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在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词

杨继绳
尊敬的评委会的先生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 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 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 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 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 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 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 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 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誇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 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 万饿死的农民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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