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与胡适之前
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著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著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后人常常遐想，倘鲁迅活到1949年后，命运该当如何。1957年，伟大领袖曾断言，假如鲁迅在世，要么沉默，要么在狱中写作。依鲁迅那一身孤傲的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此前，1955年10月23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认为“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4月1日，致信雷震：“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此，鲁、胡二人终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
顺道说一节史事。1956年，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43年后，周策纵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出席安徽大学等举办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遂赋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在观念与利益之上
搭友人的夜车回家，友人开书店，便一路听他谈书店的见闻。他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不读书——这里的“书”，显然有其特指。许多青年到他书店，所寻觅的猎物不是公务员考试教材，就是穿越小说与赚钱宝典；还有一些熟客，干脆借他书店后院幽静的茶座约人谈生意，他们头上是托克维尔和米沃什，手边是钱穆和杨奎松，空中飘荡的话语却关乎股市、期货、房价和贷款利率，这一幕是如此矛盾，却如此实在，正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写真。这令我的朋友无比悲观，他认为连一个城市的年轻人都一脸人民币，满嘴生意经，眼中只有利益，而不知自由、民主、宪政为何物，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他试图换一座城市，我却劝他坚守，因为他所愤慨的这一社会状况，笼罩了整个中国，哪个城市都一样。甚至不独我们生存的时代为然，春秋人最尚气节，其光景何尝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人之常情，正如自私是人之本性，中西古今，概莫能外。倘不满于此，你只能移民到火星。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把利益与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对立起来呢。它们之间，原本不该是非此即彼、如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可惜，就我平素所见，坚持这种二元思维的人，似不在少数，我那开书店的朋友并不孤单。
二元思维最具蛊惑力的地方，在于将世界简单化，颜色只分黑白，人心只分好坏，官员只分忠奸，历史只分进退，这颇迎合了一些人简单的头脑与懒惰的心思。然而其最大的缺陷恰恰正在于此。世间万物，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何止二元，即便论人事，如刀尔登所云：“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将多元的世界简化为二元，毋宁是一种脑叶切除术，用我最近学到的一个词语来讲，叫“精神结扎”。
被视为二元的观念与利益，只是偶尔对立，大多时候，它们绝非处于泾渭分明、参商相隔的两极。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选项；它们之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同气连枝。对利益的捍卫与追逐何尝不是一种观念的表示；观念有其价值——尽管我们常说自由无价，鲁迅却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这何尝不是利益呢？
空说无凭，举例为证。我们应该都听过农村的贿选，选票被明码标价，从二斤猪头肉、两条中华烟到两千块钱不等。有人对此忧心忡忡：选票被利益化，选举权被玷污了！短视的农民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一丝权利观，长此以往，不堪设想……农民是否短视，我不清楚，不过这种忧虑，却有些短视，而且褊狭。吾国农村的选举，刚刚从一种“不堪设想”的政治禁锢当中突围而出，此前，不必说选票的价格，就连其形状、字体、色彩、大小，大多农民都不曾见过，宪法赋予的选举权，犹如高悬天际的璀璨星辰，可望而不可即，一旦碰上暗夜，欲“可望”而不可得。如今，贿选风行，黑箱遍地，距离我们预期的选举，的确还有一段长路需要跋涉，然而，从选票被强权剥夺，到可以换来利益，我们固然不好说这是进步，对农民而言，却从此意识到了选票的价码与选举权的重量——若无选举权，至少今晚下酒的猪头肉就没着落了，这是权利话语最直接、最朴素的表达。观念与利益，在此牢牢捆绑在一起，并非背道而驰。争观念，就是争利益；争利益，就是争观念。
更具体的案例，可见乌坎。乌坎事件，起于利益之争：乌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原村委会盗卖。为了维护土地权益，村民奋起抗争，从而推动了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实验。其过程，利益与观念并重，利益是观念的载体，观念是利益的表达，两者都不可或缺。
2013年初，媒体重返乌坎村，发现由村民直选的新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当年被盗卖的土地尚未全部追回，引起村民质疑。有人担心：村民为了利益，会不会牺牲民主的成果？这么说，也许压根就没有认清民主的内涵。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即在于可以不断试错，这一届村委会不孚民意，那么就依程序改选。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常态。更何况，民主的运行，正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两者并不冲突，假如出现了为后者而被迫牺牲前者的情形，最终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观念。我们对观念的态度，常常趋向极端化，不是过于看重，就是过于看轻，因而误解了它与利益之间本不复杂的关系。首先，观念就是观念，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无须借助利益，它便能生出自己的力量。其次，观念的独立，并不表示它不需要与利益发生关系，相反，当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开始食人间烟火，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力量才能最大化，才能爆发小宇宙。再次，你可以捍卫观念，令其纯洁无邪，一尘不染，却不可因此鄙薄我将观念与利益的混合，利益的渗入，未必会玷污观念，譬如我们都跟随自由女神，有人为自由而战，有人为财产而战，还有人为女神美丽的胸膛而战，自由之行，各尽本分，实无什么高下之分。
假如你以为，你每天谈民主，我每天谈卤煮，你每天说自由，我每天说汽油，你便高我一头，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优越感，也许，你该吃药了，自由、民主，对你而言犹如观念的春药。
当务之急，一是要打破对观念的神化或迷信，观念不该被摆上神龛，正如不该被贬入垃圾桶；二是要打破观念与利益的二元格局，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观念与利益之间，而应拓展到观念与利益之上。抬望眼，你会看见，在选票与猪头肉之上，有一种事物叫权利；在自由与面包之上，有一种事物叫正义。
也许正义只有一个，但是通往正义之路，却不止一条，你走观念路，还是利益路，抑或其他路，其区别，只在远近，而非正邪。
就像我们的夜车，走国道呢，还是走高速，前者更费时，后者更费钱，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权衡，只要上了路，终将穿越黑夜而抵达家园，我坚信。
转自：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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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怎样破解二元思维？
在鲁迅与胡适之前
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著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著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后人常常遐想，倘鲁迅活到1949年后，命运该当如何。1957年，伟大领袖曾断言，假如鲁迅在世，要么沉默，要么在狱中写作。依鲁迅那一身孤傲的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此前，1955年10月23日，胡适致信赵元任，认为“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4月1日，致信雷震：“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此，鲁、胡二人终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
顺道说一节史事。1956年，胡适曾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43年后，周策纵因双目白内障手术，未出席安徽大学等举办的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遂赋诗二首为祝：
风谊藏晖耀日星，相期同席浴遗馨；即令白障重洋阻，故国遥看重典型。
“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在观念与利益之上
搭友人的夜车回家，友人开书店，便一路听他谈书店的见闻。他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几乎都不读书——这里的“书”，显然有其特指。许多青年到他书店，所寻觅的猎物不是公务员考试教材，就是穿越小说与赚钱宝典；还有一些熟客，干脆借他书店后院幽静的茶座约人谈生意，他们头上是托克维尔和米沃什，手边是钱穆和杨奎松，空中飘荡的话语却关乎股市、期货、房价和贷款利率，这一幕是如此矛盾，却如此实在，正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写真。这令我的朋友无比悲观，他认为连一个城市的年轻人都一脸人民币，满嘴生意经，眼中只有利益，而不知自由、民主、宪政为何物，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他试图换一座城市，我却劝他坚守，因为他所愤慨的这一社会状况，笼罩了整个中国，哪个城市都一样。甚至不独我们生存的时代为然，春秋人最尚气节，其光景何尝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人之常情，正如自私是人之本性，中西古今，概莫能外。倘不满于此，你只能移民到火星。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把利益与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对立起来呢。它们之间，原本不该是非此即彼、如鱼与熊掌的二元关系。可惜，就我平素所见，坚持这种二元思维的人，似不在少数，我那开书店的朋友并不孤单。
二元思维最具蛊惑力的地方，在于将世界简单化，颜色只分黑白，人心只分好坏，官员只分忠奸，历史只分进退，这颇迎合了一些人简单的头脑与懒惰的心思。然而其最大的缺陷恰恰正在于此。世间万物，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何止二元，即便论人事，如刀尔登所云：“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将多元的世界简化为二元，毋宁是一种脑叶切除术，用我最近学到的一个词语来讲，叫“精神结扎”。
被视为二元的观念与利益，只是偶尔对立，大多时候，它们绝非处于泾渭分明、参商相隔的两极。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选项；它们之间，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同气连枝。对利益的捍卫与追逐何尝不是一种观念的表示；观念有其价值——尽管我们常说自由无价，鲁迅却说：“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这何尝不是利益呢？
空说无凭，举例为证。我们应该都听过农村的贿选，选票被明码标价，从二斤猪头肉、两条中华烟到两千块钱不等。有人对此忧心忡忡：选票被利益化，选举权被玷污了！短视的农民眼里，只有利益，没有一丝权利观，长此以往，不堪设想……农民是否短视，我不清楚，不过这种忧虑，却有些短视，而且褊狭。吾国农村的选举，刚刚从一种“不堪设想”的政治禁锢当中突围而出，此前，不必说选票的价格，就连其形状、字体、色彩、大小，大多农民都不曾见过，宪法赋予的选举权，犹如高悬天际的璀璨星辰，可望而不可即，一旦碰上暗夜，欲“可望”而不可得。如今，贿选风行，黑箱遍地，距离我们预期的选举，的确还有一段长路需要跋涉，然而，从选票被强权剥夺，到可以换来利益，我们固然不好说这是进步，对农民而言，却从此意识到了选票的价码与选举权的重量——若无选举权，至少今晚下酒的猪头肉就没着落了，这是权利话语最直接、最朴素的表达。观念与利益，在此牢牢捆绑在一起，并非背道而驰。争观念，就是争利益；争利益，就是争观念。
更具体的案例，可见乌坎。乌坎事件，起于利益之争：乌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原村委会盗卖。为了维护土地权益，村民奋起抗争，从而推动了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实验。其过程，利益与观念并重，利益是观念的载体，观念是利益的表达，两者都不可或缺。
2013年初，媒体重返乌坎村，发现由村民直选的新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当年被盗卖的土地尚未全部追回，引起村民质疑。有人担心：村民为了利益，会不会牺牲民主的成果？这么说，也许压根就没有认清民主的内涵。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即在于可以不断试错，这一届村委会不孚民意，那么就依程序改选。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常态。更何况，民主的运行，正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利益，两者并不冲突，假如出现了为后者而被迫牺牲前者的情形，最终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
这里且说观念。我们对观念的态度，常常趋向极端化，不是过于看重，就是过于看轻，因而误解了它与利益之间本不复杂的关系。首先，观念就是观念，它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无须借助利益，它便能生出自己的力量。其次，观念的独立，并不表示它不需要与利益发生关系，相反，当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开始食人间烟火，扎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力量才能最大化，才能爆发小宇宙。再次，你可以捍卫观念，令其纯洁无邪，一尘不染，却不可因此鄙薄我将观念与利益的混合，利益的渗入，未必会玷污观念，譬如我们都跟随自由女神，有人为自由而战，有人为财产而战，还有人为女神美丽的胸膛而战，自由之行，各尽本分，实无什么高下之分。
假如你以为，你每天谈民主，我每天谈卤煮，你每天说自由，我每天说汽油，你便高我一头，有一种道德和精神的优越感，也许，你该吃药了，自由、民主，对你而言犹如观念的春药。
当务之急，一是要打破对观念的神化或迷信，观念不该被摆上神龛，正如不该被贬入垃圾桶；二是要打破观念与利益的二元格局，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观念与利益之间，而应拓展到观念与利益之上。抬望眼，你会看见，在选票与猪头肉之上，有一种事物叫权利；在自由与面包之上，有一种事物叫正义。
也许正义只有一个，但是通往正义之路，却不止一条，你走观念路，还是利益路，抑或其他路，其区别，只在远近，而非正邪。
就像我们的夜车，走国道呢，还是走高速，前者更费时，后者更费钱，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权衡，只要上了路，终将穿越黑夜而抵达家园，我坚信。
转自：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