“引起沟通和反思”去看，这场演出是成功的。
学员们以为自己是来当观众的，却意外成了演出的参与者。我本来像带团的导游，却成了真正的观众——观看这场努力的沟通——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当一个（不顺从的）被压迫者？
山泉的论坛剧场呈现的是同性恋者出柜遭遇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矛盾，演出在妈妈发现女儿有女性伴侣、三人冲突白热化的场面中戛然而止。当Joker问观众怎么看，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我不支持同性恋，因为同性恋生不了孩子。
剧场在那一瞬间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而担任Joker的达达的反应是这样的：她请这位男生走上台，为作为主角的“女儿”雕塑出反映她内心感受的动作和对白，男生将女孩雕塑成了一手在胸前成爪状，一手伸向天空，脸是向上仰望求告的痛苦表情，对白印象中是“我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时刻被这个小小的剧团打动了。或许只有同为运动者才会明白的这种“让步”中的承担：这个男生并没有放下对同性恋的偏见，但剧团向他要求的只是弱势者的最低期盼——共情，而且是用这种“任人摆布”的方式去召唤。
这让我想起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最为惊险的表演：1974年，意大利那不勒斯，“节奏系列”终结作品《节奏0》。她面向着观众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七十二种道具，包括枪、子弹、菜刀、鞭子等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有人用剪刀剪碎她的衣服，有人在她身体上作画，有人帮她冲洗，有人划破她的皮肤……她都不作任何反击。有一个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最终被他人阻止。在被人施暴的过程中，阿布拉莫维奇眼里有了泪水，但是她始终没有做出身体上的反应。这件作品持续了六个小时。
从阿布拉莫维奇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到山泉剧社的小小演出，都让人想到一个问题：通过召唤压迫者的同情，从而获得谅解和改变是可能的吗？进一步的是，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受压迫者，是不断敞开自己尝试与压迫者进行沟通互动？还是用激烈的对抗让压迫者知道我们的愤怒？
前者会将弱势一方置于危险境地，她们的努力能够被轻易地指责、伤害、打回原形，而后者则经常被认为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当然这两种方法不是二元对立，但它们可以视作光谱的两端，每一个运动者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在其中决定自己的位置。最政治正确的说法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但对于一个运动中人来说，这种答案难免过于偷懒，无助于运动者作出选择和自我解释。
作为一名女权行动派，我很长时间习惯于后一种逻辑：只有喊得够大声，只有抵抗得越决绝，才越能被听到、看到，迫使改变的发生。我知道山泉剧社的成员许多也是有行动力的女权主义者，也会好奇她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在第二天，我看见达达在朋友圈写了这样一段话：“后来演员问我，为什么不在那刻挑起话端，让他的同伴反驳他？我想起了许多前辈的提醒：现场那些沉默的人，可能就秉持着一样的反对观点；反而是那个敢于把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出来的人，是有勇气的；你攻击他并无助于话题的讨论，因为底下沉默的、与他持着相同意见的人，就会没有安全感，更想逃离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其实制造了新的压迫。”
会不会成为新的压迫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仅仅是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剧团在怎样细致而清醒地对待运动，这更深地打动了同样自认为是运动者的我。
这背后还可以有许许多多深化讨论：如果在一个场景中弱势者成为了强势群体，那么是不是应该在此处将抗争方式向温和一端调整？但这样是不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事实上没有利用好改变的机会？是不是只有对“无法挽救”的压迫者才用对抗性的方式？“无可挽救”又要怎样才能判定？对抗性的方式有没有限度？压迫者与受压迫者的身份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认为发生了转换……
山泉的实践是运动中一个微小但极为典型的案例，在其中的追问会成为她们运动生命成长的催化剂。
对于这一系列思考和讨论，如果简单地以“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为答案，依然是过于偷懒了。“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的前提是“永远不放弃寻找更正确的答案”，这后半句总是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在给自己的学员做运动者写作培训的时候，关于如何去寻找更正确的答案，我用了一句很拗口的话作为口诀：“永远要有自反和自省的自觉。”仅在此与山泉的伙伴们分享和共勉。
最后，在那天的“加演”结束后，游学团的同学们一边赶往另一个地点，一边讨论了一路同性恋的话题，那个质疑同性恋生育问题的男生还来问了我：“你对丁克怎么看？”
所以，我想，改变确实在他们心里默默地、慢慢地发生，这算是一个光明的结尾。
转自：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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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如何当一个被压迫者?
受压迫者想要改变现状，该不断敞开自己与压迫者沟通？还是用激烈对抗让对方知悉愤怒？
这篇文章其实应该叫《如何当一个反抗的／不服从的／想要改变的被压迫者》，取上面的题目仅仅为了更“标题党”一点……被压迫者当然也可以沉默、忍耐、服从，甚至讨好压迫结构从而让自己变成压迫者之一，但这并不是本文想讨论的情况。
正值寒假，有不少大学生组成小团体，在各地游学参访。有一个游学团请我帮忙安排在广州的参访行程，我临急临忙找到了广州山泉剧社，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关注性别议题的（在我看来还挺有无政府主义意味的）草根小剧组。
一开始只知道她们即将有一个“拉拉剧场”演出，想着可以带同学们去围观一下排练，但在跟负责人达达说明情况以后，她竟然答应在正式演出当天再专门为这个游学团加演一场。我在感动之余，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诚意，不仅仅是对我和游学团的诚意，而且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诚意。
出乎意料的是，山泉剧社的这个“拉拉剧场”是一个“论坛剧场”，这意味着每一次演出都会耗费演员和主持很大的心力。论坛剧场是“受压迫者剧场”体系中的一种，在戏剧进行过程中，被称为Joker的主持人会数度中断戏剧，鼓励并邀请观众上舞台取代主角演出，以表达自己对这事件的意见。山泉剧社的演出还融合了同一体系下的“形像剧场”中的“雕塑”手法，即让观众动手“雕塑”剧中演员在他心中的动作和对白。
这场“临时加演”很难用成熟精彩与否去衡量，这也不是“被压迫者剧场”的要义。如果从剧场所追求的“引起沟通和反思”去看，这场演出是成功的。
学员们以为自己是来当观众的，却意外成了演出的参与者。我本来像带团的导游，却成了真正的观众——观看这场努力的沟通——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当一个（不顺从的）被压迫者？
山泉的论坛剧场呈现的是同性恋者出柜遭遇的亲情、友情与爱情矛盾，演出在妈妈发现女儿有女性伴侣、三人冲突白热化的场面中戛然而止。当Joker问观众怎么看，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我不支持同性恋，因为同性恋生不了孩子。
剧场在那一瞬间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而担任Joker的达达的反应是这样的：她请这位男生走上台，为作为主角的“女儿”雕塑出反映她内心感受的动作和对白，男生将女孩雕塑成了一手在胸前成爪状，一手伸向天空，脸是向上仰望求告的痛苦表情，对白印象中是“我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时刻被这个小小的剧团打动了。或许只有同为运动者才会明白的这种“让步”中的承担：这个男生并没有放下对同性恋的偏见，但剧团向他要求的只是弱势者的最低期盼——共情，而且是用这种“任人摆布”的方式去召唤。
这让我想起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最为惊险的表演：1974年，意大利那不勒斯，“节奏系列”终结作品《节奏0》。她面向着观众站在桌子前，桌子上有七十二种道具，包括枪、子弹、菜刀、鞭子等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有人用剪刀剪碎她的衣服，有人在她身体上作画，有人帮她冲洗，有人划破她的皮肤……她都不作任何反击。有一个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最终被他人阻止。在被人施暴的过程中，阿布拉莫维奇眼里有了泪水，但是她始终没有做出身体上的反应。这件作品持续了六个小时。
从阿布拉莫维奇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到山泉剧社的小小演出，都让人想到一个问题：通过召唤压迫者的同情，从而获得谅解和改变是可能的吗？进一步的是，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受压迫者，是不断敞开自己尝试与压迫者进行沟通互动？还是用激烈的对抗让压迫者知道我们的愤怒？
前者会将弱势一方置于危险境地，她们的努力能够被轻易地指责、伤害、打回原形，而后者则经常被认为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当然这两种方法不是二元对立，但它们可以视作光谱的两端，每一个运动者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在其中决定自己的位置。最政治正确的说法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但对于一个运动中人来说，这种答案难免过于偷懒，无助于运动者作出选择和自我解释。
作为一名女权行动派，我很长时间习惯于后一种逻辑：只有喊得够大声，只有抵抗得越决绝，才越能被听到、看到，迫使改变的发生。我知道山泉剧社的成员许多也是有行动力的女权主义者，也会好奇她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在第二天，我看见达达在朋友圈写了这样一段话：“后来演员问我，为什么不在那刻挑起话端，让他的同伴反驳他？我想起了许多前辈的提醒：现场那些沉默的人，可能就秉持着一样的反对观点；反而是那个敢于把政治不正确的话说出来的人，是有勇气的；你攻击他并无助于话题的讨论，因为底下沉默的、与他持着相同意见的人，就会没有安全感，更想逃离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其实制造了新的压迫。”
会不会成为新的压迫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仅仅是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剧团在怎样细致而清醒地对待运动，这更深地打动了同样自认为是运动者的我。
这背后还可以有许许多多深化讨论：如果在一个场景中弱势者成为了强势群体，那么是不是应该在此处将抗争方式向温和一端调整？但这样是不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事实上没有利用好改变的机会？是不是只有对“无法挽救”的压迫者才用对抗性的方式？“无可挽救”又要怎样才能判定？对抗性的方式有没有限度？压迫者与受压迫者的身份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认为发生了转换……
山泉的实践是运动中一个微小但极为典型的案例，在其中的追问会成为她们运动生命成长的催化剂。
对于这一系列思考和讨论，如果简单地以“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为答案，依然是过于偷懒了。“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的前提是“永远不放弃寻找更正确的答案”，这后半句总是被有意无意的忽略。
在给自己的学员做运动者写作培训的时候，关于如何去寻找更正确的答案，我用了一句很拗口的话作为口诀：“永远要有自反和自省的自觉。”仅在此与山泉的伙伴们分享和共勉。
最后，在那天的“加演”结束后，游学团的同学们一边赶往另一个地点，一边讨论了一路同性恋的话题，那个质疑同性恋生育问题的男生还来问了我：“你对丁克怎么看？”
所以，我想，改变确实在他们心里默默地、慢慢地发生，这算是一个光明的结尾。
转自：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