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志标
每逢大的災難，無論人禍還是天災，都會產生一種感動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是尋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跡與典型人物，將其認作是英雄（事跡），對他們加以歌頌。這些年來，這種感動模式不斷強化，模式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其產生的原理越來越複雜。
感動模式有一個發展、發育的過程。它在黨報盛行的時代，多數是以通訊的形式存在的，諸如為了61個階級兄弟等等。在這個時候，感動模式只限於黨報文體，甚至被認為是對呆板黨報的豐富——它是以人道主義的形式包裹着意識形態的贊美內核。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是市場化報紙興盛的階段。表現在災難報導上，多有與黨報迥異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災難背後的體制原因，以問題意識而不是宣傳意識重新組織災難的報導框架和認識結構。在市場化這種衝擊下，黨報通訊體的感動模式瀕臨崩潰。
在這個二十年，災難報導的問責模式取代感動模式，成為報導的主要模式，當然，也是理解政府的主要模式。市場化媒體將其鞏固為專業主義的報導方法，以此與黨報媒體抗衡。譴責與批評，成為這段時間的主流，感動模式龜縮，但是並沒有完全消失。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一個主線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人道主義的感動模式要被意識形態的感動模式取代，專業主義的問責模式必須死。
溫家寶在川震小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個字，極具象徵意味。誰可以決定多難興邦？這五年來，事實勝於雄辯，政府決心掌握多難興邦的話事權與解釋權，感動模式成為必要的補充，甚至是興邦的主要方式，受到了相當重視，感動模式被保駕護航了。
如果說「多難興邦」是感動模式的機制因素，那麼，維穩體制可視作是感動模式的政治動力；而在宣傳指導方針上，用正確的輿論鼓舞人，可看做是用感動模式來引導輿論的關鍵功能。感動模式的緊迫性有了，需求有了，原理甚至是維護條件也都具備。
但是，在09年至今的五六年中，感動模式的媒介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強弩之末的傳統媒體與弱勢的社交媒體曾有一段並行期，在這個階段，感動模式在動車事故、上海大火等時間上依舊面臨挑戰，問責模式遲遲沒有被清場，襯托感動模式相當不人性、不正常。
要改變問責模式的基礎，必須要改造這一模式存在的媒介環境。隨着維穩體制深入發力，輿論陣地說再次被提上優先日程，市場化媒體同時遇上了經濟與政治雙重緊縮，問責模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專業主義的上層理念受到嚴重削弱，問責模式隨之式微。
感動模式在這個情況下抓緊接管問責模式的原有領地。在媒介類型上，越來越多黨媒恢復了活力，擠佔市場化媒體空間；在社交媒體上，問責模式所倚重的大V為二級傳播樞紐的機制被拆除；在社運層面，律師等行動派被限制了能力，解除了問責模式的議程設置能力。
隨着問責模式的原理與基礎被各個擊破，感動模式在各個方面受到了鼓勵。感動模式的競爭對手不復存在，它可以大行其道；按需起用大量網評員以污染信息，扭轉輿論導向屢試不爽。感動模式不只是入侵輿論，也在確立認識災難的黨化框架，災難新思維誕生了。
在長江沈船事件上，從汶川地震開始積蓄、動車相撞事件時大有所成的感動模式開出了奇異的成果。多少次游過悲傷的水域，死者是「回歸長江母親的懷抱」等筆法大行其道，關鍵是，這種感動模式獲得了大量受眾的響應，感動模式的受眾基礎得以重建。
社會大眾更願意接受感動模式，甚至出面為其辯護，轉而對問責模式不感冒、甚至引以為搗亂，意味着災難對社會心理的極大程度的衝擊與重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問責模式長期在「責而無效」「問而無用」層面上徘徊的結果，大眾或勢利或失望，心理防線為感動模式打開缺口。
還有一種情緒需要解答的，那就是有人認為自個是真感動，是無政治色彩的人道主義純粹情感，因而不是被操縱的感動模式的「肉雞」。這種個人情感流露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問責不自由，不僅贊美無意義，感動也是膚淺的。感動模式對純粹情感的矮化與利用，讓獨善其身變得困難。
正如一開始講到的，感動模式在經過市場化媒體的擠壓，在維穩時代獲得發育，趁着新媒體技術鞏固媒介基礎，它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它可能更加隱蔽，比如由更具欺騙性的媒體執行，或者控制事實暴露的節奏，總之是要令問責模式保持破碎，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壓力。
感動模式在今日的媒介環境下，即使問責模式驅動的市場媒體消失殆盡，其專業專業主義精華呈現碎片化存在，但感動模式在事實與傳播兩方面面臨巨大挑戰。一切災難及其傳播都在手機上展現，擅長控人的維穩機制難以控住傳播，問責模式的靈改在傳播（而不只是新聞）中流傳。
如果說，從前市場化媒體所支撐的問責模式還只是體現為報導框架的話，在問責模式成為傳播動力，打散在個人化傳播中，它就變成了一種因為災難而被強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表達。手機成為一種政治化的延伸，感動模式反倒萎縮為狹義的黨媒傾向，它看似常在，其實很脆弱。 （据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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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標：災難中的感動模式如何取代問責？
文/宋志标
每逢大的災難，無論人禍還是天災，都會產生一種感動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是尋找出其中的感人事跡與典型人物，將其認作是英雄（事跡），對他們加以歌頌。這些年來，這種感動模式不斷強化，模式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其產生的原理越來越複雜。
感動模式有一個發展、發育的過程。它在黨報盛行的時代，多數是以通訊的形式存在的，諸如為了61個階級兄弟等等。在這個時候，感動模式只限於黨報文體，甚至被認為是對呆板黨報的豐富——它是以人道主義的形式包裹着意識形態的贊美內核。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是市場化報紙興盛的階段。表現在災難報導上，多有與黨報迥異的地方。主要的做法是深挖災難背後的體制原因，以問題意識而不是宣傳意識重新組織災難的報導框架和認識結構。在市場化這種衝擊下，黨報通訊體的感動模式瀕臨崩潰。
在這個二十年，災難報導的問責模式取代感動模式，成為報導的主要模式，當然，也是理解政府的主要模式。市場化媒體將其鞏固為專業主義的報導方法，以此與黨報媒體抗衡。譴責與批評，成為這段時間的主流，感動模式龜縮，但是並沒有完全消失。
汶川地震，是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以最大規模交集的歷史時刻。這是感動模式起死回生、問責模式轉向衰落的標誌，兩種模式交錯、較量，埋下了許多伏筆。一個主線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人道主義的感動模式要被意識形態的感動模式取代，專業主義的問責模式必須死。
溫家寶在川震小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四個字，極具象徵意味。誰可以決定多難興邦？這五年來，事實勝於雄辯，政府決心掌握多難興邦的話事權與解釋權，感動模式成為必要的補充，甚至是興邦的主要方式，受到了相當重視，感動模式被保駕護航了。
如果說「多難興邦」是感動模式的機制因素，那麼，維穩體制可視作是感動模式的政治動力；而在宣傳指導方針上，用正確的輿論鼓舞人，可看做是用感動模式來引導輿論的關鍵功能。感動模式的緊迫性有了，需求有了，原理甚至是維護條件也都具備。
但是，在09年至今的五六年中，感動模式的媒介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強弩之末的傳統媒體與弱勢的社交媒體曾有一段並行期，在這個階段，感動模式在動車事故、上海大火等時間上依舊面臨挑戰，問責模式遲遲沒有被清場，襯托感動模式相當不人性、不正常。
要改變問責模式的基礎，必須要改造這一模式存在的媒介環境。隨着維穩體制深入發力，輿論陣地說再次被提上優先日程，市場化媒體同時遇上了經濟與政治雙重緊縮，問責模式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與專業主義的上層理念受到嚴重削弱，問責模式隨之式微。
感動模式在這個情況下抓緊接管問責模式的原有領地。在媒介類型上，越來越多黨媒恢復了活力，擠佔市場化媒體空間；在社交媒體上，問責模式所倚重的大V為二級傳播樞紐的機制被拆除；在社運層面，律師等行動派被限制了能力，解除了問責模式的議程設置能力。
隨着問責模式的原理與基礎被各個擊破，感動模式在各個方面受到了鼓勵。感動模式的競爭對手不復存在，它可以大行其道；按需起用大量網評員以污染信息，扭轉輿論導向屢試不爽。感動模式不只是入侵輿論，也在確立認識災難的黨化框架，災難新思維誕生了。
在長江沈船事件上，從汶川地震開始積蓄、動車相撞事件時大有所成的感動模式開出了奇異的成果。多少次游過悲傷的水域，死者是「回歸長江母親的懷抱」等筆法大行其道，關鍵是，這種感動模式獲得了大量受眾的響應，感動模式的受眾基礎得以重建。
社會大眾更願意接受感動模式，甚至出面為其辯護，轉而對問責模式不感冒、甚至引以為搗亂，意味着災難對社會心理的極大程度的衝擊與重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問責模式長期在「責而無效」「問而無用」層面上徘徊的結果，大眾或勢利或失望，心理防線為感動模式打開缺口。
還有一種情緒需要解答的，那就是有人認為自個是真感動，是無政治色彩的人道主義純粹情感，因而不是被操縱的感動模式的「肉雞」。這種個人情感流露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問責不自由，不僅贊美無意義，感動也是膚淺的。感動模式對純粹情感的矮化與利用，讓獨善其身變得困難。
正如一開始講到的，感動模式在經過市場化媒體的擠壓，在維穩時代獲得發育，趁着新媒體技術鞏固媒介基礎，它本身也在進化當中。它可能更加隱蔽，比如由更具欺騙性的媒體執行，或者控制事實暴露的節奏，總之是要令問責模式保持破碎，無法形成有規模的壓力。
感動模式在今日的媒介環境下，即使問責模式驅動的市場媒體消失殆盡，其專業專業主義精華呈現碎片化存在，但感動模式在事實與傳播兩方面面臨巨大挑戰。一切災難及其傳播都在手機上展現，擅長控人的維穩機制難以控住傳播，問責模式的靈改在傳播（而不只是新聞）中流傳。
如果說，從前市場化媒體所支撐的問責模式還只是體現為報導框架的話，在問責模式成為傳播動力，打散在個人化傳播中，它就變成了一種因為災難而被強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表達。手機成為一種政治化的延伸，感動模式反倒萎縮為狹義的黨媒傾向，它看似常在，其實很脆弱。
（据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