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大学里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即权力是真理的唯一来源和中心，其他的部门和人存在的目的都是为权力说的每一句话做合理性的论证。

反智主义的实质就是权力主义，即以权力为导向，以权力为核心，以权力为真理，以权力为道德。权力主导一切，权力主宰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无所不及。

1949年之后，大陆的反智主义就没有停止过。1949年之后，先是消灭了地主，灭了土地精英。后是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资本家，消灭了企业和市场的精英。最后是反右，把知识分子打得不敢再说真话。反智主义在文革达到了高峰，毛泽东说，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恢复了大学教育，反智主义在一段时间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大学的理念不明晰，反智主义在淡出后不久又回到了大学，并逐渐成为大学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

反智主义在大学的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大学行政化，官本位盛行。这种情况下，大学教授、学者不得不走上当官的道路，清华大学施一公任副校长就是典型的一例。对于教授学者当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的人说，学者当官，是对学者的尊重与承认。学者当官不会影响学术，反而会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学术的发展。反对者说，学者当官，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是学而优则仕的坏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扭曲变形。实际上，学者当官，既搞乱了学术，也搞乱了官场，是对大学生、对教授、对大学的三重伤害。脚踏官与学两只船的大学官员是对大学的极大嘲讽，让官员更加不学无术且横行霸道。

第二，大学官员垄断各种资源。中国的大学校长和官员几乎是万能的，他们除了是大学校长和官员之外，还可以是科学家、教学名师、著名博导、国家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学科带头人、各种项目的评委。那些致力于学术的大学老师，最后也不得不被迫放弃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钱途”，搞学术研究竟然成了大学老师的一条死路。

第三，大学老师臣服于各种官。大学教授不向学术低头，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对大学官员却有着极大的敬畏之心，臣服于官员，行拍马屁之能事。这部分人对各种不同级别的大学官员都会低三下四，为官员们写应景的论文、做各种无学术含量的课题、编写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所谓的学术专著，为官员作嫁衣裳。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员，由此成了著名学者和专家。那些教授依然是斯文扫地的教授。官员们吃肉，教授们喝点汤就高呼万岁。

第四，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大学教师苦不堪言。学问搞得好不好，不在于学术本身的本事，而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本事。人际关系好了，学术不好也有人捧场，学术不好也会变好。反之，人际关系不好，学术好也被会武大郎开店的人搞坏。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老师不可能以学术研究为天职，不可能以讲课为本职工作。他们不得不忙于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忙于与各种不同的大学官员和管教育的上级官员处理好各种关系。学术不是生产力，学术关系才是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大学老师的一种信条。

第五，大学的官员对教授设置各种考核指标，使得大学老师疲于奔命。每一所大学每年都有教学评估、讲课评估、考核评估。官员们年年搞，年年乐此不彼。这些评估是老师职称得以晋升的重要条件。其中最为厉害的杀手锏是对老师进行道德评估和政治评估。一个老师讲课讲得再好，科研搞得再好，都不如一个政治正确好。如果政治不正确，或者政治观点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就有面临下课转岗的风险。一个老师如果科研不好，讲课不好，只要政治正确，不但有物质奖励，还有精神奖励。那些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的人，有哪一个不首先是政治正确的老师呢?大学老师智商低没有问题，讲不好课没有问题，科研不好也没有问题，只要政治正确，只要道德讲得动听，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第六，大学官员通过听大学老师课的名义对老师进行不定期的监督。大学官员对于所听课的内容或者是不懂，或者是一知半解，甚至老师把孟子说的话转换成孔子说的话官员也可能听不出来，但可以通过听课，对老师的讲课方式指手画脚，通过讲课方式而不是讲课内容抓住老师的命门，让老师俯首称臣。

第七，大学老师为权力话语进行论证。权力者说的话，成为大学的圣旨，成为大学的指导思想。权力者的指导思想，不管正确与否，不管是否符合大学的发展规律，只要是权力者的思想，那就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大学的一些老师教授非但不对此加以抵制，反而会对其讲话进行理论论证，让权力者的思想理论化、系统化。

一代权力者有一代重要讲话，前面的权力者走了，后面的权力者又来了，大学老师教授就心照不宣地放弃走了的权力者思想的论证，对新来的权力者思想进行新的论证。在没有论证之前，权力政治正确先行，论证的过程无非就是起点正确，过程正确，结论正确。通过论证政治正确，权力者新的理论里程碑立刻就立起来了。

中国大学的问题多多，想解决起来也是难上加难。但如果让反智主义成为大学的主导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大学也就没有办下去的必要了。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