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于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二连三，从全球金融市场的反应可判断，并没有任何迹象标明，中国的“经济奇迹”会戛然而止。然而，对于那些熟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熟知掠夺性制度的人来说，中国的跌倒不仅是可预料的，更是不可避免的。
大多数的企业高管或投资人或许太忙了，以致错过一些经典的集权理论书籍，如诺思（Douglass C. North）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又如更简单易读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该书是由麻生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以及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合著。这些学者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索成果，都是引人关注的。
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这是一个指代“贪婪政府”的学术名词。尽管统治阶层在怎么“捕食”上会有微妙的不同，掠夺型国家的核心特点是利用政治权力来充实统治者自己。
如果政府的权力是源自被统治者，并通过法治来约束，统治阶级将被很难从人民身上窃取利益。然而，假若统治者将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并通过国家来行使暴力，以维护窃取的特权，这样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从社会剥夺财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两位皆以窃国者著称。
一个缓慢的虹吸过程
被掠夺型政权接管的国家能够榨干整个社会。这种榨取，最极端与灾难性的表现是独裁者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彻底的掠夺（如抄家、充公等）。
更复杂的掠夺型制度，通常是由高度组织化的专制主义政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运作的。他们喜欢更隐蔽和更持久的战略，以从社会攫取财富。相反，不加掩饰与即时的掠夺可能会破坏这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并威胁到统治阶级的长期利益。由有组织的政党控制的掠夺体制，会通过间接的、隐蔽的、常规化的手段攫取利益。
一般来讲，他们制定详细的规则，来限制资本流动（可自由流动的资本是很难窃取的），令私有产权不受保护（这样更容易掠夺），控制银行业（通过利率与来调整征税、把贷款发放给利益相关者），维持大型国企（将财富转移至这些企业的统治者），以及垄断关键部门（向社会间接征税）。
相比而言，以集体为基础的掠夺性政体显然比独裁者更复杂巧妙，更倾向于长期执政。虽然这种缓慢攫取（slow theft）可能优于快速掠夺（fast plunder），那些生活于该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家、普通人，看到他们辛苦赚来的财富，未经同意就被拿走一大截，还是会觉得不爽的。
缓慢的攫取无论再怎么隐蔽、复杂，公民跟私营企业家们终将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体制”从而失去工作的活力。此外，缓慢攫取就算比快速掠夺能产生更多的财富，这仍是一个非常低效的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下，珍贵的资源会被浪费在统治者更青睐的项目，因为这能帮他们获取政治上的支持，或有利于他们的家人与亲信。
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理论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深层的，更令人不安的角度来考量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如果我们审视中国主要几个关键的经济创举，我们可以很快辨识出一个典型的缓慢攫取的制度：一个封闭的资本市场，私有财产并无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家垄断银行业及关键产业（如电信、能源等），庞大的国企资产（占国内GDP至少三分之一），以及完全不透明的政府预算（从04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基本维持在GDP的两倍，07年增长32.4%，这还不算土地出让金）。
两害相权取其轻
让人不解的是，在过去的35年，这一掠夺制度到底如何造就经济奇迹的？答案很容易找到。经济的效率低下永远是相对的。由统治者维持在最低限度下的缓慢攫取，或许比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底下，但比快速掠夺要高效得多。（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比照）在中国，没有压抑经济的后毛时代，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让“缓慢攫取”得以实现。
事实上，缓慢攫取的新体制取代了那个差劲的旧体制：极权主义的毛左思维禁绝私营企业，集体创造财富。毫无疑问，在抛弃旧制度后中国的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局面。
另一方面，缓慢攫取没有摧毁经济并得以进行下去，要归功于许多利好因素，如人口红利，城镇化，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等。这些因素驱动经济保持高位增长——中国能够承担缓慢攫取的代价——其最好的表征就是目前如此之高的征税水平。
可随着中国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承受发展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那些最新披露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据，特别地方政府以及国企堆积如山的债务，将逐步显露“缓慢攫取”的灾难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为了重振经济活力，不得不做的是拆解这个掠夺型国家的缓慢攫取体制。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的任务，因为这就相当于摧毁了GCD的执政合法性。那些信服这一宿命的人理应看看《国家为什么失败？》，还有看看那些世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会发现，除了产油国的统治者会向大自然索取，其他富裕国度的形成均有赖于法治约束，并能幸免于缓慢攫取与快速掠夺。
（原文发表于9月7日《日经新闻》亚洲观察，作者裴敏欣系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原题为“The root of China””s economic troubles? It””s politics, stupid”，秋水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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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经济本身
大多数的企业高管或投资人或许太忙了，以致错过一些经典的集权理论书籍，如诺思（Douglass C. North）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又如更简单易读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该书是由麻生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以及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合著。这些学者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索成果，都是引人关注的。
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这是一个指代“贪婪政府”的学术名词。尽管统治阶层在怎么“捕食”上会有微妙的不同，掠夺型国家的核心特点是利用政治权力来充实统治者自己。
如果政府的权力是源自被统治者，并通过法治来约束，统治阶级将被很难从人民身上窃取利益。然而，假若统治者将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并通过国家来行使暴力，以维护窃取的特权，这样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从社会剥夺财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两位皆以窃国者著称。
一个缓慢的虹吸过程
被掠夺型政权接管的国家能够榨干整个社会。这种榨取，最极端与灾难性的表现是独裁者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彻底的掠夺（如抄家、充公等）。
更复杂的掠夺型制度，通常是由高度组织化的专制主义政党，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运作的。他们喜欢更隐蔽和更持久的战略，以从社会攫取财富。相反，不加掩饰与即时的掠夺可能会破坏这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并威胁到统治阶级的长期利益。由有组织的政党控制的掠夺体制，会通过间接的、隐蔽的、常规化的手段攫取利益。
一般来讲，他们制定详细的规则，来限制资本流动（可自由流动的资本是很难窃取的），令私有产权不受保护（这样更容易掠夺），控制银行业（通过利率与来调整征税、把贷款发放给利益相关者），维持大型国企（将财富转移至这些企业的统治者），以及垄断关键部门（向社会间接征税）。
相比而言，以集体为基础的掠夺性政体显然比独裁者更复杂巧妙，更倾向于长期执政。虽然这种缓慢攫取（slow theft）可能优于快速掠夺（fast plunder），那些生活于该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家、普通人，看到他们辛苦赚来的财富，未经同意就被拿走一大截，还是会觉得不爽的。
缓慢的攫取无论再怎么隐蔽、复杂，公民跟私营企业家们终将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体制”从而失去工作的活力。此外，缓慢攫取就算比快速掠夺能产生更多的财富，这仍是一个非常低效的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下，珍贵的资源会被浪费在统治者更青睐的项目，因为这能帮他们获取政治上的支持，或有利于他们的家人与亲信。
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理论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深层的，更令人不安的角度来考量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如果我们审视中国主要几个关键的经济创举，我们可以很快辨识出一个典型的缓慢攫取的制度：一个封闭的资本市场，私有财产并无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家垄断银行业及关键产业（如电信、能源等），庞大的国企资产（占国内GDP至少三分之一），以及完全不透明的政府预算（从04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基本维持在GDP的两倍，07年增长32.4%，这还不算土地出让金）。
两害相权取其轻
让人不解的是，在过去的35年，这一掠夺制度到底如何造就经济奇迹的？答案很容易找到。经济的效率低下永远是相对的。由统治者维持在最低限度下的缓慢攫取，或许比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底下，但比快速掠夺要高效得多。（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比照）在中国，没有压抑经济的后毛时代，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让“缓慢攫取”得以实现。
事实上，缓慢攫取的新体制取代了那个差劲的旧体制：极权主义的毛左思维禁绝私营企业，集体创造财富。毫无疑问，在抛弃旧制度后中国的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局面。
另一方面，缓慢攫取没有摧毁经济并得以进行下去，要归功于许多利好因素，如人口红利，城镇化，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等。这些因素驱动经济保持高位增长——中国能够承担缓慢攫取的代价——其最好的表征就是目前如此之高的征税水平。
可随着中国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国家将越来越难以承受发展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那些最新披露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据，特别地方政府以及国企堆积如山的债务，将逐步显露“缓慢攫取”的灾难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为了重振经济活力，不得不做的是拆解这个掠夺型国家的缓慢攫取体制。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的任务，因为这就相当于摧毁了GCD的执政合法性。那些信服这一宿命的人理应看看《国家为什么失败？》，还有看看那些世上最富有的国家。他们会发现，除了产油国的统治者会向大自然索取，其他富裕国度的形成均有赖于法治约束，并能幸免于缓慢攫取与快速掠夺。
（原文发表于9月7日《日经新闻》亚洲观察，作者裴敏欣系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原题为“The root of China””s economic troubles? It””s politics, stupid”，秋水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