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青年维权律师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限制出境”，理由是北京市公安局认为他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燕文薪随即在朋友圈发出与罗湖口岸的留影，以兹纪念，他调侃道：“党国太糊涂了，我是真的很喜欢到国外旅行的，非要我留在国内工作。”他今年因代理了“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案、唐荆陵案和3.7女权案等，被认为是年轻一代维权律师中的新锐代表。
除了燕文薪，近期出境受阻的知名案例还有资深维权律师梁小军、“大牌”刑辩律师斯伟江。其中，由于斯伟江一向行事谨慎、避免与当局直接冲突，他的“被边控”让许多维权律师感到意外，并纷纷联想到自己也很可能已经上了“关在国内”名单。
多名律师被限制出境，或与“710案”有密切关系——从7月10日开始，200多名维权律师被刑事拘留、监视居住或约谈，至今仍有王宇、李和平、王全璋、隋穆青、周世锋等多名律师未获释放，并有遭到审判的可能——当局可能担心其他维权律师出境后会为监狱中的同行们呼吁，或接受外媒采访，导致此案的负面国际舆论进一步扩大，对习近平访美和中美人权对话造成不利影响。
今年遭遇重点打击的维权律师们，即使不被抓进小监狱，也得被关在大监狱——他们自己的国家。
限制出境一向是当局惩治“不受欢迎人士”的重要方式，“零八[XX]”的重要参与者温克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尝试出境，但多年来无一成功。然而，最近两年，这一手段的施用频率和范围急剧增长扩大，已然可以与刑事拘留和监视居住一同，并称“最受本届政府喜爱的三大[ZZ]手段”。
今年内新增的限制出境案例包括但不限于：公益律师黄溢智、黄雪涛；维权律师李方平、江天勇；曾在女权机构工作的郭晶；多年前曾参与过性别平等行动培训的Jerry。包罗万象，标准谲诡。在去年占领中环期间，也有大量民主人士莫名被限制出境。
与其他[ZZ]手段一样，除了实际的不便，限制出境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制造恐惧。在被拦截在海关的那一刻，你被一个不知躲在何处的“老大哥”宣布为“国家的敌人”或“犯罪嫌疑人”，他当然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你无法知道要怎样才能解除这一判决，无法知道他已经默默地注视和分析了你多久，更无法知道他何时会决定把你关进真正的监狱。他似乎在告诉你：“我已经把你关在国内，想什么时候对付你就什么时候对付你。”
如此的霸道骄横，或许会让你瞬间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无能，或许会让你发现自己只是砧板上徒然抽搐的鱼肉，或许会让你开启更严厉的自我审查模式——专政的规训就由此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