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专访时发表的言论引起舆论场的轩然大波。在这篇采访中,艾未未出人意料地对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的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事件表示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同时罕见地赞扬官方,称他和当局之间“有了信任的基础”。
偶像崩塌
艾未未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德新社的报道说,尽管艾未未受到多年的压制、迫害,但是看来这位艺术家在采访中表示了对政府的理解。《南德意志报》的采访记者认为,这位政府批评者的声音柔和了。而在中国,艾未未的言论更成为一个公共热点事件,引发了激烈辩论。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赞扬了艾未未的转身,而在民间舆论场,除了少数支持和为之辩解外,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声音。
作为以行为艺术表达政治抗议的大师,在中国异议光谱中,艾未未一直享有很高荣誉,被他的众多粉丝尊称为“艾神”。2011年11月的发课税案,艾未未以“借钱还税”的行为艺术,短短十天时间就获得支持者903万元的借款,甚至有人夜间隔着墙往他家里扔钱,可见他在民间拥有的影响力,活动被赞誉为“每一张钞票就是一张选票”,成为世界媒体热点。
艾未未现在的观点与以前其激烈批评政府的声音相比确实显现保守性,反抗者某些时候向体制表现一定程度的妥协按理亦应能被公众所谅解,何以仅仅四年时间,艾未未就受到公众称之为偶像崩塌的批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质疑呢?四年时间,公共舆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舆论场变化
舆论场变化原因首先来自体制的极化。2011年可视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分水岭,在政权安全的盘算下,以当年的“茉莉花事件”为标志,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强化趋势已不可逆,从网格化维稳到国安体制登台,有步骤有层次的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清场。体制极化使九十年代始在有限市场化下,社会拥有一定自由度逐渐过渡到社会开始陷入冻结状态,曾有的欲比拟美国进步时代的乐观被现实证实是一场幻觉,弥漫社会的改良主义虚假希望破灭。
舆论场变化原因其次来自舆论传播途径的变化。有限市场化的开端,平面媒体评论的走俏与互联网早期BBS讨论区、博客的火爆使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走红成为大众的偶像,掌握了舆论话语权,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对民众自上而下的“启蒙”。但有限市场化媒体仍为权力与体制一部分,无论姿态和外表看上去走得离体制有多远,所以其传播逻辑是单向的,以策略性为考虑自我规避思想的锋芒和力度而获得“启蒙导师”地位的改良公知也是未经考验单向塑造出来的,这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坍塌埋下了伏笔。
2010微博成为舆论场主要传播手段,微博时代固然“网络大V”仍是传播的中心,但是作为人人都是发布者的自媒体,普通网民借此得以“围观”公共事件,微博时代早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参与”。在体制逐渐极化后因观念的不同表达而产生各种论战,泛自由阵营的态度同一性土崩瓦解,而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多向传播特性,使其必然去中心化、去权力化而解构了市场化媒体单向塑造的公知“启蒙导师”话语,在体制收缩话语空间和民间的觉醒祛魅下, “公知污名化”现象不可避免。故微博时代后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撕裂”。
2013年后体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使微博衰落,微信期而代之成为舆论场的主角。微信 的沟通交流以圈子为特征,拥有共同认知的人日益聚集在一个微信群里,由此完成群的分化。共同认知的圈子使社会出现了事实上的“半结社”,这既是对现有体制的社会控制结构的挑战,同时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圈子的节点的平等交流使跨越阶层的偶像不复存在。微信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分化”。
体制极化使温和的、去政治化的表达不断丧失观念市场,激进的、政治化对抗的表达迅速增长成为大众舆论场的中心,分化的舆论场使与公众观念不同的偶像成为挑战的对象。
黄昏的偶像们
在令人窒息的体制极化下,温和,去对抗化观念日益被官民对立的两边阵营所厌弃。曾经是各个舆论场宠儿的偶像如不合时宜则步入黄昏。
平面媒体时代的偶像,作家摩罗在1997年出版《耻辱者手记》后,被誉为“民间思想者”受到追捧,在9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里,鲜有未读过摩罗作品的大学生。《耻辱者手记》被称为中国版的《沉思录》,著名学者钱理群称摩罗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2010年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这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迎合体制“中国崛起”的论调,招来一片批评声,摩罗原来众多的粉丝纷纷倒戈,余杰、徐晋如等摩罗的朋友更公开宣布与其绝交。“精神战士”被体制收编,其标志性意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
秋风,平面媒体时代的另一偶像,因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而成名,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秋风在平面媒体时评火爆年代因时评写作而名噪一时。但前几年突然转向中国传统儒学,在学术上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事实上迎合了体制对普世价值的反动,2012年8月秋风带着数十个学生在山东曲阜孔庙行跪拜大礼,被舆论痛批为“顺服专制”。 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秋风称此青年学生运动为“情绪化行动”,“带来的一定是负面结果,不可能有正面结果”,“局面混乱,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从“身体矮化”到“精神矮化”, 秋风以其堕落验证了这一步并不需多久。
博客时代的偶像韩寒以其对社会时政热点打擦边球的批评博文而受到传媒和城市小中产者的热捧,拥有人气最高的博客访问量,被视之为公民精神的体现,舆论称其为“公民韩寒”,被公盟颁发公民责任奖。博客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人能红过韩寒,他是传媒的宠儿和大众的偶像。2011年底,韩寒连续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质疑社会的激进倾向、革命诉求,主张渐进式改良达致社会转型,引起舆论场哗然。在当年发生的“茉莉花事件”,体制对民间的残暴阵营使民间舆论场由改良向激进渐变,“韩三篇” 撞到氛围变化的枪口上,曾经的公民韩寒成了公敌韩寒,作为超级偶像的韩寒坍塌之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韩寒的倒掉,是改良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
被戏称为“民主小贩”的杨恒均是博客时代的明星,对普世价值的推祟,对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的介绍使其拥趸者无数。然而,近两年来,他的文章越来越出现倾向体制的态度,被舆论质疑为已遭“招安”,而2014年杨恒均受邀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国宴更加深了民间舆论场的猜疑,甚至不少反对者宣布与其绝交。杨恒均为此表示不解:“我因同权力走得太近而遭到鄙视和抨击,我也震惊于:什么时候口子已经被撕裂得这么大?我多年来寻找左右共识、探寻上下互动与内外博弈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吗?”杨恒均探寻上下互动的努力可能是真诚的,而体制内也可能会存在想改变政权日益极化的良知者,但是,杨恒均式疑惑在舆论场必然面临被无视状况,面对一个越来越极化控制社会的政权,民间拿什么与他们上下互动﹑内外博弈?是体制的极化才有温和言论的失去市场,中间地带已消失,所有人都在面临站在哪一边的选择。
2004年3月,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一篇痛快淋漓的《讨伐中宣部》檄文,使其名满天下。身在体制内炮轰“真理部”,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异议光谱里,焦国标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然而,2014年焦国标以一篇《挺习总,答客难》歌颂中共党魁,引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焦国标的颂圣跪舔,为体制洗地,多年形象毁于一旦,在舆论场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焦国标综合症”—-被奴役和强暴后态度和行为上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加认同施暴者并积极配合施暴者,甚至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为己任的反常行为。焦国标无视正常发生的血淋淋现实,武断地认为党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显示了反对者在冻结社会下坚持之艰难,既然长夜无尽,己身难托,不如臆想明君圣明,不用付出代价的廉价转型唾手可得。
漫长的严冬正在到来,在体制收编、分化、打击下,未来仍不断会有曾经的偶像转身与他曾热血过的事业背道而驰。而在社会运动不断下沉化的趋势下,那些曾经的偶像转身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在大浪淘沙的冰河时代,所有的坚韧、坚守、坚持,都是在以明确的符号宣示:黎明前确实是最黑暗的,但黎明就要来了。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野渡:偶像的黄昏
八月初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专访时发表的言论引起舆论场的轩然大波。在这篇采访中,艾未未出人意料地对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的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事件表示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同时罕见地赞扬官方,称他和当局之间“有了信任的基础”。
偶像崩塌
艾未未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德新社的报道说,尽管艾未未受到多年的压制、迫害,但是看来这位艺术家在采访中表示了对政府的理解。《南德意志报》的采访记者认为,这位政府批评者的声音柔和了。而在中国,艾未未的言论更成为一个公共热点事件,引发了激烈辩论。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赞扬了艾未未的转身,而在民间舆论场,除了少数支持和为之辩解外,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声音。
作为以行为艺术表达政治抗议的大师,在中国异议光谱中,艾未未一直享有很高荣誉,被他的众多粉丝尊称为“艾神”。2011年11月的发课税案,艾未未以“借钱还税”的行为艺术,短短十天时间就获得支持者903万元的借款,甚至有人夜间隔着墙往他家里扔钱,可见他在民间拥有的影响力,活动被赞誉为“每一张钞票就是一张选票”,成为世界媒体热点。
艾未未现在的观点与以前其激烈批评政府的声音相比确实显现保守性,反抗者某些时候向体制表现一定程度的妥协按理亦应能被公众所谅解,何以仅仅四年时间,艾未未就受到公众称之为偶像崩塌的批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质疑呢?四年时间,公共舆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舆论场变化
舆论场变化原因首先来自体制的极化。2011年可视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分水岭,在政权安全的盘算下,以当年的“茉莉花事件”为标志,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强化趋势已不可逆,从网格化维稳到国安体制登台,有步骤有层次的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清场。体制极化使九十年代始在有限市场化下,社会拥有一定自由度逐渐过渡到社会开始陷入冻结状态,曾有的欲比拟美国进步时代的乐观被现实证实是一场幻觉,弥漫社会的改良主义虚假希望破灭。
舆论场变化原因其次来自舆论传播途径的变化。有限市场化的开端,平面媒体评论的走俏与互联网早期BBS讨论区、博客的火爆使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走红成为大众的偶像,掌握了舆论话语权,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对民众自上而下的“启蒙”。但有限市场化媒体仍为权力与体制一部分,无论姿态和外表看上去走得离体制有多远,所以其传播逻辑是单向的,以策略性为考虑自我规避思想的锋芒和力度而获得“启蒙导师”地位的改良公知也是未经考验单向塑造出来的,这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坍塌埋下了伏笔。
2010微博成为舆论场主要传播手段,微博时代固然“网络大V”仍是传播的中心,但是作为人人都是发布者的自媒体,普通网民借此得以“围观”公共事件,微博时代早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参与”。在体制逐渐极化后因观念的不同表达而产生各种论战,泛自由阵营的态度同一性土崩瓦解,而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多向传播特性,使其必然去中心化、去权力化而解构了市场化媒体单向塑造的公知“启蒙导师”话语,在体制收缩话语空间和民间的觉醒祛魅下, “公知污名化”现象不可避免。故微博时代后期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撕裂”。
2013年后体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使微博衰落,微信期而代之成为舆论场的主角。微信
的沟通交流以圈子为特征,拥有共同认知的人日益聚集在一个微信群里,由此完成群的分化。共同认知的圈子使社会出现了事实上的“半结社”,这既是对现有体制的社会控制结构的挑战,同时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圈子的节点的平等交流使跨越阶层的偶像不复存在。微信舆论场的关键字就是“分化”。
体制极化使温和的、去政治化的表达不断丧失观念市场,激进的、政治化对抗的表达迅速增长成为大众舆论场的中心,分化的舆论场使与公众观念不同的偶像成为挑战的对象。
黄昏的偶像们
在令人窒息的体制极化下,温和,去对抗化观念日益被官民对立的两边阵营所厌弃。曾经是各个舆论场宠儿的偶像如不合时宜则步入黄昏。
平面媒体时代的偶像,作家摩罗在1997年出版《耻辱者手记》后,被誉为“民间思想者”受到追捧,在9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里,鲜有未读过摩罗作品的大学生。《耻辱者手记》被称为中国版的《沉思录》,著名学者钱理群称摩罗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2010年摩罗出版《中国站起来》,这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迎合体制“中国崛起”的论调,招来一片批评声,摩罗原来众多的粉丝纷纷倒戈,余杰、徐晋如等摩罗的朋友更公开宣布与其绝交。“精神战士”被体制收编,其标志性意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
秋风,平面媒体时代的另一偶像,因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而成名,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秋风在平面媒体时评火爆年代因时评写作而名噪一时。但前几年突然转向中国传统儒学,在学术上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事实上迎合了体制对普世价值的反动,2012年8月秋风带着数十个学生在山东曲阜孔庙行跪拜大礼,被舆论痛批为“顺服专制”。 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秋风称此青年学生运动为“情绪化行动”,“带来的一定是负面结果,不可能有正面结果”,“局面混乱,开了一个极坏的头。”从“身体矮化”到“精神矮化”, 秋风以其堕落验证了这一步并不需多久。
博客时代的偶像韩寒以其对社会时政热点打擦边球的批评博文而受到传媒和城市小中产者的热捧,拥有人气最高的博客访问量,被视之为公民精神的体现,舆论称其为“公民韩寒”,被公盟颁发公民责任奖。博客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人能红过韩寒,他是传媒的宠儿和大众的偶像。2011年底,韩寒连续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质疑社会的激进倾向、革命诉求,主张渐进式改良达致社会转型,引起舆论场哗然。在当年发生的“茉莉花事件”,体制对民间的残暴阵营使民间舆论场由改良向激进渐变,“韩三篇” 撞到氛围变化的枪口上,曾经的公民韩寒成了公敌韩寒,作为超级偶像的韩寒坍塌之迅速,超出所有人的想象。韩寒的倒掉,是改良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
被戏称为“民主小贩”的杨恒均是博客时代的明星,对普世价值的推祟,对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的介绍使其拥趸者无数。然而,近两年来,他的文章越来越出现倾向体制的态度,被舆论质疑为已遭“招安”,而2014年杨恒均受邀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国宴更加深了民间舆论场的猜疑,甚至不少反对者宣布与其绝交。杨恒均为此表示不解:“我因同权力走得太近而遭到鄙视和抨击,我也震惊于:什么时候口子已经被撕裂得这么大?我多年来寻找左右共识、探寻上下互动与内外博弈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吗?”杨恒均探寻上下互动的努力可能是真诚的,而体制内也可能会存在想改变政权日益极化的良知者,但是,杨恒均式疑惑在舆论场必然面临被无视状况,面对一个越来越极化控制社会的政权,民间拿什么与他们上下互动﹑内外博弈?是体制的极化才有温和言论的失去市场,中间地带已消失,所有人都在面临站在哪一边的选择。
2004年3月,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一篇痛快淋漓的《讨伐中宣部》檄文,使其名满天下。身在体制内炮轰“真理部”,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显而易见,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异议光谱里,焦国标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尊敬。然而,2014年焦国标以一篇《挺习总,答客难》歌颂中共党魁,引致舆论的激烈批评。焦国标的颂圣跪舔,为体制洗地,多年形象毁于一旦,在舆论场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焦国标综合症”—-被奴役和强暴后态度和行为上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加认同施暴者并积极配合施暴者,甚至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为己任的反常行为。焦国标无视正常发生的血淋淋现实,武断地认为党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显示了反对者在冻结社会下坚持之艰难,既然长夜无尽,己身难托,不如臆想明君圣明,不用付出代价的廉价转型唾手可得。
漫长的严冬正在到来,在体制收编、分化、打击下,未来仍不断会有曾经的偶像转身与他曾热血过的事业背道而驰。而在社会运动不断下沉化的趋势下,那些曾经的偶像转身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在大浪淘沙的冰河时代,所有的坚韧、坚守、坚持,都是在以明确的符号宣示:黎明前确实是最黑暗的,但黎明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