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仅仅是冻结时代的开端

2015年7月10日，这一天被视为中国人权律师的“黑色星期五”。由这天始，迄今已有至少266位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被捕、失踪、传唤、约谈。

这次“律师劫”的原因，笔者在动向杂志6月号的文章已预见分析，是列宁主义体制对“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维权律师死磕”的近几年社会抗争模式的打压行动。而官方喉舌的连迭围剿也证实了此点，《环球时报》连日社评狠批死磕派律师，新华社、央视“揭批”屠夫等人的募集资金、围观“闹事”。这次大规模打击人权律师，用意就是切断维权抗争中关键群体的支持平台。

在中国的公民运动中，人权律师始于联结枢纽的位置，既是抗争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抗争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而死磕律师可视为人权律师的亚群体，强调自身的法治作用以降低政治风险。“死磕”一词为东北律师迟夙生最早说出，“死磕”为东北的方言词汇，和某人或某事作对到底的意思。死磕派律师一般指参加过重庆李庄案、广西北海四律师案、贵州小河案的部分律师，他们自己称之为“走出李庄，趟过小河，面朝北海，又上船营”，主要成员有杨学林、杨金柱、陈光武等人。

死磕律师针对公权力在法律程序上的违法行为，针锋相对抗争死磕，对维护法治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在党天下的现实下，如人民日报所言“借法治削弱党的领导地位是痴心妄想”。就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人权律师无疑是远在死磕律师之上的，如2013年底“中国人权律师团”的成立，在人权事件的持续发声，有力推动了公民运动的发展。2015年，人权律师团的元旦新年献词《我们终将拥抱自由》，更明确把“自由”作为群体的努力目标，“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将胜利交还给人民！”。而同样是新年献词，死磕派律师杨金柱写道：新年的梦想之一是“让执政党对死磕派律师们越来越包容和尊重”。

所以，体制这次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人权律师，官方喉舌避而不谈人权律师，统以死磕派律师称之，意在诋毁和掐灭抗争运动的道义性。但在官方指称为死磕律师的威慑下，死磕律师阵营迅速出现了分化，死磕律师主要成员杨金柱不但公开恐吓被捕律师家属，自我设限做犬儒辩护，更向体制献媚声称更改死磕派律师名为“较真派律师”，从而受到民间舆论的强烈谴责。

死磕派律师的分化并不是自现在始。“北海案”后陈有西和杨金柱就突然决裂，后来陈有西和斯伟江亦互相指责。陈有西因“李庄案”暴得大名，但后来渐渐显露了身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声誉江河日下，其表现之不堪可由其与死磕律师决裂的文章《绥靖比对抗更具建设性》可见一斑。

一种乐观的情绪认为这轮白色恐怖预示重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美丽岛时代的开始，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就目前中国民间面临的全面清场状况而言，这不但不是黑暗即将过去，反倒是社会进入冻结时代的开端。

对人权律师的防范和打击是新极权体制控制冻结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人权律师滕彪说自己的群体就是“喝茶窃听黑材料，跟踪传唤黑头套，栽赃电棍大灯泡，劳改失踪暗杀掉”。2012年7月31日的《人民日报》明确把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列为新“黑五类”，是“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严厉控制和打击的重点对象。

同以往的“冒头就打”不同的是，这两年体制对民间的全面清场既是针对特定目标群体新“黑五类”主动出击，有步骤、有层次地加以打击，同时还对形成抗争观念、传播抗争行动支持平台的互联网进行收紧与控制，对形成抗争节点的社会组织如NGO机构、家庭教会等进行清理与解散。体制这种束缚社会发展，控制社会活力，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法，标志着社会进入了冻结时代。

就目前披露出来的体制的意识形态企图和控制社会手段的信息，体制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冻结社会的手段，如网络安全法的限制公民网络通讯，境外NGO法的攘外以安内，社区矫正法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社会自由空间将继续缩窄，由此可以说目前仅仅是冻结时代的开端。2012年夏笔者为在美国出版的国际笔会英文报告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结语笔者预测说：“一个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时代，现在终于开始来了。

就在此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下，仍然有众多人权律师勇敢地站了出来，不惧强权为被捕律师发声，不避风险担任被捕律师的辩护人，向世人表明，固然体制力图冻结社会，仍然阻挡不住向春天进发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