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旺角枪声不是“最后一枪”

香港旺角骚乱令人震惊。时评人长平认为，在极权政治左右之下，香港正在演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还清楚地记得，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晚会结束时，人们细致地拣走身边垃圾。有些作为坐垫的报纸已经嵌入泥土，还是被人耐心地一点一点扣出来带走。我也看到，十数万人自由而又有序地离场，服务周到的警察让人觉得温暖而又安全。

香港社会的秩序，一直是中国内地人的教材。亲官方媒体强调市民的”素质”，亲自由媒体则强调警方的亲善。同时，香港人也以此自豪，对内地访客不排队、乱扔垃圾等习惯深恶痛绝，甚至斥之为”蝗虫”。

变坏似乎只在一夜之间。今晨（2月9日2时许）旺角抗议事件中响起警察的枪声（对空鸣枪），尽管当时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已经相当激烈，但是据多名亲历者讲述，人们感到震惊，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抗议者及其同情者看来，2月9日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时代。长期以来维系在警方与民众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尽管在近两年的抗议活动中早已经支离破碎，但是它仍然在风中楚楚可怜地飘摇。以往，”高素质”的香港抗议者，面对警方的驱散，大多和平克制地退散，或者敢作敢当地束手就擒。然而，在这个凌晨，他们突然学会了用砖头和杂物砸向警察。

出于同样的逻辑，梁振英代表特区政府将旺角事件定义为”暴乱”。它让人想到年久日深的1967年”五月风暴”。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一些媒体将其称为”鱼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或者”鱼蛋暴动”（Fishball Riot）。

尽管抗议事件从未间断，但是不久前的香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温和的城市之一。”占领中环”那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事件，也没有引发“鸣枪示警”。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接受，今天的香港，正在演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即便是”六四”晚会，我也从每一年警方与组织者在人数估计的巨大反差中，感觉到在政治操控之下，香港社会秩序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在科隆、巴黎等欧洲城市，我也看见每一次的狂欢节或抗议活动之后，垃圾遍地，环卫工人不得不大干一场，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社会秩序的关键，然而，并非如媒体所教导的那样，是靠民众”素质”维持的，而是民主政治保障的法治与自由。

香港正在失去已有的法治与自由。特区警察变成了内地城管，甚至比内地城管还没有人情味儿（在大年初二”严厉执法”驱赶摊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众对政府长期不满，而政府管制日益趋紧，是骚乱的根本原因。

特区政府无意反省这一原因–重要的是，只要北京政府尚在，特别政府也无从反省–简单粗暴的”决不姑息”将无济于事。枪声唤起了民众更多的反抗意志，冲突可能在未来升级。香港比中国内地城市更加危险，也正在于他们还有反抗意志。内地民众普遍已被六十多年的高压驯服，例如，他们抱怨的不是春晚有毒，而是这副毒药里没有加上足够多的糖。

“六四”之后，歌手崔健高唱”如果这是最后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可是它不是。在同一个党的领导之下，旺角枪声也不是香港的”最后一枪”。

转自：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