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黑色星期五”开启的强力打压使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遭受严酷扼制，异见运动在“茉莉花”之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泛89一代主导的社会运动进入濒危状态，而后89一代的抗争者们何在？TA们来自何方，有着哪些特征，TA们的运动呈现怎样的形态、发展到什么程度，又面临哪些瓶颈和困难？本文通过深入但短期的观察，尝试描绘尚未成熟的后89一代社会运动，供关心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发展者批判和讨论。
一、泛89悲矣，后89何在？
1989以来，反对/反抗运动大概可分三类：以92、98年筹建“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为代表，以反对党具象化为目的的民主组党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代表，以宣示理念和立场为主要方式的异见联盟运动；以“新公民运动”及一系列维权案件为代表，以法制维权配合街头行动为主要方式的维权抗争运动。
民主组党运动主要见于上世纪90年代，其激发与64镇压有着直接关系 ，参与者以70年代末民主运动者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和89学运分子胡石根、王天成、刘贤斌、陈卫、王有才等人为主。在92、99年两次被重判20年至10年后进入低潮。而异见联盟运动与维权抗争运动相互融合蓬勃兴起，其成形和活跃既与公民社会和NGO的成长有关，也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密切相关，通过BBS和Twitter，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异议者得以相互识别并尝试联动，其中关键人物多是89一代，少数人89时虽是中学生，后来也与89一代发展出紧密的亦师亦友关系。
异见联盟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例，核心人物刘晓波、张祖桦89时为青年学者，刘晓波更是著名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中生代参与者王德邦、赵常青、野渡、莫之许等人为89学生；温克坚虽出生于1973年，但与前列诸君交往甚密。维权抗争运动长期有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两条路线之争，其变革体制意义的主要倡论者范亚峰是89一代，滕彪虽是70后但深受89影响；非政治化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志永、郭玉闪较为年轻，也将许多89一代引为良师挚友，在维权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中，亦有许多核心人物如浦志强、丁家喜、唐荆陵、隋牧青为89一代。
对于这三种反对/反抗运动，89学运都至少是其主要精神滥觞之一，可以将它们称为“泛89一代”的政治运动。民主组党及异见联盟运动与89学运的脉络相承清晰可辨，维权抗争运动在活跃分子构成和政治反对联结上仍有着难以忽视的89烙印，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89的疏离，呈现一定的过渡意味。
在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和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后，异见联盟运动的活跃分子基本失去了活动空间。在2013年许志永判刑和今年7月的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后，“维权抗争”运动也似走向了尽头。习政府对民间运动的强势清场下，泛89一代们囚禁的囚禁、去国的去国，留在国内的动弹不得，曾为89学生的异议知识分子莫之许直言：“我们这一代已经over了。”
当泛89一代主导的政治反抗似打击殆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后89一代何在？
二、谁是89+？
后89一代是这样的一代人：在年龄上，后89一代主要是80、90后；TA们成长于市场经济地位既定的时代，对89学运几乎没有主体记忆；TA们没有经历过意识形态信仰的崩溃，没有见证过体制撕扯摇摆最终惊险一跃，更没有目睹过坦克碾过广场和人民的肉体；对于TA们，体制始终作为一个虚伪、堕落却强大的现实存在。
因此，后89一代们对体制并没有多少热爱、信仰和期盼可言，却也没有“血债”带来的不共戴天和坦克带来的恐惧绝望。没有受过80年代思潮洗礼的TA们不见得会奉民主为圭皋，但较开放环境下让TA们与民主世界的隔阂更少，TA们近乎常识地感知到这个国家不一样、不对劲，也大概明白“正常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政治民主，信仰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以致不太必要在“启蒙”上打圈圈。正如《自由之夏》里所展现的，在青年时期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更容易成为职业的、长期的运动者。大多数89一代在青年时被动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浩大运动，相比而言，后89一代缺乏运动参与的时代基因，他们中成长为运动者的人，往往有着个人化契机。
后89一代运动者（以下简称89+）中的绝大多数人，或有过支教、志愿服务、公民记者的经历，或曾供职于NGO，或有着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个人交往，比如有家人和老师是异议者。对比89一代，89+的经历和来源是相对同质的。
三、低反对意识的双刃剑
经历和环境的差异，酿造了89+与前辈们的第一个不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不同：他们的运动意识不是政治反对，而是改变社会。或许很多人会说，要求改变就会带来反对，但在现实中，两种意识之间存在着边界模糊但难以逾越的鸿沟，两者塑造的运动是异质的。
具体地说，89+很少从反对、反党的角度思考和发掘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倾向从自己身边的不满出发，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因此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社群/社会议题，比如健康、环保、性别、残障、市政等等，对于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虽然有基本的认同但相对冷感，除非专政的压迫到达了他们的社群和伙伴，否则较少深度参与对受难者的救援。
从理性上，“一切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有体制问题”对于89+近乎共识，但“体制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而存在”，使他们较少思考宏大的“体制如何发生改变”，也许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思考或改变，也许是觉得想得太多也没有用，还不如先针对眼前的问题做点什么。
反对意识较淡，就使得89+们对89一代热衷的“对手”分析、形势研判、路径讨论并不感冒。在89一代反对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充当着知识分子式的分析者/论述者/设计者角色，而89+中展现出类似定位的人极少。
同样是一个应对政治打压的救援行动讨论会，89一代们可能会先花上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交流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信息，再简单地讨论要做的事情。而89+们上来就开列行动方案，然后分工并排出时间表。公益工作的经验，让89+某程度上在运动中更为“职业化”。
至于研判，89+对待它的方式就像项目书中的“风险评估”，总是要有的，却不是关键部分，或许会对行动方案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但远远不会当做一门“学问”来认真。
89+的反对意识淡薄，并不是一个能简单评判的特征。一方面，这让他们不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研判、争论和分裂中而行动迟缓，也不会因负面研判和恐惧而止步不前，从而具有强烈的直接行动倾向，这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关心各种议题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纳进运动中。
另一方面，不把专制作为对手，是否符合现实呢？恐怕不是，今年接连发生的“女权五杰案”和“公益老男孩案”显示，对于青年行动者和社会议题，当局同样不吝于使用专政手段——一切权利运动都是民主运动，这一在89+中的潜在公理，专制同样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数89+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承担民运级别的打击，他们凭借行动的直觉和专业能力在几次政治反抗行动中表现出色，却不可否认在过程中也有放大风险的惊慌表现。更深远的是，相比于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个人为“改变社会”所愿意作出的牺牲的并不是一个量级。89一代在遭受打击后有一定的受难、填坑、前赴后继的意识，而89+则不然。在多个案例中，获释后的89+选择暂停和转换工作领域、进一步降低风险和对抗性。
总体而言，89+运动的低反对特征，使其呈现四个特点：（1）行动力较强；（2）门槛低，吸引力较高；（3）缺乏战略性的思考和设计；（4）抗打击能力较弱。
四、网络思维与泡沫革命
（此部分本应引入具体案例说明，但从保护运动的角度，予以省略，对近期运动有较多关注者不难在现实案例中找到印证。）
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89+运动，在严酷的专制环境下本寸步难行，然而当89+遇上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似乎出现了一线契机。
89+运动的特征，决定了它需要的运动形式的特征：多核心、低成本、低风险、高动员能力、高传播力。这与重在“数人头”的泛89运动截然不同，却更贴近于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作用方式。
89+发动者不需要联系也不需要知道哪些人会参与到运动中，只需要设计一个传播力强、能吸引大众参与的行动/运动，并通过不易定位到自身的方式进行第一轮传播，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推动第二第三轮传播，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让行动/运动自身的生命力在传播中受检验。（以下将这种行动策划称为“写代码”）
89+运动的第一关键在于传播，其次是动员，因此其传播设计如图像、文案、编辑往往精美有卖点，如槽点、雷电、笑点、煽情点之类，参与形式往往有趣、门槛低。近期89+经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额众筹、快闪、行为艺术，也包括联署（操作方式较传统有所不同）等等，都采用这种思维和操作方式。
89+运动中，发动者除了写好代码，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运动图景，也不需要对运动进行严密组织，这种形式大大降低了发动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发动者对运动的发展、后果甚至参与者要付出的代价，基本是不控制也无法控制的。
89+运动就像不知道哪只蝴蝶突然扇了一下翅膀，接下来就没有人知道是会波澜不惊还是掀起巨浪，也没有人可以对它的“负责任”。这就转变了对发动者的能力要求，从组织能力、道义感召力和牺牲精神，转变为反应速率、写代码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
由于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发动成本小，89+运动的发动多采用“泡沫”形式——一个发动小组短时间内释放多个行动，多个发动小组在低联系或无联系情况下同时释放——这就如同多个搅拌机同时搅一池化学试剂，试剂在搅拌下产生大量泡沫，这些泡沫或致密或稀疏，可能迅速消亡，也可能连成一片、急速膨胀、相互吸收形成更大的泡沫并最终爆裂，试剂在这种突发的剧烈分子运动中可能发生某种不确定的反应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而搅拌机对此并不知情，它们只是觉得这池水需要被搅拌，并不断尝试去搅拌。
目前89+运动对这一模式的操演还处于熟练、效果和烈度都相当低的程度，但雏形既已浮现，接下来就有待在实践中训练提高。
传统上一场完整、成功的运动分为三个大阶段：发动与升级、斡旋与谈判、交代与收场。其中第二第三个阶段被视为对组织者的真正考验，也就是能否“带多少人上去，带多少人下来”。但从以上描述不难发现，89+运动中，初始运动者只能处理“发动”这个环节，之后的各个阶段需要有别的人用别的方案完成，而这个人和方案不一定会出现，于是成了“不知道会带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带不了任何人下来”。
这种情况必然产生对运动伦理的严重冲击，运动者可能面临无法解脱的负疚和对自身的拷问，他们无法替被卷入的参与者负责，而能够付上的最高道义代价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压高风险的极权环境下，或许发动就是第一目的，“短视”和“不负责”或将成为运动者们“难以避免的恶”。
五、89+瓶颈
89+运动的发展面临自身的瓶颈，以下试举几例：
（1）惊险的一跃：法制诉求还是政治诉求？
基于NGO和权力运动的经验和惯性，89+在运动中提出的诉求往往是法制导向或保守的，不指向政治诉求的，比如在议题运动中会要求体制立法、监督、提供服务，在抗争运动中要求放人、去罪、免罚。TA们使用的方法也更多是低对抗性的、以个人行为为主要形式的。但从变革体制的角度看，这种诉求和形式的运动就像转速过低的搅拌机，难以制造足以引爆试剂的泡沫。
在既有的运动模型下，89+运动面临着激进化的“惊险一跃”，这要求89+中的至少一小部分菁英具有更清醒的自觉、更强大的意志和更敏锐的洞察，同时也要配备更高的技能技术，现有群体据此似乎尚远。
（2）议题拓展：更广泛的关注是否必要？
之前提到，除非是群体成员受到政治打击，否则89+对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相对冷感，但某些事件也可能因为特定结合点引发他们的同情和参与，比如曹顺利事件引发了女权群体的关注、香港占中的青年人色彩引起了89+的共情。随着政治高压对民间全面清场，各种打击和迫害频发，89+有可能投身或卷入到更多抵抗运动中，由此与民主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结，变得效能更大，并产生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可能，也有可能在高压下退却不前。
然而根据前文对89+运动的模式分析，这种扩大和联结强化对发生关键引爆不见得是必要条件，但应是有力条件，只是也会增加89+运动的总体风险。
（3）专业化困境：一次性的运动者？
从一些遭受过打击的运动者的状况看来，89+的抗打击能力较弱，但这毕竟是一个短时期观察，在一两年后这些运动者是否可能重新投身运动？抑或这些积极分子和骨干是一次性运动者，在一次打击后运动生命就告终结？如果是后者，专业运动能力和对抗经验将难以累积，89+培养新骨干和专业化的速度是否能赶上专制识别和清理运动者的速度，将成为89+运动的重大考验。
（4）低潮生存：89+在冻结时代能存活下来吗？
泛89一代中的许多人都具有知识分子属性，这很大程度增强了他们在体制外获得体面生活的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撰写评论和从事媒体、出版为生。而89+主要为青年公益行动者，在NGO普遍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许多89+失去工作，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即使想通过写作养活自己，现在已不是市场化媒体刚刚兴起、草根议者大量涌入的时代，媒体行业萧条和急剧下降的流动性，都使得年轻人难以在其中找一碗饭吃。
于是89+有的通过打零工、做小买卖为生，有的接小型项目、做培训讲师，也有的进入了商业公司，这就导致他们或因工作占用了过多时间而淡出运动，或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状况。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未来3到5年会出现运动低潮期在所难免，年轻且缺乏资源的89+能否熬过寒冬，并保持健全体魄，将决定下一个春天何时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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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后89一代与TA们的运动
710“黑色星期五”开启的强力打压使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遭受严酷扼制，异见运动在“茉莉花”之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泛89一代主导的社会运动进入濒危状态，而后89一代的抗争者们何在？TA们来自何方，有着哪些特征，TA们的运动呈现怎样的形态、发展到什么程度，又面临哪些瓶颈和困难？本文通过深入但短期的观察，尝试描绘尚未成熟的后89一代社会运动，供关心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发展者批判和讨论。
四川什邡民众维权抗暴，后89一代成为社运主体。(网络图片)
710“黑色星期五”开启的强力打压使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遭受严酷扼制，异见运动在“茉莉花”之后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泛89一代主导的社会运动进入濒危状态，而后89一代的抗争者们何在？TA们来自何方，有着哪些特征，TA们的运动呈现怎样的形态、发展到什么程度，又面临哪些瓶颈和困难？本文通过深入但短期的观察，尝试描绘尚未成熟的后89一代社会运动，供关心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发展者批判和讨论。
一、泛89悲矣，后89何在？
1989以来，反对/反抗运动大概可分三类：以92、98年筹建“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党”为代表，以反对党具象化为目的的民主组党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代表，以宣示理念和立场为主要方式的异见联盟运动；以“新公民运动”及一系列维权案件为代表，以法制维权配合街头行动为主要方式的维权抗争运动。
民主组党运动主要见于上世纪90年代，其激发与64镇压有着直接关系 ，参与者以70年代末民主运动者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和89学运分子胡石根、王天成、刘贤斌、陈卫、王有才等人为主。在92、99年两次被重判20年至10年后进入低潮。而异见联盟运动与维权抗争运动相互融合蓬勃兴起，其成形和活跃既与公民社会和NGO的成长有关，也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密切相关，通过BBS和Twitter，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异议者得以相互识别并尝试联动，其中关键人物多是89一代，少数人89时虽是中学生，后来也与89一代发展出紧密的亦师亦友关系。
异见联盟运动以《零八宪章》为例，核心人物刘晓波、张祖桦89时为青年学者，刘晓波更是著名的“广场四君子”之一；中生代参与者王德邦、赵常青、野渡、莫之许等人为89学生；温克坚虽出生于1973年，但与前列诸君交往甚密。维权抗争运动长期有政治化和非政治化两条路线之争，其变革体制意义的主要倡论者范亚峰是89一代，滕彪虽是70后但深受89影响；非政治化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志永、郭玉闪较为年轻，也将许多89一代引为良师挚友，在维权运动中崛起的人权律师中，亦有许多核心人物如浦志强、丁家喜、唐荆陵、隋牧青为89一代。
对于这三种反对/反抗运动，89学运都至少是其主要精神滥觞之一，可以将它们称为“泛89一代”的政治运动。民主组党及异见联盟运动与89学运的脉络相承清晰可辨，维权抗争运动在活跃分子构成和政治反对联结上仍有着难以忽视的89烙印，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89的疏离，呈现一定的过渡意味。
在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和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后，异见联盟运动的活跃分子基本失去了活动空间。在2013年许志永判刑和今年7月的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后，“维权抗争”运动也似走向了尽头。习政府对民间运动的强势清场下，泛89一代们囚禁的囚禁、去国的去国，留在国内的动弹不得，曾为89学生的异议知识分子莫之许直言：“我们这一代已经over了。”
当泛89一代主导的政治反抗似打击殆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后89一代何在？
二、谁是89+？
后89一代是这样的一代人：在年龄上，后89一代主要是80、90后；TA们成长于市场经济地位既定的时代，对89学运几乎没有主体记忆；TA们没有经历过意识形态信仰的崩溃，没有见证过体制撕扯摇摆最终惊险一跃，更没有目睹过坦克碾过广场和人民的肉体；对于TA们，体制始终作为一个虚伪、堕落却强大的现实存在。
因此，后89一代们对体制并没有多少热爱、信仰和期盼可言，却也没有“血债”带来的不共戴天和坦克带来的恐惧绝望。没有受过80年代思潮洗礼的TA们不见得会奉民主为圭皋，但较开放环境下让TA们与民主世界的隔阂更少，TA们近乎常识地感知到这个国家不一样、不对劲，也大概明白“正常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政治民主，信仰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以致不太必要在“启蒙”上打圈圈。正如《自由之夏》里所展现的，在青年时期曾参与过社会运动的人更容易成为职业的、长期的运动者。大多数89一代在青年时被动经历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浩大运动，相比而言，后89一代缺乏运动参与的时代基因，他们中成长为运动者的人，往往有着个人化契机。
后89一代运动者（以下简称89+）中的绝大多数人，或有过支教、志愿服务、公民记者的经历，或曾供职于NGO，或有着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个人交往，比如有家人和老师是异议者。对比89一代，89+的经历和来源是相对同质的。
三、低反对意识的双刃剑
经历和环境的差异，酿造了89+与前辈们的第一个不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不同：他们的运动意识不是政治反对，而是改变社会。或许很多人会说，要求改变就会带来反对，但在现实中，两种意识之间存在着边界模糊但难以逾越的鸿沟，两者塑造的运动是异质的。
具体地说，89+很少从反对、反党的角度思考和发掘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倾向从自己身边的不满出发，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因此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社群/社会议题，比如健康、环保、性别、残障、市政等等，对于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虽然有基本的认同但相对冷感，除非专政的压迫到达了他们的社群和伙伴，否则较少深度参与对受难者的救援。
从理性上，“一切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有体制问题”对于89+近乎共识，但“体制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而存在”，使他们较少思考宏大的“体制如何发生改变”，也许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思考或改变，也许是觉得想得太多也没有用，还不如先针对眼前的问题做点什么。
反对意识较淡，就使得89+们对89一代热衷的“对手”分析、形势研判、路径讨论并不感冒。在89一代反对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充当着知识分子式的分析者/论述者/设计者角色，而89+中展现出类似定位的人极少。
同样是一个应对政治打压的救援行动讨论会，89一代们可能会先花上4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交流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信息，再简单地讨论要做的事情。而89+们上来就开列行动方案，然后分工并排出时间表。公益工作的经验，让89+某程度上在运动中更为“职业化”。
至于研判，89+对待它的方式就像项目书中的“风险评估”，总是要有的，却不是关键部分，或许会对行动方案的选择有一定影响，但远远不会当做一门“学问”来认真。
89+的反对意识淡薄，并不是一个能简单评判的特征。一方面，这让他们不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研判、争论和分裂中而行动迟缓，也不会因负面研判和恐惧而止步不前，从而具有强烈的直接行动倾向，这是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关心各种议题的人也更容易被吸纳进运动中。
另一方面，不把专制作为对手，是否符合现实呢？恐怕不是，今年接连发生的“女权五杰案”和“公益老男孩案”显示，对于青年行动者和社会议题，当局同样不吝于使用专政手段——一切权利运动都是民主运动，这一在89+中的潜在公理，专制同样心知肚明。
然而大多数89+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承担民运级别的打击，他们凭借行动的直觉和专业能力在几次政治反抗行动中表现出色，却不可否认在过程中也有放大风险的惊慌表现。更深远的是，相比于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一个人为“改变社会”所愿意作出的牺牲的并不是一个量级。89一代在遭受打击后有一定的受难、填坑、前赴后继的意识，而89+则不然。在多个案例中，获释后的89+选择暂停和转换工作领域、进一步降低风险和对抗性。
总体而言，89+运动的低反对特征，使其呈现四个特点：（1）行动力较强；（2）门槛低，吸引力较高；（3）缺乏战略性的思考和设计；（4）抗打击能力较弱。
四、网络思维与泡沫革命
（此部分本应引入具体案例说明，但从保护运动的角度，予以省略，对近期运动有较多关注者不难在现实案例中找到印证。）
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89+运动，在严酷的专制环境下本寸步难行，然而当89+遇上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似乎出现了一线契机。
89+运动的特征，决定了它需要的运动形式的特征：多核心、低成本、低风险、高动员能力、高传播力。这与重在“数人头”的泛89运动截然不同，却更贴近于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作用方式。
89+发动者不需要联系也不需要知道哪些人会参与到运动中，只需要设计一个传播力强、能吸引大众参与的行动/运动，并通过不易定位到自身的方式进行第一轮传播，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推动第二第三轮传播，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让行动/运动自身的生命力在传播中受检验。（以下将这种行动策划称为“写代码”）
89+运动的第一关键在于传播，其次是动员，因此其传播设计如图像、文案、编辑往往精美有卖点，如槽点、雷电、笑点、煽情点之类，参与形式往往有趣、门槛低。近期89+经常使用的一人一照片、寄明信片、小额众筹、快闪、行为艺术，也包括联署（操作方式较传统有所不同）等等，都采用这种思维和操作方式。
89+运动中，发动者除了写好代码，基本不需要思考大的运动图景，也不需要对运动进行严密组织，这种形式大大降低了发动者事先暴露的可能，但发动者对运动的发展、后果甚至参与者要付出的代价，基本是不控制也无法控制的。
89+运动就像不知道哪只蝴蝶突然扇了一下翅膀，接下来就没有人知道是会波澜不惊还是掀起巨浪，也没有人可以对它的“负责任”。这就转变了对发动者的能力要求，从组织能力、道义感召力和牺牲精神，转变为反应速率、写代码能力和技术运用能力。
由于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发动成本小，89+运动的发动多采用“泡沫”形式——一个发动小组短时间内释放多个行动，多个发动小组在低联系或无联系情况下同时释放——这就如同多个搅拌机同时搅一池化学试剂，试剂在搅拌下产生大量泡沫，这些泡沫或致密或稀疏，可能迅速消亡，也可能连成一片、急速膨胀、相互吸收形成更大的泡沫并最终爆裂，试剂在这种突发的剧烈分子运动中可能发生某种不确定的反应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而搅拌机对此并不知情，它们只是觉得这池水需要被搅拌，并不断尝试去搅拌。
目前89+运动对这一模式的操演还处于熟练、效果和烈度都相当低的程度，但雏形既已浮现，接下来就有待在实践中训练提高。
传统上一场完整、成功的运动分为三个大阶段：发动与升级、斡旋与谈判、交代与收场。其中第二第三个阶段被视为对组织者的真正考验，也就是能否“带多少人上去，带多少人下来”。但从以上描述不难发现，89+运动中，初始运动者只能处理“发动”这个环节，之后的各个阶段需要有别的人用别的方案完成，而这个人和方案不一定会出现，于是成了“不知道会带多少人上去，除了自己带不了任何人下来”。
这种情况必然产生对运动伦理的严重冲击，运动者可能面临无法解脱的负疚和对自身的拷问，他们无法替被卷入的参与者负责，而能够付上的最高道义代价也就是自身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但在高压高风险的极权环境下，或许发动就是第一目的，“短视”和“不负责”或将成为运动者们“难以避免的恶”。
五、89+瓶颈
89+运动的发展面临自身的瓶颈，以下试举几例：
（1）惊险的一跃：法制诉求还是政治诉求？
基于NGO和权力运动的经验和惯性，89+在运动中提出的诉求往往是法制导向或保守的，不指向政治诉求的，比如在议题运动中会要求体制立法、监督、提供服务，在抗争运动中要求放人、去罪、免罚。TA们使用的方法也更多是低对抗性的、以个人行为为主要形式的。但从变革体制的角度看，这种诉求和形式的运动就像转速过低的搅拌机，难以制造足以引爆试剂的泡沫。
在既有的运动模型下，89+运动面临着激进化的“惊险一跃”，这要求89+中的至少一小部分菁英具有更清醒的自觉、更强大的意志和更敏锐的洞察，同时也要配备更高的技能技术，现有群体据此似乎尚远。
（2）议题拓展：更广泛的关注是否必要？
之前提到，除非是群体成员受到政治打击，否则89+对广泛的人权民主议题相对冷感，但某些事件也可能因为特定结合点引发他们的同情和参与，比如曹顺利事件引发了女权群体的关注、香港占中的青年人色彩引起了89+的共情。随着政治高压对民间全面清场，各种打击和迫害频发，89+有可能投身或卷入到更多抵抗运动中，由此与民主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结，变得效能更大，并产生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可能，也有可能在高压下退却不前。
然而根据前文对89+运动的模式分析，这种扩大和联结强化对发生关键引爆不见得是必要条件，但应是有力条件，只是也会增加89+运动的总体风险。
（3）专业化困境：一次性的运动者？
从一些遭受过打击的运动者的状况看来，89+的抗打击能力较弱，但这毕竟是一个短时期观察，在一两年后这些运动者是否可能重新投身运动？抑或这些积极分子和骨干是一次性运动者，在一次打击后运动生命就告终结？如果是后者，专业运动能力和对抗经验将难以累积，89+培养新骨干和专业化的速度是否能赶上专制识别和清理运动者的速度，将成为89+运动的重大考验。
（4）低潮生存：89+在冻结时代能存活下来吗？
泛89一代中的许多人都具有知识分子属性，这很大程度增强了他们在体制外获得体面生活的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撰写评论和从事媒体、出版为生。而89+主要为青年公益行动者，在NGO普遍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许多89+失去工作，没有固定生活来源。即使想通过写作养活自己，现在已不是市场化媒体刚刚兴起、草根议者大量涌入的时代，媒体行业萧条和急剧下降的流动性，都使得年轻人难以在其中找一碗饭吃。
于是89+有的通过打零工、做小买卖为生，有的接小型项目、做培训讲师，也有的进入了商业公司，这就导致他们或因工作占用了过多时间而淡出运动，或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活水平的状况。在如此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未来3到5年会出现运动低潮期在所难免，年轻且缺乏资源的89+能否熬过寒冬，并保持健全体魄，将决定下一个春天何时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