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但得記者如高瑜   

前些日子，看到高瑜在獄中寫的五言絕句：「七十年中事，淒涼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時間殘忍，這位當年曾叱吒新聞界的《經濟學周報》副主編高瑜已年過七十。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二十六年間，她三次入獄，每次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一方面鐵條一次次分割她的世界，一方面她也一次次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她已是中國新聞史上抵抗強權、追求新聞自由的見證。自有報紙以來，中國也曾有過一些有影響力的女記者，如浦熙修、子岡、戈揚、楊剛她們，幾乎都被左翼思潮吸引，成了紅色政權的催生者，卻落得或右派或自殺的下場。與她們相比，高瑜走的是一條相反的道路，她一九四四年生於一個有紅色背景的家庭，父親是中共早期黨員，一九六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一九八○年進入中國新聞社，開始新聞生涯，逐漸擺脫紅色噩夢，成為一個清醒、篤定、具有文明視野和明確新聞價值追求的記者。特別是一九八八年她轉入《經濟學周報》以後，她為這份報紙和香港《鏡報》採寫的長篇專訪，以記者的敏銳、勇氣，抓住了時代中心問題，在重大的歷史關頭，她發出的那些聲音無比珍貴，即便今天讀來依然有萬千感慨。

《經濟學周報》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與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南北呼應，被譽為「南有導報，北有周報」與她的努力與貢獻也不無關係。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鋃鐺入獄，她一直以專業記者視角關注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她採寫的長篇報道有內幕，有細節，有分析，有血肉，受到各大國際通訊社的矚目。一九九○年代初她出獄之後，不改初衷，繼續以獨立記者的身份向世界報道中國的真相，以致激怒當局，在一九九三年再次入獄，以「泄露國家秘密罪」被判刑六年。二○一四年，她再次被捕，並以同一罪名獲刑七年。

大約二○○七年冬天，在慶祝張思之先生八十歲的活動中，我第一次見到高瑜，驚訝於她如此之年輕，如果不知道她的實際年齡，絕難相信她早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歲月的滄桑並未在她臉上留下明顯的刻痕，幾次牢獄竟然未將她變得老態龍鍾，反而愈發顯得美麗，她的優雅高貴從容淡定，正是她內在生命散發出來的，勝過了世上一切的妝飾。我與她只是匆匆一晤，當時她來向思之先生敬酒，我正好坐在那一桌。我還記得她與帶著生日皇冠的思之先生合影時的笑容，那天晚上我給她們拍過一張照片。思之先生是她的辯護律師，對她有很高的評價。之後，大約二○一○年曾與她通過幾次郵件，她送過我一本書。不料，在她古稀之年，還要面對冷酷的監獄。去年，當她再次被捕的消息傳來，國內外都感到震驚，一位有良知的獨立記者終究無法見容於當局。她之獲刑也可以看作這個時代到底有無最底線的新聞自由之標記。與坐過國民黨班房的女記者浦熙修她們相比，她要面對的從業環境更為險惡、更為嚴酷、更為無助，至少浦熙修、子岡她們活躍在民國報界時，還有《新民報》、《大公報》這樣的民間報紙，有《觀察》周刊這樣的民間刊物，她們所處的還是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而高瑜從一開始就處於自由「有」還是「無」的時代，即使她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短暫的黃金歲月裡，在半民辦的《經濟學周報》雖能發表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夏衍與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但她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採寫的政協委員徐四民與王軍濤、陳子明、閔琦、陳小平、劉衛華等「一老五少」關於民主的對話只能刊登在香港媒體上，然後出口轉內銷。她為這篇採訪起了一個極富魅力的大標題《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當時胡耀邦還在，街頭運動還未發生。這個題目不是無意間預見了未來，而是她以新聞記者的敏感和對時局的觀察，渴望有序的劇場政治，而對廣場政治保持了相當的警惕性。從這一意義上，這一新聞標題也可視為她新聞從業生涯中的神來之筆。

不到一個月，耀邦猝逝，山呼海嘯的廣場政治運動席捲全國，學運持續了一個多月，廣場學子無法撤回校園。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憂心忡忡的高瑜受胡績偉先生委託，撞進廣場中心，說服王丹等學生領袖，並就地起草了《告全國人民書》，結果仍功敗垂成。廣場政治的巨大慣性，及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最終讓和平撤離的願望成空。包括胡績偉、萬潤南等體制內外的許多有識之士，徒留一聲長歎，他們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的全部努力打了水漂。坦克碾碎了八○年代一切善良美好的夢想。她是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新聞界的代表之一，那個時代的純粹、乾淨、理想主義，在她身上都能看到。我甚至想，她在進入九○年代，世俗化、功利化、實用主義、唯利是圖壓倒一切的時代裡，仍然是面朝八○年代而活的，所以，她才會在第一次出獄之後，還要兩次獲刑。她之獲刑，就是中國的新聞自由的獲刑，由此她的犧牲所賦予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意義才能真正彰顯出來。

「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她的獄中詩無疑是言志，是對這個隨時可以剝奪包括她在內所有國人自由的政權不屈的告白。她坐牢，卻不失志，畢竟她是真正的一九八○年代人，不會背叛她自己和她的時代。人的一生歲月有限，誠能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蒙難、犧牲也是值得的，因為這是獲得做人尊嚴所付的代價。我想起托馬斯‧傑弗遜說的：「哪裡有媒體（報紙）自由、人人皆識字此兩條件，那處就天下大治。」在上海老申報館舊址改裝的報業主題茶餐廳裡，玻璃上就用英文寫著這一番話。可惜，中國今日距離人人皆識字這一條件或許不遠，但沒有媒體自由，人人識字也不會帶來天下大治。在中國千千萬萬的記者中，像高瑜這樣的獨立記者實在太少了，沒有她們的付出，真正的媒體自由又哪會從天而降，天上不會掉餡餅，地上也造不起通天塔，高瑜一次次的蒙難，就是她作為個體的付出。我的小文無力，表達的只是人間的敬意，如果她能看到，盼望她知道，在中國內外還有許多人默默的在惦念她，願她身健心安，如此而已。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