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计生体制背后的国家崇拜

Golden Pig Year Baby-Boom In China
中国北京,一名嬰兒進行游泳训练。摄: China Photos/Getty

我在家排行老三。如果计划生育提前到54年前实行,即便是最宽松的计生,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全面放开二胎的计生新政,今年54岁的我也没有出生的机会,我就应该被计生消灭掉。

怎么消灭法?有个计生口号描述最到位,即是: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口号一度广为流行,生动折射了国家对生育权、生命权的态度。

计生之恶,不仅在于其所造成的性别比例的失调、传统家庭结构的崩解、老龄化加剧等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计生实质,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在生育领域实施戒严,由国家垄断生育权,实现生育权的全面强制化、国家化。

生育权是人的自然权利尤其生命权的起点,对生育权的国家强制,构成国家对人的自然权利尤其生命权的否定。这才是计生最大的恶。既然连生育、生命本身,都必得国家批准,必由国家强制,还有什么能绕开国家?还有什么权利属于人自身?还有任何自然权利可言么?

国家权力就这样高踞生命之上,成了生命的主宰。通过主宰生命,原本属于物即世俗层面的国家,便进入了灵即宗教的层面,一句话,成了人间上帝。

“人间上帝”排斥自然权利

人间上帝必是人间灾难。现代宗教意义的上帝具有超越性,不干预世俗生活,不会跟人的自然权利冲突。但人间上帝不然,其上帝般的绝对权力行于人间,必 以排斥人的自然权利为前提。于是,国家愈神化,愈万能,人的自然权利就愈受压迫,人就愈卑微。它们之间只能是零和关系,没有转圜空间。

计生是这种零和关系的反映。生育率过高诚然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并非除了计生就没有解决办法。比如欧洲很早就曾推行节制生育,效果并不差。节制生 育与计划生育之别,犹如孙中山节制资本与毛泽东共产乌托邦之别。节制不仅是对私权的要求,也是公权之自我设限,即公权只能居于辅助,限于引导,不能越俎代 庖,取代直至抹杀私权,令公权最终成为主权者。

这不止是两种生育制度之别,更是两种政治和社会制度之别。与之对应的,则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一种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一种以对人的不信任为基 础,尤其对人的自然权利不信任。后者以计生逻辑最为昭著,它断言自由即是放任,如果自由生育,人就会跟动物一样没有任何节制地生育,导致人口大爆炸、导致 资源承载力崩盘等毁灭性后果。为此必须国家强力清场,全面接管生育权。这即是说,它不承认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的自然权利具有建构能力,不承认自由本身即能 创造秩序即自治秩序。它坚信秩序是国家的专利品,这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秩序,即国家主导的权力秩序。没有权力秩序,人类即为洪荒。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对这样的政治哲学,晚年恩格斯有过概括,叫做“国家崇拜”,晚年恩格斯并毫不客气地抨击“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计生体制即 是国家崇拜的产物。所以,计生问题不是单纯所谓人口问题、多生或少生几胎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体制及政治哲学的问题。宣布放开二胎的同时,官媒仍言之凿凿 地威胁公众:二胎新政落地前生育的二胎仍属抢生,仍会被制裁。显见开放二胎无非计生鸟笼的尺度有所放宽,并非取消鸟笼本身,计生仍是所谓基本国策,即国家 仍对生育权实施管制,国家仍高踞生命之上,仍是人间上帝。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但只要国家崇拜的神话不终结,国家不从人间上帝的神坛走下来,就只会权力把权利关进笼子里,权力把生命关进笼子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那一天就永不可期。中国到底何去何从,无妨以计生体制的消长为风向标,拭目以待。

(笑蜀,中国资深传媒人、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据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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