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如何影响媒体自由

东亚资深研究分析员

莎拉∙库克

本文2015年8月11日也在《外交家》网站发表。

过去一个月来,中国过当局对维权律师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维权运动”进行了大规 模打压。根据最新统计,从7月9日至今,中国多省市250名以上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家庭成 员、和活跃人士遭到抓捕或传唤。目前至少20人仍然在押或下落不明。

其中几人可能面临严重 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检控以及长刑。 可以理解,中国国内和外国评论大多集中在抓捕律师对法治的负面影响。但是对维权律师群体 的攻击以及攻击的方式对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也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官方媒体对抓捕维权律师的特写报道不出喉舌媒体的套路,与共产党迫害公民社会活跃人 士如出一辙。首先是所谓的“网络失踪”,几个被抓捕的律师的名字很快变成了“敏感词”。 这意味着现在去查找他们的名字,不是查不到,就是只能查到经过审查的链接。其次,7月14 日,审查官员指示所有网站在报道抓捕律师的时候必须使用官方通稿,不可转载“非标准”来 源的新闻。第三,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至少两位被抓律师被迫认罪的录像。这是习近平上 台以来重新启用的毛泽东时代惯用的做法。

这次抓捕的另外三个方面显示共产党压制和操控信息升级,令人忧虑。

1. 在官方媒体上进行更大力度的抹黑:如同在其它威权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中国,公民社会 活跃人士在被捕后,官方常常会在国家媒体上对他们进行抹黑和歪曲。但是共产党控制的媒体 这次攻击维权运动的力度超乎寻常。这次发表的文章一是数量更多、更频繁,不仅包括报道, 还包括匿名社论和装模作样的“专家意见”文章。攻击律师时所用的语言更加极端,包括诸 如“重大犯罪团伙”、“勾连,” “黑幕,” 以及 “不可告人”。 官方报道还使用剪裁过的录像、看似专业的信息图表、以及卡通来污蔑被抓捕的律师。这种全 方位出动媒体进行妖魔化的做法非常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做法,与更近一些的全民打 压运动、如1999年取缔法轮功时的做法也十分类似。这也许并不是偶然的类似,许多被拘禁的 律师都曾经代理过法轮功当事人。

2. 首批微信逮捕:中国维权律师非常喜欢使用腾讯社交平台微信以及类似的社交平台,包括腾 讯的另一个社交服务平台QQ群以及由俄罗斯企业家开发的社交平台“电报”。这些工具使得 一个封闭的朋友圈可以快速分享信息,与诸如新浪微博这种更加公众化的平台相比,受到的审 查相对宽松一些。这些工具使得维权律师可以与需要辩护人的受害者相互取得联系、在敏感案 件上分享建议、为遭受官方骚扰的普通公民以及律师同仁进行呼吁等。 尽管官方抓捕律师的凭据仍然不清楚,但是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共产党报纸和电视的报道 在描述维权律师如何在微信以及类似平台上进行协调时,使用了兴师问罪的口气。如果社交 媒体的活动构成未来定罪的依据,这将会成为个人因为在微信上分享政治或社会内容而被监禁 的首批案例。另一方面,在抓捕维权律师的最初几天,“电报”遭受了一次重大的阻断服务攻 击,其亚太服务遭遇障碍,后在中国遭到封锁。“电报”的“秘密聊天”功能使得用户可以交 换加密信息。

过去一个月来,中国过当局对维权律师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维权运动”进行了大规 模打压。根据最新统计,从7月9日至今,中国多省市250名以上律师、律所工作人员、家庭成 员、和活跃人士遭到抓捕或传唤。目前至少20人仍然在押或下落不明。其中几人可能面临严重 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检控以及长刑。

可以理解,中国国内和外国评论大多集中在抓捕律师对法治的负面影响。但是对维权律师群体 的攻击以及攻击的方式对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也有重要的影响。

3. 在对互联网倡导活动本身的攻击:在中国,因网上言论而获罪并非新事,但是对使用互联 网进行社会倡导活动进行这样的大规模污名化还是例外。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指控之一是他们使 用社交媒体和其它网络工具挑战官方对事件的报道,分享小型抗议的图片,引起更大范围的关 注,向公众募捐,或为他们的当事人动员公众支持,以便获得司法同情。 考虑到共产党对司法的政治影响,律师们要为他们的当事人获得更多保护、有时是获得自由, 必须使用这样的策略。事实上,这次被抓捕的律师与活跃人士中有好几位过去几年里都曾在许 多网络声援中起了关键作用,获得了国内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就权利问题引发了公共辩论, 议题包括性骚扰、宗教自由、警察施暴等。在有些情况下还赢得了政府的让步。

习近平上台以来关闭了公民社会原有的狭窄空间,在线上和线下都更强势地贯彻党的表述和官 媒话语,维权运动打压升级则是这个更广泛的做法的一部分。 抓捕维权律师的影响与后果远远不止于法律界。对活跃人士的微信言论进行可能的检控会对成 千上万的中国用户当中造成寒蝉效应。同时,大量从这些被打压的维权律师那里获得帮助的公 民将发现,维持他们的自由表达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有胜任的律师勇敢地站出来取 代那些被抓律师的位置(考虑到这个运动以往表现出的韧性这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他 们在如何为当事人辩护、如何为他们的释放或免受一面倒司法系统的虐待而发动声援时,会面 临新的限制。

镇压维权律师对媒体自由来说、对中国公民发布和获得信息的能力来说也是一次倒退,而这样 的能力对他们的良好状态和生活决定、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的长期活力都具有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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