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唐荆陵与公民不合作

唐荆陵先生与其推动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对这个时代而言极具启蒙意义。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难以理解，非暴力的精神内涵，但把非暴力仅当成方法论却是现实而可行的。

一些人往往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错误理解成君子间的对决认为这样的抗争，仿佛很清高只注重道德上的纯洁，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无论印度的独立运动，还是缅甸的民主进程，非暴力抗争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因为调动了，民众的参与和民意的支持。无论是印度的占领者还是缅甸军政府，甘地和昂山素季所面对的绝不君子而是一群恶魔。

人类对极权统治的渴望是罪恶的温床，如果说人有信仰心就会向善，但在把佛教立为国教的柬埔寨，当统治者拥有了绝对权力，柬埔寨就发生了“红色高绵”。

当年印度的英国人和今天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区别仅限于肤色。就算非暴力的精神在暴戾之下已不堪一击，但非暴力的方法论在现在还是必不可少的。非暴力抗争的方法，已形成一套成熟而可靠的理论体系，甘地和吉恩夏普都系统的论述过，是不该被抛弃的。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非暴力行动198招》2011年在中东，这两本书成了各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行动指南。吉恩夏普的非暴力学说，使其成为全世界民主运动的“理论导师”。唐荆陵在刊印和邮寄了他的著作后被捕。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非暴力行动是最低限度的抗争，是调动参与的最好方式，是用最低的代价，让广大人民都加入到反抗暴政的行列里，非暴力就是独裁者的恶梦。如果一些很简单的危险性很低的，不合作的方法与抗争的方式，人们都无法去做、不愿去做、不敢去做，那么就更别提进一步的对抗了。

我和唐荆陵是在2012年5月相识，那天我从佛山专程去广州拜访，对于我们一同推广的MZ标志和他交换意见。言谈中他谦逊的外表下，对其理念的自信显露无遗。惭愧的是那时我对他口中的非暴力，也不太认同。也许正是因为当时所持的异议，让我对非暴力抗争有了进一步，更清醒的认识。

今天唐荆陵践行了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有人称赞他为“中国的甘地”，但我认为他只是唐荆陵，因为甘地的意义存在于昨天印度的独立，而他的意义在于当下的我们，在于当下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判决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如唐荆陵所言“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只向人民和上帝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