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兰州大学工作过整整10个年头，那10年时间里，我备课教书，评职称，分房子，在画地为牢中自得其乐，我不知道有一个叫陈时伟的副校长在做右派后死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当然更不知道50多年前，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兰州一批被打成右派下放天水劳动改造的大学生商议決定编印地下刊物《星火》，喚醒民众，起來反抗暴政。事发后，四十人被捕，林昭、張春元以及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等惨遭杀害……
一
位于兰州市酒泉路的悦宾楼，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它是兰州为数不多的几家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兰州工作时，我曾多次到这里参加同事朋友的婚宴。读兰大前辈谭蝉雪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才知道差不多在60年前，一群兰大前辈，在这里有过一场颇有豪情的离别宴：
“每人把一个多月来节衣缩食在工地挣来的血汗钱倾囊交出，当时一共是七八个人，凑出的出也还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太高档的餐厅我们上不起，太小的饭馆不想去，老这样窝窝囊囊的活人太憋屈了，也该堂堂正正地聚一回，最后选中了悦宾楼，这是刚从上海搬迁到兰州的一家餐馆，风味的独特吸引着来客，而且离兰大不是很远，于是大家步行就到了悦宾楼。点的菜都是比较实惠，男同胞们喝酒，我是以茶代酒，象征性地表示相邀聚饮，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席间给我留下终生难忘印象是吃银丝卷……”
这些“谈笑风生”的青年，是兰州大学几个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学生，马上要被逐出校门，流放在即，前路茫茫时，但他们还能不失兴致，不是借酒浇愁，而把酒言欢。我读到这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昂扬不屈的背后，正是一种对尊严高贵的坚守。1957年的反右，先是引蛇出洞，后是雷霆霹雳，瞬间被打懵的知识分子醒来时发现已身陷万丈深渊下的泥沼中，这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为求自保而拼命扑腾、相互踩踏。以前的信念、价值、责任、道义早已抛诸脑后，尊严尽失。但相较之下，这批同样被打成贱民的大学生，他们此时勇敢地走在一起，慰“同派之情”，他们此前他们已被剥夺了所有奖助学金，生活无着，靠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扛水泥换得一点生活费，但这时吃饭，还不想憋屈自己，想着堂堂正正，痛痛快快，说明他们即使变身贱民，但仍未被从精神上彻底缴械，可以想像，这在当时，是何等难得，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几年之后，为什么他们，会有奋不顾身，创办《星火》，控诉暴政的义举。
二
《星火》杂志于1960年1月油印出版第一期，已经备好稿件的第二期杂志因随后而来的大搜捕胎死腹中，前后也仅半年多时间，而第一期，印数也只区区30多份，毫无疑问，它应该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短命的地下刊物之一，所幸后来印好的第一期杂志和第二期的稿件都被作为罪证收入卷宗，得以完好保存。谭蝉雪前辈把这些文章悉数收入她的著作《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让今天的人们能够一窥当年最黑暗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思想天空闪过的一道亮光。
兰大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为《星火》所写发刊词中强调：“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做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在《目前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这样评价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必然产物，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驯服，对人民群众物质、精神的一切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使人世依附它，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
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则在《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深刻揭示了50年代农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类农村政策的结果。”
在差不多60年之后的今天，我读前辈们的这些文字，它的犀利和尖锐仍让我心惊，让我有无限的感慨。
1960年9月，《星火》案发，有将近200人先后牵连其中，被判刑的也有40人之众，这些前辈中，被判死刑惨遭杀害的共有两人，一个是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另一个就是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张春元是军人出身，入学前曾在朝鲜战场为新政权出生入死。他是《星火》案要犯，1970年被杀害。据他的狱友后来回忆，他在手铐脚镣加身，待赴刑场的前夜，他给难友们高声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而县委书记杜映华身后留给儿女的不多几样遗物，还包括一套《斯大林选集》。
的确，包括张春元，也包括支持他们的县委书记杜映华在内，这些勇敢的先驱都是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所在地域的局限，都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思想资源，心中的无限困惑，他们只能向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的著作中寻求答案。林昭从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复印到的一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在当时已经是他们能接触到的最异端的思想读物。
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是让他们看清了当时执政者已经堕落为一个官僚特权阶层，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成为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今年暑假，正在读星火前辈的这些史料时，择空还去听了一位知名新左派学者的演讲，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知性的女生，在香港长大，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她的演讲主题是以后现代理论分析中国革命，讲的过程中还大段援引《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著作，却苦心孤旨为那一段黑暗岁月辩护，说“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的一系列运动，事实上后来都被污名化了，大家也都人云亦云罢了。”这位学者以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著称，我没有资格怀疑她的学术能力，但让我困惑的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面对那段中国历史上的那段岁月，为什么60年前的星火案中前辈青年不惜怕命，选择做彻底的批判者，而在60年后的在西方长大的新左派，却选择不遗余力为之辩护?到底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现实出了问题，抑或是良心有了问题?
三
北大新闻系学生林昭在1956年时，因仗义直言被打成右派，但她后来被捕乃至获刑遇害，直接原因是卷入《星火》案，后来林昭名满天下，成为那个年代反抗暴政的象征。相形之下，《星火案》中这些兰大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淹没不彰，直到谭蝉雪前辈2010年出版《星火》一书，星火前辈的事迹才为更多人知晓，2013年，著名独立制片人胡杰拍摄纪录片《星火》，为这一事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纪录。
但是，不要说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就是兰州大学在校学生，以及历届毕业生，知道这一段历史的，知道这些本应闪闪发光的名字的，仍是寥寥无几。
星火前辈们都是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行动时就宣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生死何足畏”(系星火事参与者，兰大物理系学生何之明语)。对于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当然不会计较历史是否留名。但看到这段历史的人们，或许还是会问，在黑暗年代，那些撞向高墙的鸡蛋，有价值吗?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不撞向高墙，每一个鸡蛋一定就完好地孵化出小鸡吗?
面容清矍的物理学家顾雁，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当年因星火案被判刑15年的。50年后，他面对导演胡杰的镜头回顾往事，平静地说，一个民族，在那样的年代，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嘛。听到前辈这番话，我为之泪下。万古长夜里，不正是这些瞬间闪亮的无数星火，最后汇集成人类的希望之光吗?
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说过：“活跃的反对派在非民主社会，就像在民主社会一样，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例如，有理由说，尽管缺乏民主保障，那些充满活力的、坚持不懈地反对派在民主化之前的韩国，或者甚至是在皮诺切特的智利(冒很大的风险)，即使在恢复民主之前，对这些国家的政务，就已间接地发挥了有效地作用。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发挥了良好作用的社会计划，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减少反对派对民众吸引力而设立的，反对派以这种方式甚至在上台之前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阿玛蒂亚·森说了韩国、智利，这段论述，适用于中国吗?谭蝉雪写的《求索》、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星火》，帮我们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但是，仅仅记住，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有更多的学者，研究这些英勇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彰显他们的价值。
（据王天定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