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的玄学家们所宣告的，中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1990年代中期的宋强等到汪晖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普世主义”的潮流，也引发着中国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巨大混乱。直到最近的乌镇，终于以“互联网主权”的名义，不仅确立了互联网世界里的民族主义，而且宣告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诞生，终结了过去二十余年的这一混乱。一个长期以来的贫困领域，一个最富革命创新精神的领域，第一次被一种数百年前就诞生的僵尸话语所霸据。在2013-2015年这三年，在中国的这一倒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剧烈和反动。
特别是过去一年半来，北京司法机关对浦志强的拘禁以及近日法院对他的一审宣判，都在表明这一倒退所发生的互联网领域，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领域，和一个诞生在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地警察化，粗暴地剥夺了一个著名人权律师的自由，然后以最初30余条而最终只有7条的微博言论，将之定性为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相比2009年福州“三网民”案将网上言论定为诽谤罪，那是第一桩互联网言论入刑，激起了中国互联网用户波澜壮阔的声援抗议浪潮，对浦志强的互联网言论入罪，则赤裸裸地意识形态化了。通过对浦志强对宣判，一个26年前曾经加入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活跃人权律师，中国统治者在表明他们对互联网的绝对专制如同天安门广场一样不容任何挑战，任何的调侃、反讽、批评都可能被当作触及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威胁。
与以往的任何意识形态不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那是发生在纯粹思想领域的。在浦志强案一审宣判前一周，浙江的乌镇举行了第二届互(ju)联(yu)网大会。继上届“互联网治理论”主题之后，当2015年乌镇互联网大会的元首发言提出“互联网主权论”，这个由其“中国局域网总督”一般的亲密代理人所打造的乌镇大会，终于向世人敞开了牠的初心，那就是，发生在一个“互联网社会”中的思想和言论宰制。由此标志着一种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诞生，也可能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唯一有效含义，而非那要求每个小学生都能背诵、装饰大街的24字、也非前任的“科学发展观”、更非前前任的“三个代表”。
换言之，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尤其是1989之后政权合法性几乎只系于经济绩效和财富增长，意识形态面临着日益退缩和虚伪的尴尬境地，这是任何一个市场－威权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实用主义取向，即去意识形态化。而长者在邓身后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尝试在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争论”的模糊区间打造一个个人的合法性支持。只是，在他任内，努力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可以说不》、台海演习和两次反美示威却开始转向民族主义，也是今天互联网主权论的历史起点。其后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却空洞无物，最终养成了十年的维稳政治，凸显了政权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它所对应的，是这二十年间形成的中国模式，充满了地沟油一般的劣质产品和依靠低人权优势、进行社会倾销的廉价出口品体系，和权贵阶级的骄纵不堪——一个主权阶级的膨胀和侵略。
而与此同时，一个新兴中产阶级及其维权运动作为连接底层劳动者的政治代理力量。以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维权运动的兴起，不仅通过互联网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而且通过社交媒体的连结、嵌入和深化，迅速改变了社会本体和社会结构。互联网不再只是虚拟空间的代名词，而是不断地运动化、社会深化，互联网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富政治表达意愿群体连结、动员最广泛阶级的一个社会媒介。互联网就是社会，一个新兴的人民主权的自发表达，与威权政治中的旧主权阶级形成了平行、对抗的格局。
这或许才是互联网主权论作为正式的政治宣言抛出之际，当乌镇的幻想家和吹鼓手们都在欢呼正当其时应对所谓国际互联网主权威胁的言辞背后，那些满满三个自信的中国主权阶级所真正面对的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互联网就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空心化。尤其当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互联网本身被看作了承担了这一双重挑战的主体，如军报所言的“上甘岭”——一个主要面向内部阶级冲突的战场。而非仅仅如充斥乌镇的各种传说，如斯诺登事件或者六名中国军方网络战军官被美国通缉对主权阶级神经的直接触痛。
非特如此，便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能理解互联网主权论所反映的，中国的真正主权阶级对互联网的实际主权者－超阶级的人民与社会的无比害怕和管制借口。在主权的名义下，总是便于与所谓互联网安全挂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和屏障，写进2015年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然后“合法”地进行各种全民监控、高筑防火墙，把互联网变成局域网，维系主权阶级对互联网的霸权地位。
互联网主权论也因此成为互联网霸权的遮羞布。而霸权的存在，一方面以国家机器对互联网言论实施无间断无遗漏的审查、对互联网行为实施最严格的限制、对互联网产业实施高度管制等等。针对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七条微博言论，12月22日由北京二中院定为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徒刑（缓刑三年）。这起案例不过是过去三年来一系列“净网行动”、打击新兴中产阶级网络舆论领袖而急剧增加的类似案例的一件，将互联网完全纳入警察国家的言论管制体系中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主权阶级全面控制新媒体大亨，并以之为白手套，收购境内外传统媒体，如南华早报等，并积极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党员动员、新媒体传播（如创立澎湃、无界等），形成一个为主权阶级服务的互联网大型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也是乌镇大会上的主要配角，洋洋自得堪与国际互联网巨头抗衡的民族企业。
然后，一个原本奉行自由、分享、互联等新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互联网，在强制与资本的双重霸权制造的半隔离的局域网下，制造出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即互联网主权论。仿佛回到了1648年的威斯特法里亚时代前夕的丛林状态，把一个大约十年前原本基于国际域名争夺、近乎无厘头的技术问题空前政治化了，以类似北极宣布主权的方式无耻地撍取了互联网的主权。只是，这一宣示发生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作为过去三年新政权的产物，也是中国互联网总督一手打造的杰作。尤其在以社科院意识形态中心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生产线的加工下，不仅试图代表中国新经济与达沃斯论坛分庭抗礼，掩盖着旧中国模式下的低劣产品体系，而且先后以互联网治理和互联网主权论凌驾在与会的“互联网＋”的众多互联网从业企业家头上。在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话语下，植入一个封建领主国家的陈旧和伪善的概念，一个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诞生了。
一旦互联网具有了意识形态，人为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互联网便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俨然形成了内部的隔绝和冲突，如同冷战期间铁幕所分隔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一个基于互联网意识形态对立的新冷战的开始。不再是民族国家阵营或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那些自称互联网意识形态的主权阶级与所有互联网用户，也是无阶级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主权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浦志强在内，绝不是一个人在受审，也没有人有任何审判他的合法权力。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坚信，必有那么一天，将迎来对互联网撍权者的审判。
（据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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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从乌镇到浦志强审判，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诞生
正如中国的玄学家们所宣告的，中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1990年代中期的宋强等到汪晖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普世主义”的潮流，也引发着中国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巨大混乱。直到最近的乌镇，终于以“互联网主权”的名义，不仅确立了互联网世界里的民族主义，而且宣告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诞生，终结了过去二十余年的这一混乱。一个长期以来的贫困领域，一个最富革命创新精神的领域，第一次被一种数百年前就诞生的僵尸话语所霸据。在2013-2015年这三年，在中国的这一倒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剧烈和反动。
特别是过去一年半来，北京司法机关对浦志强的拘禁以及近日法院对他的一审宣判，都在表明这一倒退所发生的互联网领域，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领域，和一个诞生在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地警察化，粗暴地剥夺了一个著名人权律师的自由，然后以最初30余条而最终只有7条的微博言论，将之定性为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相比2009年福州“三网民”案将网上言论定为诽谤罪，那是第一桩互联网言论入刑，激起了中国互联网用户波澜壮阔的声援抗议浪潮，对浦志强的互联网言论入罪，则赤裸裸地意识形态化了。通过对浦志强对宣判，一个26年前曾经加入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活跃人权律师，中国统治者在表明他们对互联网的绝对专制如同天安门广场一样不容任何挑战，任何的调侃、反讽、批评都可能被当作触及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威胁。
与以往的任何意识形态不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那是发生在纯粹思想领域的。在浦志强案一审宣判前一周，浙江的乌镇举行了第二届互(ju)联(yu)网大会。继上届“互联网治理论”主题之后，当2015年乌镇互联网大会的元首发言提出“互联网主权论”，这个由其“中国局域网总督”一般的亲密代理人所打造的乌镇大会，终于向世人敞开了牠的初心，那就是，发生在一个“互联网社会”中的思想和言论宰制。由此标志着一种互联网意识形态的诞生，也可能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唯一有效含义，而非那要求每个小学生都能背诵、装饰大街的24字、也非前任的“科学发展观”、更非前前任的“三个代表”。
换言之，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尤其是1989之后政权合法性几乎只系于经济绩效和财富增长，意识形态面临着日益退缩和虚伪的尴尬境地，这是任何一个市场－威权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实用主义取向，即去意识形态化。而长者在邓身后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尝试在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争论”的模糊区间打造一个个人的合法性支持。只是，在他任内，努力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可以说不》、台海演习和两次反美示威却开始转向民族主义，也是今天互联网主权论的历史起点。其后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却空洞无物，最终养成了十年的维稳政治，凸显了政权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它所对应的，是这二十年间形成的中国模式，充满了地沟油一般的劣质产品和依靠低人权优势、进行社会倾销的廉价出口品体系，和权贵阶级的骄纵不堪——一个主权阶级的膨胀和侵略。
而与此同时，一个新兴中产阶级及其维权运动作为连接底层劳动者的政治代理力量。以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维权运动的兴起，不仅通过互联网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而且通过社交媒体的连结、嵌入和深化，迅速改变了社会本体和社会结构。互联网不再只是虚拟空间的代名词，而是不断地运动化、社会深化，互联网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富政治表达意愿群体连结、动员最广泛阶级的一个社会媒介。互联网就是社会，一个新兴的人民主权的自发表达，与威权政治中的旧主权阶级形成了平行、对抗的格局。
这或许才是互联网主权论作为正式的政治宣言抛出之际，当乌镇的幻想家和吹鼓手们都在欢呼正当其时应对所谓国际互联网主权威胁的言辞背后，那些满满三个自信的中国主权阶级所真正面对的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互联网就是社会，和意识形态空心化。尤其当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互联网本身被看作了承担了这一双重挑战的主体，如军报所言的“上甘岭”——一个主要面向内部阶级冲突的战场。而非仅仅如充斥乌镇的各种传说，如斯诺登事件或者六名中国军方网络战军官被美国通缉对主权阶级神经的直接触痛。
非特如此，便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不能理解互联网主权论所反映的，中国的真正主权阶级对互联网的实际主权者－超阶级的人民与社会的无比害怕和管制借口。在主权的名义下，总是便于与所谓互联网安全挂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和屏障，写进2015年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法，然后“合法”地进行各种全民监控、高筑防火墙，把互联网变成局域网，维系主权阶级对互联网的霸权地位。
互联网主权论也因此成为互联网霸权的遮羞布。而霸权的存在，一方面以国家机器对互联网言论实施无间断无遗漏的审查、对互联网行为实施最严格的限制、对互联网产业实施高度管制等等。针对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七条微博言论，12月22日由北京二中院定为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徒刑（缓刑三年）。这起案例不过是过去三年来一系列“净网行动”、打击新兴中产阶级网络舆论领袖而急剧增加的类似案例的一件，将互联网完全纳入警察国家的言论管制体系中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主权阶级全面控制新媒体大亨，并以之为白手套，收购境内外传统媒体，如南华早报等，并积极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党员动员、新媒体传播（如创立澎湃、无界等），形成一个为主权阶级服务的互联网大型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也是乌镇大会上的主要配角，洋洋自得堪与国际互联网巨头抗衡的民族企业。
然后，一个原本奉行自由、分享、互联等新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互联网，在强制与资本的双重霸权制造的半隔离的局域网下，制造出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即互联网主权论。仿佛回到了1648年的威斯特法里亚时代前夕的丛林状态，把一个大约十年前原本基于国际域名争夺、近乎无厘头的技术问题空前政治化了，以类似北极宣布主权的方式无耻地撍取了互联网的主权。只是，这一宣示发生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作为过去三年新政权的产物，也是中国互联网总督一手打造的杰作。尤其在以社科院意识形态中心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生产线的加工下，不仅试图代表中国新经济与达沃斯论坛分庭抗礼，掩盖着旧中国模式下的低劣产品体系，而且先后以互联网治理和互联网主权论凌驾在与会的“互联网＋”的众多互联网从业企业家头上。在这种赤裸裸的霸权话语下，植入一个封建领主国家的陈旧和伪善的概念，一个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诞生了。
一旦互联网具有了意识形态，人为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互联网便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俨然形成了内部的隔绝和冲突，如同冷战期间铁幕所分隔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一个基于互联网意识形态对立的新冷战的开始。不再是民族国家阵营或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竞争，而是那些自称互联网意识形态的主权阶级与所有互联网用户，也是无阶级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主权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浦志强在内，绝不是一个人在受审，也没有人有任何审判他的合法权力。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坚信，必有那么一天，将迎来对互联网撍权者的审判。
（据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