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夫人孟群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外的大门很隐蔽，门前没有挂牌子。灰色围墙外，有一排灌木，冬天时会变成金黄，她觉得“像一团火焰”。如今，只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疯长着。
孟群到看守所给丈夫送衣物。
但这已足够让她安慰，拿着索物单，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给丈夫送衣服。而在看守所灰色的墙外，她会觉得，自己和丈夫离得近一点了。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她每次都通过律师叮嘱他：家里都好，别挂念，健康最重要。可她知道，多说没用，还是替他回老家看看吧。
火车票买到了周六的凌晨4点50。周五晚，她提前叫好计程车，次日凌晨3点半，就出了门。
天上星光暗淡，车在四环上疾驰，此刻的北京那么安静，她突然想起了26年前初夏的那个黎明。也有风，燥热，又肃杀冰冷。
1992年孟群和大个子结婚时拍的合照。
他们相识在那一年的广场上。他在政法大学静坐的学生群里，高高大大，引人注目。她学医，上大四，正在医院实习，是广场上的“白衣天使”。听说有人病了，她和抬担架的人一起赶过来，病人就是他。
6月到了。那一天，气氛已变得奇怪，可她还是去了广场，书包里还背着复习考试的书。她并不关心别的，只因为前一天他问她：你明天还来吗？
那是镌刻在记忆里的黎明：一片黑暗中，只有士兵的头盔闪着寒光……
毕业了，她当了医生。他被学校给了严重警告，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江平老师介绍，在大钟寺的菜市场里，他做了一名经理秘书。1992年“十一”，他们结婚了。
青年時代的孟群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位朋友说，那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变了，可老浦一直没有变。她觉得确实如此。他一直没有变，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热情的、为国家忧伤和呐喊的年轻人。
多年来，他为众人之事，奔走于途中。而她，虽然一路读了医学博士出来，性情却愈发安静，不问世间纷扰，潜心于家事，照拂老幼。只在每年初夏的那一天，陪他去广场，有一刻静静的缅怀。
聚少离多，忽忽中年。命运如一只巨大的轮子，不知道怎样运转着，到了2014年5月，突然，就把她从温暖的家摔进了历史。
她看着他的身影在灯下离开，没有太多忧虑。“喝茶”是常见的事，“被旅游”也正常。2010年“十一”，当局让他必须离开北京。索性，他们一起，还有陪同的警察，去江西的东林寺、安徽的九华山等地，游玩一圈，她还拉了他去拜佛。
天亮了，她去上班。中午，收到警察短信，说下午要到家里来，要求她配合。
她请了假匆匆回到家。楼下，10多个警察守着他一个人。在电梯里，他还像往日一样，和邻居们开着玩笑。
在家里搜查两个多小时，书架被仔细翻了一遍。一些书被扣押。
4点多，搜查结束了，警察让她给老浦找带走的衣服。不要扣子，不要带子的。她为难，找出一条短袖，上面有艾未未的头像，警察有点生气，说：不行。
最后她找出儿子的校服。淡黄色的套头衫，运动裤。儿子个头比老爸还高，他能穿上，虽然不大合身。
搜查的间隙，他告诉她，别担心，可能很快回来，嘱她照顾好自己。并叮嘱她，如果自己出了事，律师就找张老爷子（张思之律师）和高广清律师。
他们簇拥着他下楼了。她抱着养了10多年的小狗送他。看着他高高的背影钻进警车。她和小狗一起，在楼下呆立了很久。
第二天，她接到电话，让她来签收丈夫的拘留通知书。
离县城七八公里路，便是李各庄村。一路上，大卡车轰鸣，空气里弥漫着雾霾的味道。这个河北平原上的县城，遍布钢厂、石粉厂，在近年来的经济开发中，自然环境也在恶化。
村子里铺上了水泥地，但并无像样的规划，房屋有些凌乱。往后山去的路上，撒满羊粪，路边伸展着酸枣刺。过去，他们回老家时，他总是会带她攀上山去，摘酸枣儿，一起眺望从村庄头顶轰鸣而过的火车。1989年，养父曾从通县走几十公里路去北京，想把儿子从广场劝回，却没有结果。随之而来的暑假，他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逃回家乡，就避祸在这荒凉的山上。
孟群给大个子年迈的老母亲看手机，里面有以前拍摄的全家照片。
老母亲早就在门口等着了。89岁的老人，拉了孟群的手，还没说话，干枯的眼眶，先为那一年多没见到的儿子湿润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正上大学的外甥说，是上网，才知道自己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舅舅。
“可我们不要他伟大，就要他平安。”大哥在旁边抽着烟，看看抹眼泪的老母亲，闷声说了一句。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7月17日，她去看守所求见所长。所长说，他还有领导，无法决定会见时间。领导是谁？她问，但所长只是沉默着。
7月21日，她打印了两份会见投诉信。朋友们说发快递吧，别跑了。她还是决定去一趟，担心邮寄的话，对方会说没收到。
孟群一个人时，经常在家里眺望窗外
中午一点， 她开始自己的投诉之旅。出了医院，坐公交车先到右安门。下车后，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去哪里。网上明明说走300多米就到半步桥街了，可北京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快，她虽然是老北京，也找得特别困难。问路边摇扇子的大妈，问小贩。明晃晃的太阳下，柏油路上扑来热浪，又夹杂着雾霾。
“我突然想到，他虽然被关在看守所里了，可毕竟不用东奔西跑，也不用忍受这毒辣的阳光和粘稠的雾霾了。心里竟突然轻松起来。”在当天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
44号院到了。南北横贯的大墙，很有气派。看到警卫，问关于看守所的事该找谁？年轻的警卫一脸困惑。只好问警察，问了警察后，听见警察训斥警卫的声音：没证件为什么让她进来？
又走了20分钟，到监狱管理所了。迎面看见一位漂亮的女警察。一问，看守所的事情不属于这里管……
20多年的医生生涯，看惯生老病死的她并不“文艺”，以前写得最多的也只病历而已。可如今，她开始给丈夫写信了。
“等他出来了，给他看。让他知道这一年多，我的心路是怎样的。”她说。
也确实如此。在丈夫刚出事之后，孟群完全慌了神。之前，她极少关注公共事务，而丈夫被抓后，举世关注，可如何应对公共舆论，完全在她的经验之外。而对于应该采取的辩护策略，朋友们争论得不亦乐乎，她却一片茫然。
还有内心的恐惧。她回忆，那一个月中，风声鹤唳，陆续又有人被抓。她担心自己也被抓走。文革时，父亲被批斗的往事时不时浮现在她眼前，她总忍不住想，这一切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消息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弟弟和她一起奔走。忧虑担心中，弟弟有一天在加油站突然脑出血，抢救及时，才保住生命。
她不敢再回到空荡荡的家。因为家里的地址被人不小心泄漏到网上了。她只好轮换着去住亲戚家。更糟糕的是，她的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她担心自己是癌症，最大的害怕是，在他出来之前，自己死了。
“在你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我突然间变成了文盲。我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为自己‘扫盲’。”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躲在丈夫身后、不问世事的孟群，就这样开始和国家机器周旋。
一开始，她总是紧张。有一次警察要去搜查弟弟家，让她过去。她匆匆赶来，紧张中，竟然跑错了楼门。
警察真正来找她谈话，是她因为律师正常会见老浦的权利不能被保障，“给习主席写了封公开信”之后。两名警察，一男一女，找她谈了很长时间。说她这样“会被人利用”，有问题应该找正规渠道。“那以后你们就是正规渠道了吧。能留下电话吗？”她问。
第二次，又是警察约谈。这次，她心情不好。所以，“对他们态度也不好。”警察告诉她：浦认罪了。她生气地回复他们：第一，浦无罪；第二，我相信他不会死，他会回来。
不过警察对她都还客气，称呼她孟医生。她呢，不管对朋友，还是对警察，打完电话，总要加一句：“吉祥如意”。
是信仰支撑了孟群，让她能够平静，并且没有倒下。
2014年6月20日，丈夫已被提请逮捕，正是“天塌地陷”的时候。她此前定好了行程，要跟随师父和同修们去四川甘孜的八邦寺朝圣。
风雨飘摇，内心忧惧，她决定了还是要去。最终，她觉得自己“去对了”。在宁静的藏区草原，寺庙神圣慈悲的氛围中，她放下了一直缠绕自己的噩梦，懂得了首先是要“接受和面对”。
两天后，她匆匆赶回北京。记得那一夜路途，雨雾弥漫，山道艰险。她眼前不断浮现的，是丈夫的脸，背后则是“菩萨慈悲的面容”。她觉得自己“有力量了”。
她说，那次回到北京，她内心的忧惧少了很多。虽然一切都还纷扰，但慢慢的，也开始步入轨道。
“我慢慢理解到，他这么多年做的，就是行菩萨道，为了众生的利益。”她说。在2015年4月给丈夫的一封公开信里，她写道：“生活是修行，菩萨就是承担……是你的愿力，你的德行，你受的苦照亮了我前面的路。”
“我想，有了传播，就有人看见，就有人被启蒙。我自己就是在微信圈中被启蒙的。”她说。
她不再见到警察就紧张，内心也开始强大。“我不再怕失去什么。有一次，我给师父说过，即使我现在死了，我也是佛弟子。”
可她心中还是苦。常常，想起他，她会哭起来。她会想起过去的生活，那时他们租住在北京城低矮的平房里，他向邻居家借了小推车，去买过冬的大白菜，儿子就坐在小推车上，笑声回响在小巷里。
她也想起2009年，他带领众人，从邓玉娇案的现场坐火车回来。在北京西站，许多“粉丝”去迎接他。她躲在人群里，默默拍照，看着他，“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她也记得，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家看《辩护人》的电影，他热泪盈眶。她也是。忍不住对他说：其实咱中国的辩护人更伟大，更不容易。
如今，她能做到的，只是叮嘱他，在监室里读读经，让心平静下来，保守好身体。她也担心， 89岁的老母亲等不及他回来。家里养了10多年的狗狗，也老了，等不及他回来。
8月18日，她向北京市看守所寄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请求考虑老浦糟糕的身体状况，能同意对他取保候审。
8月31日，老浦的代理律师尚宝军接到电话，办案法官说，取保候审没有被批准，因为，“浦生活还能自理，不符合取保的条件。”
而她，依然在每个出门的时刻，不忘带好身份证。“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接到通知了，就可以去接他回家。”
本文首发于《亚洲周刊》，刊出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