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溜/经济观察报 2008年11月13日
“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政治就是革命与反革命、镇压与被镇压的传统观念，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而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我们追求的不是物质财富，不是控制别人的权力欲望，我们惟一的私欲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这依赖于为公众谋福利的生命历程。”
这段话出自许志永去年写就的一篇充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文章——《政治应当是美好的》。
许志永，35岁的法律人、活动家，学养深厚，热情坚毅，活动能力出众，被诸多年轻人视为楷模，也被一些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他似乎生来就对贫困和苦难敏感不安，无法坐视不管。行侠仗义是他的最大爱好，其次是罗大佑的音乐。
为了理想中的美好政治，许志永已经有了一长串令人瞩目的行动履历：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代理孙大午案件，两度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接手承德陈国清案，进行上访户调查等等。
今年10月下旬，许志永所在的公盟花费两万五在《南方周末》上登了一个广告，广告内容是，征求含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的诉讼委托。许志永和其他志愿参与的律师们将于下周正式提起公益性集体诉讼，为众多奶粉事件受害者争取赔偿。
坐在对面的许志永安静少言，眼神专注，说话语速偏慢，经常思索半晌才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表达观点。他说他确立自己的使命是在14岁——一名内向、早熟、狂妄的初中生怀抱着一个遥远的理想，那时他对遥远的估计是二十年。如今二十年已然过去，理想却仍停留在远景，他的使命一如既往：
“我要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那个优秀公民群体的一员，我要让人们相信理想和正义，让人们看到这个变革时代的希望。是的，我已经在从政，我在追求理想的政治，文明的政治，我要以自己一生的行动向亿万国民证明，政治应当是美好的，政治的确是美好的，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事业。”
一
今年以来，许志永曾四次探访京城“黑监狱”，所谓“黑监狱”，就是地方政府用来关押上访者的地方。
10月12日，许志永接到一条短信，“我是河南马喜荣现在关在北京市虎坊路青年宾馆后院黑监狱里，你能解救这里的二十多个人吗？紧急求救。”次日下午，他和周曙光及两位记者到达青年宾馆。这是他第四次前往。
马喜荣来到窗口前，要求出来，看守不让，于是许志永他们隔窗和她聊天。马喜荣说，她是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警察盘问，查出了上访材料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被关押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聚集到窗前，马喜荣被看守一把推到里面。
不一会，一辆面包车突然开过来，从车上跳下来三人，冲上来就打他们。看到同伴挨了耳光、拳头和脚踹，许志永很想还以拳头，“可是，我必须克制自己，必须让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受苦的”。
“几乎同时，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看守从后面猛踹我的腿，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他说，我不会跟你计较的。他不断地骂，我就那么同情地看着他。”当晚他在博客中这样写道。
那天下午，他们把马喜荣从青年宾馆里接了出来，但是她最终只能跟来接访的地方人员走。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在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者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为此一直上访。
“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要跪下，感谢我们的救助，为我们被打而痛哭。我扶起她。其实，我内心想说，我们被打不是吃亏，能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据许志永他们调查，目前在北京，河南省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至少有四处。某宾馆普通房间对外价格是每天120元，但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为每个上访者每天付给宾馆150元。地方政府还要雇佣人手看管上访者。
许志永说，“黑监狱”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在过去，上访者是收容遣送站里面收留的一类重点人口，2003年以后，收容遣送站取消，“黑监狱”应运而生。
“‘黑监狱’远比‘黑砖窑’更可怕，这里必须改变。我要努力把阳光带到这里，哪怕是一点点。”许志永说。
二
许志永最早为公众所知是在2003年。那一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和他的同学俞江、滕彪——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就是著名的“三博士上书”事件。违宪审查最后不了了之，但收容遣送制度不久被废除，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一步。
其实在孙志刚事件之前，许志永一直关注收容遣送制度。早在1997年，他还是兰州大学法学硕士时，他发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来访接待室门口聚集着成群结队的上访者。在聊天中，他得知这些上访者中很多人都被收容遣送过。这是他与收容遣送制度的第一次接触。
2002年，在北大读法学博士期间，他到《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兼职，每到周六周日便值班接待上访者，这些上访者中很多人也都有过被收容遣送的遭遇。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一不公正的制度，深信这个制度必将终结。
同一年，许志永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在《我为什么竞选人大代表》一文中，他写道：“让我们一起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主权利，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年底，他以高票当选。四年后他再度当选。
三
许志永生于1973年，出生地令他骄傲——河南省民权县，黄河故道里的一个小村庄。降生于“民权”县自是偶然，但在许志永看来似乎有某种天降大任的意味，“注定我这一辈子就是为民权而奋斗”。
中学时，沉默早熟的少年许志永在日记本里写下自己的理想：“投身公共服务，推动一个社会的变革，改变一个国家的传统，实现一个理想社会”。考大学时，他本来一心想学新闻，行侠仗义，但未能如愿，很偶然地报了法律专业。
“看到不平的事情就比较愤怒，或者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说。多年来他经常被扮成乞丐的骗子骗走钱财和同情心，次数多了，他的警惕性也大为提高，但碰到乞讨者他仍会慷慨相助，同时会严肃正告对方 “你不能骗我”。在大街上碰到撞人事件，当撞人者和被撞者相持不下时，在一旁默默听了一阵的许志永会掺合进来，做出赔偿多少的裁决。
2001年，辽宁省铁岭市一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修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被村干部截留并挥霍一空。许志永从北京孤身一人前往铁岭提供法律援助。正当他召集村民们商讨解决方案时，十辆警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村里，来人中有人指着许志永问，“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
激烈的争论之后，许志永被一帮人推上警车，很多村民见状纷纷横躺在警车前。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许志永下车将村民们劝开，然后上车。警车开到当地派出所，许志永继续与对方多人舌战。6个小时后，许志永被释放，他答应马上离开辽宁，但条件是离开前回村里做一下交代。很多村民聚在一户人家等着，看到许志永回来，一些老人哭了。
“我就跟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表示我还会努力的，然后我就走了，挺难过的。我后来找过一些媒体，媒体也没有报道这个事情。村里带头的梁桂林后来被判一年劳教，这是我遭遇过的最大失败。”
四
1998年，许志永没能拿到硕士学位。他写的论文是《论经济法本土化的经济误区》，批判对象是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朱以反对西化、强调本土价值、主张法治服务大局而著称。戏剧性的是，一年后，朱苏力成为许志永的博士生导师。那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民族传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它是存在的，但不一定是合理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变迁，重要的还是向别人学习，本土资源有很多误区，会让经济扭曲”。
论文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那儿，这位教授写了6页的批判书，给许志永扣上了“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六顶大帽子。论文答辩时，他接受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轮番批判。
被传统者视为叛逆分子的许志永，并未放弃进入体制内做事情的努力。2002年在北大读博期间，许志永递交过一份与众不同的入党申请书，“在政府部门从事一些公共服务的事情更方便，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入党的”，入党申请书里他就是这样写的。
从2005年起，许志永开始写作《中国信访报告》一书。这本近二十万字的书已由许志永和几位朋友共同完成，尚未出版。为了更深入地进行调查，他到北京城南的“上访村”住了两个月。十人间的、八人间的、六人间的房间他都住过，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拥挤的大院中的一个小屋里。
信访局那条胡同里聚集着大量地方政府派来接访的人。“不管什么人经过这儿不被踹几脚就不正常，一个女孩子从那里路过都要被拽几把，完全是那种流氓式的拽，天天如此，都已经疯了，完全是无法无天。”他说。
许志永第一次去那儿，胡同里两边黑压压的都是人，他往里走了二十来米，“有一个人拽住我的胳膊，问哪儿的，我说河南的。一下子就炸开了，河南的河南的。几个人就把我拽过去，说河南哪儿的？我说开封的，几个开封的马上就过来了。这几人你一拳我一脚打，问，你去过市委上访吗？我说没去，没去过就是越级上访。我的衣服上全是鞋印。”而他当时穿的是西装，自认为不太可能被当成上访者。
后来有一次他去那条胡同，见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连云港老太太，“我离她大概几米远，眼看着她被挤到了墙角，突然一个家伙一拳就把老太太打倒在地了，几个人围着老太太踹。我一看头就蒙了，照着一个人的脑袋就是一拳，几个人就把我打倒了。简单的几拳头他们就跑了，我起来就追。”
那天许志永终于火了，怒不可遏，“我冲着那些人几乎是指着鼻子骂，我说你们他妈的都是什么东西。这老太太比你妈年纪都大，你们全他妈是人渣！”那些被骂的人，都被震住了，没人敢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