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但得記者如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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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看到高瑜在獄中寫的五言絕句:「七十年中事,淒涼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時間殘忍,這位當年曾叱吒新聞界的《經濟學周報》副主編高瑜已年過七十。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二十六年間,她三次入獄,每次都是莫須有的罪名,一方面鐵條一次次分割她的世界,一方面她也一次次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她已是中國新聞史上抵抗強權、追求新聞自由的見證。自有報紙以來,中國也曾有過一些有影響力的女記者,如浦熙修、子岡、戈揚、楊剛她們,幾乎都被左翼思潮吸引,成了紅色政權的催生者,卻落得或右派或自殺的下場。與她們相比,高瑜走的是一條相反的道路,她一九四四年生於一個有紅色背景的家庭,父親是中共早期黨員,一九六二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一九八○年進入中國新聞社,開始新聞生涯,逐漸擺脫紅色噩夢,成為一個清醒、篤定、具有文明視野和明確新聞價值追求的記者。特別是一九八八年她轉入《經濟學周報》以後,她為這份報紙和香港《鏡報》採寫的長篇專訪,以記者的敏銳、勇氣,抓住了時代中心問題,在重大的歷史關頭,她發出的那些聲音無比珍貴,即便今天讀來依然有萬千感慨。

《經濟學周報》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與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南北呼應,被譽為「南有導報,北有周報」與她的努力與貢獻也不無關係。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鋃鐺入獄,她一直以專業記者視角關注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她採寫的長篇報道有內幕,有細節,有分析,有血肉,受到各大國際通訊社的矚目。一九九○年代初她出獄之後,不改初衷,繼續以獨立記者的身份向世界報道中國的真相,以致激怒當局,在一九九三年再次入獄,以「泄露國家秘密罪」被判刑六年。二○一四年,她再次被捕,並以同一罪名獲刑七年。

大約二○○七年冬天,在慶祝張思之先生八十歲的活動中,我第一次見到高瑜,驚訝於她如此之年輕,如果不知道她的實際年齡,絕難相信她早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歲月的滄桑並未在她臉上留下明顯的刻痕,幾次牢獄竟然未將她變得老態龍鍾,反而愈發顯得美麗,她的優雅高貴從容淡定,正是她內在生命散發出來的,勝過了世上一切的妝飾。我與她只是匆匆一晤,當時她來向思之先生敬酒,我正好坐在那一桌。我還記得她與帶著生日皇冠的思之先生合影時的笑容,那天晚上我給她們拍過一張照片。思之先生是她的辯護律師,對她有很高的評價。之後,大約二○一○年曾與她通過幾次郵件,她送過我一本書。不料,在她古稀之年,還要面對冷酷的監獄。去年,當她再次被捕的消息傳來,國內外都感到震驚,一位有良知的獨立記者終究無法見容於當局。她之獲刑也可以看作這個時代到底有無最底線的新聞自由之標記。與坐過國民黨班房的女記者浦熙修她們相比,她要面對的從業環境更為險惡、更為嚴酷、更為無助,至少浦熙修、子岡她們活躍在民國報界時,還有《新民報》、《大公報》這樣的民間報紙,有《觀察》周刊這樣的民間刊物,她們所處的還是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而高瑜從一開始就處於自由「有」還是「無」的時代,即使她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短暫的黃金歲月裡,在半民辦的《經濟學周報》雖能發表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夏衍與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但她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採寫的政協委員徐四民與王軍濤、陳子明、閔琦、陳小平、劉衛華等「一老五少」關於民主的對話只能刊登在香港媒體上,然後出口轉內銷。她為這篇採訪起了一個極富魅力的大標題《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當時胡耀邦還在,街頭運動還未發生。這個題目不是無意間預見了未來,而是她以新聞記者的敏感和對時局的觀察,渴望有序的劇場政治,而對廣場政治保持了相當的警惕性。從這一意義上,這一新聞標題也可視為她新聞從業生涯中的神來之筆。

不到一個月,耀邦猝逝,山呼海嘯的廣場政治運動席捲全國,學運持續了一個多月,廣場學子無法撤回校園。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憂心忡忡的高瑜受胡績偉先生委託,撞進廣場中心,說服王丹等學生領袖,並就地起草了《告全國人民書》,結果仍功敗垂成。廣場政治的巨大慣性,及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最終讓和平撤離的願望成空。包括胡績偉、萬潤南等體制內外的許多有識之士,徒留一聲長歎,他們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的全部努力打了水漂。坦克碾碎了八○年代一切善良美好的夢想。她是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新聞界的代表之一,那個時代的純粹、乾淨、理想主義,在她身上都能看到。我甚至想,她在進入九○年代,世俗化、功利化、實用主義、唯利是圖壓倒一切的時代裡,仍然是面朝八○年代而活的,所以,她才會在第一次出獄之後,還要兩次獲刑。她之獲刑,就是中國的新聞自由的獲刑,由此她的犧牲所賦予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意義才能真正彰顯出來。

「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她的獄中詩無疑是言志,是對這個隨時可以剝奪包括她在內所有國人自由的政權不屈的告白。她坐牢,卻不失志,畢竟她是真正的一九八○年代人,不會背叛她自己和她的時代。人的一生歲月有限,誠能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蒙難、犧牲也是值得的,因為這是獲得做人尊嚴所付的代價。我想起托馬斯‧傑弗遜說的:「哪裡有媒體(報紙)自由、人人皆識字此兩條件,那處就天下大治。」在上海老申報館舊址改裝的報業主題茶餐廳裡,玻璃上就用英文寫著這一番話。可惜,中國今日距離人人皆識字這一條件或許不遠,但沒有媒體自由,人人識字也不會帶來天下大治。在中國千千萬萬的記者中,像高瑜這樣的獨立記者實在太少了,沒有她們的付出,真正的媒體自由又哪會從天而降,天上不會掉餡餅,地上也造不起通天塔,高瑜一次次的蒙難,就是她作為個體的付出。我的小文無力,表達的只是人間的敬意,如果她能看到,盼望她知道,在中國內外還有許多人默默的在惦念她,願她身健心安,如此而已。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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