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14日，当再一次收到艾滋感染者求助的时候，我决定公开这样一则令人尴尬的消息，那就是，天下公将暂时停止为遭受就业歧视的艾滋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机构创办人，我不知道天下公何时才能恢复这项专业的公益工作。除非，相关政府部门改变对天下公这类公益机构的看法和做法，否则我们无法继续为艾滋感染者提供服务。
我知道这一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未来三五年内，很难再有组织和个人，为艾滋感染者提供平等就业权的免费专业法律服务。唯一有可能承担这项职能的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已于今年4月，被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宣布为“涉嫌违法，将接受处罚”。当我介入全国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时，正在益仁平中心全职工作，益仁平当时全力支持这个标志性案件。
我自己对于这一决定非常遗憾。作为全国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的援助者，我曾把删除《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艾滋病，不合格”条款作为自己事业发展方向之一。工作中无论有多艰难，我和我的同事都始终在坚持。然而现在，却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宣布这个令人难以启齿的决定。
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发生在2010年，当年就被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评为“十大宪法性事例”。这个案件是说，一个梦想成为老师的艾滋感染者，在通过笔试、面试后，在最后的体检环节因被检出携带艾滋病毒而被拒绝录用。安徽当地教育局的理由是，《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规定了“艾滋病，不合格”。而我们认为，该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它对艾滋病的认识是非科学的。说的严重些，它同时也粉碎了弱势群体向上拼搏、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美好期待。
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虽然败诉，却开启了感染者争取平等权益的序幕。从2010年到2014年的5年间，全国共发生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分别在四川、贵州（2起）、江西和江苏。所有的案件都指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在最初的三起案接连败诉后，接下来的三起案件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江西和江苏的案件都获得了4万元以上的政府赔偿，也获得了媒体的公开报道。在法治洼地贵州，案件已由法院违法不受理转为上诉后受理。按照这个势态发展下去，“艾滋就业歧视这堵墙”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倒塌。
但在2015年，这一良性进程势必中断。一方面，是天下公在各种条件制约下，确实无法继续为艾滋感染者服务。另一方面，是全国46万注册NGO中没有接棒者。2013年，《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在天下公等其他机构的呼吁下，该标准最终删除了“艾滋病，不合格”的条款，系全国首例。此举也被视为全面删除艾滋歧视性规定的信号。从那以后，我们需要的只是，每年至少有一个艾滋就业歧视案例。根据我8年的公益诉讼经验，只要案件累积到一定数量，就容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更容易得到上层积极的反馈。但在2015年，可能会首次出现“零”个案。
四年来，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的原告小吴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我也持续把艾滋反歧视的最新进展通报给他。改变一个不合理、违法的政策性文件需要耗费多大精力，需要多少人参与，才能取得这样点滴的进展，这些细节他完全了解。即便这个荒唐的《体检标准》不允许他当教师，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也从未放弃过当教师的梦想。案件起诉后他就开始当了教师，现在，他还是教师。只不过，他永远处于教师系统的最底层。不仅工资微薄，还处于偏远贫困地区，属于教师中的“民工”。
一想到这，我就无限感慨。有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如此坚持，你我又如何呢？在公益这条路上走了八年，我曾经面临无数次的压力和考验，但这一次，事情变得很不一样。
如果说，放弃理想真的有一丁点好处的话，那就是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正视现实的可怕。社会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面对一块石头，水总是比鸡蛋有办法，对吧？
期待这一次只是暂时离开。
南京天下公执行主任：于方强
2015年8月14日
Tips:
如果有感染者遭受就业歧视，除了自己直接提起诉讼外，或许可以尝试在以下机构或社会公众人物处获得帮助。天下公在从事艾滋反歧视倡导时，曾经与他们联系过。
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
防艾大使：
姚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防治艾滋病宣传大使
周柳建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亲善大使
彭丽媛/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国家卫生计生委防治艾滋病宣传员
郭建梅/国际劳工组织在华首位艾滋病反歧视宣传大使
濮存昕/国家卫计委防治艾滋病宣传员
蒋雯丽/国家卫计委防治艾滋病宣传员，中国第一位预防艾滋病的女性宣传员
周涛/国家卫计委防治艾滋病宣传员
转自：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