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为何没有出现东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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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抗击秦军的两支最大力量——刘邦的10万之众和项羽的40万大军——集结到了秦帝国首都咸阳附近,相距不过20余里。项羽的大本营就设在新丰鸿门。这天,总司令部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刘邦——的到来,项羽的亚父范增早已安排刀斧手布置好了口袋,到时只等项王一声令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刘邦。正在等待之际,刘邦率领一支百余骑的精干卫队来了,一下马就向项王谢罪,说,我没想到自己能先入关破秦,一直在等待将军的到来,您一定是误会了。项羽昨天就从项伯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到眼前楚楚可怜的刘帮主,颇有几分歉意和心软,说,贤弟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你要称王,不然何至于此!

项羽被刘邦谦恭的表象蒙骗了,他哪里知道这个刘邦同他一样胸怀天下,是他最危险的对手。只有范增识破了刘邦的韬略,一个素来贪恋美色财货的人忽然变好了,志在天下啊。刘邦在项羽为他举行的招待宴会上遭遇了传奇般的项庄舞剑,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得以脱身而去。他回到军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处决了曹无伤。

鸿门宴的故事预示了此后楚汉争霸的结局,它千百年来在中国尽人皆知,对后人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对于胜利,背弃就是信用,欺诈就是谋略,谎言就是智慧,而仁慈必定招致失败,相信对手只有自取灭亡。项羽在历史上从此也就永远定格在妇人之仁的失败者形象上。由于他放虎归山,4年之后只得自食其果,在四面楚歌声中他留下一首让世人唏嘘不已的悲歌《虞美人》,在乌江边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情过去了2000多年后,到了1945年,鸿门宴故事重现江湖。中国人民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共同抗日的中国两大武装部队立即转入楚汉争霸状态。8月28日,中共领袖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坐飞机离开延安,到达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主席和国军统帅蒋介石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此后又接连两次发出邀请电报。尽管有美国政府承诺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中共中央还是担心重庆谈判是蒋介石安排的一次鸿门宴,它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庆以盛大的宴会接待毛泽东。蒋、毛两大军事领袖虽然互相看不起对方,一个绝对坚持民无二主,一个霸蛮要出两个太阳,但在欢迎酒宴上却相敬如宾,毛泽东一度高举酒杯高呼“蒋主席万岁”,这一刻可能造成蒋委员长短暂的失忆,忘记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对手。在10月10日国庆节这天,国共共同发表了《双十会议纪要》的公报,双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统一全国武装力量接受委员长领导。同毛泽东的多次会晤之后,蒋介石更加确信国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国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产生过对毛泽东进行“拘留审判”的念头。这次为毛泽东挡剑的不是项庄,而是美国和苏联,是蒋介石慑于两大国的力量而不至于采取极端行动。毛泽东回到延安告诉他的同志,在重庆协商的声明“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双方都只是把谈判当作斗争的策略,目的在争取斗争主动权,至少不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中处境很被动。双方都相信,只有战场上才能见分晓。1949年,就在共产党军队将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前夕,毛写诗告诫全党要以项羽为前车之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西楚霸王鸿门失败的教训两千多年来一直萦绕于人们心中。

欧洲。公元前494年,罗马共和国与邻近部族发生战争,紧急关头,平民却拒不听从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发表宣言称如果不废除对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他们将不再替政府卖命。一场内乱可能将就此爆发。元老院和贵族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设立民选保民官。平民运用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要求将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于众,直接促成了《十二铜表法》的产生,人类历史上于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后的1215年6月,一个类似的场面出现在英格兰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贵族在等待他们的国王约翰到来。英格兰贵族对国王没完没了的征税、征兵以便继续与法国国王的战争已经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用军事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其时,国王在对法战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贵族们的信心。贵族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文件要国王签署,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王国法律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国王一行策马而至。国王虽然知道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后当即表示同意。这个文件就是如今闻名世界的《大宪章》。英格兰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过《大宪章》确立为指导王国不可动摇的原则。

从罗马法律到英国宪政,构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链条,这根链条一直延伸到现在。20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署800年之际,英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英国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鸿门宴的故事和《大宪章》的故事代表了两种相反的行为哲学或者说行为方式,一种是谋略的行为哲学或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行为哲学或方式。谋略的行为哲学以获取绝对胜利为目的,其行为不需要规则,更确切地说,它是反规则的行为。文韬武略是该行为哲学的理想境界,斗争取胜在于掩饰自己,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使诈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语言上的欺骗和行动上的欺骗。伪装,伪善,越具有欺骗性越好。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是最经常的使诈手段,而实则实之虚则虚之,同样是欺敌之法。一旦对手知道你的真实企图,识破你谋略,掌握你的意图,你就会遭受重大损失。没有欺骗性,或欺骗失败,就是战术失败,也是战略失败。诚实是谋略的大敌,所有按规则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规出牌,是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双方的协议和承诺,仅仅是为了某种临时性目标的达成,或出于某种需要。协议和承诺本身就是一种麻痹对方的欺骗行为,而并不是需要兑现的约束,一如刘邦对项羽的“承诺”。厚道的、轻易相信“承诺”的人必定上当。

我们再来看法律的行为哲学,它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第一种行为哲学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为目的,一视同仁是其最基本的准则。一视同仁就是包容,每个人享有相同的权利,我能有的利益别人也能有,别人没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对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对对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们的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产物,所有人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

人们不同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会,政治也是法律行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状况就足够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国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对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国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恶劣的国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没有在社会生活发挥权威作用,而是权力意志在发挥作用。宪法说到底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是两者相互之间的承诺,在没有成文宪法之前,这种契约和承诺就早已存在了,存在于社会习惯中。它不可能被随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说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协议,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协议。因此它具有不可违反的性质。成文宪法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它是国家承诺。当美国一位大法官说“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过深远承诺: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限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指的就是美国宪法。国家承诺是极其严肃、必须敬畏、不可违反的誓言,变更宪法、违反宪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轻薄之徒,随意变更宪法或违反宪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在依靠谋略治国的社会,政治被称为是一门艺术。说是艺术,是因为它变幻莫测,难以琢磨,因人而异。艺术不需要规则,艺术与一成不变的规则和法律格格不入。每个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存乎一心。政治艺术只不过权术的代名词,听起来显得高大上。艺术和权术都天然地反抗规则,厌恶规则,它们需要突发奇想。皇帝依靠临时的命令进行统治,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对各类奏折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时间阅览奏折,随即批发各种最高指示,交给大臣和各级官员去执行。它们可能相互矛盾。审时度势是政治艺术的根本,时和势是不断变化的,皇帝根据朝廷的利益需要发布命令。皇帝从来不需要对臣民承诺什么,朝令夕改是由于时和势的变化。最大的时势变化当然是权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这也是改革开始的时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国家,包括整顿和调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过去的约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艺术中,改革就成了一种常态。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变的,不可改革的,不可违反的,其他什么都可以变,都可以改革,都可以违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无论贤与不肖,聪慧与愚妄,明智与昏聩,他们的自负都是一致的,他们无不是圣明的,伟大的,洞察一切的。他们就是法。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法律体系,因为,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极少有长期发挥效力的普遍规则。只有两条规则适用所有的人,且长期有效,一条是对父母尽孝,人类和动物出于本能都遵循的法则,一条是死亡法则,皇帝也没有找到超越于它之外的办法。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多数国家的都实现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图上用统一的颜色进行标志,那么便会看到在地球陆地部分连片的“民主色”相当可观。但如果我们退回到300年前,这个颜色就仅仅只出现在欧洲边缘的一小块部分。纵观历史长卷,它也只有几个小点,分别在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再加上不列颠岛。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扩张是其他国家广泛学习民主和复制的结果。供我们比对的三个样本也就是全样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资本主义,这些都在同一个社会出现绝非偶然,它们的关系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有了其中的一个,就有两个,有了两个,就有三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竞争各方的利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这一自由是《大宪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亚当斯密所指的自由,这位经济学家鼻祖发现的真理是,每个人自由追求个人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声称自己为社会无私奉献的人的贡献大得多。

当不同阶级的人们以协商的方式协调他们的利益矛盾时,一种民主的和法律的解决方式就出现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竞争和包容的产物,是对每个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伦对雅典民主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贷以人身作担保,把穷人从富人手中解放出来,使平民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财产划分阶层,财产多的在公共事务中获得权力更大,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梭伦让平民和贵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缓和了过去少数人奴役大多数、平民反对贵族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体更加稳固。在罗马共和国,罗马贵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稳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恒的现实性和普世价值。

资本主义产生于自由社会,也只有自由社会中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每个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经济制度。自由放任时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初期或者称原始积累时期,带有强烈的血腥和野蛮气息,它与奴隶贸易、血汗工厂、卢德运动等历史性标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与资本家一度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资本的海外扩张是在帝国主义枪炮的庇护下开始的,它曾经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绝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靠通过拼命压榨工人来获取利益的资本家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分崩离析。资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须依靠最大程度的调动劳工积极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福特的汽车流水生产线早就证实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双赢模式。资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敌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联系,与本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内生动力使然。资本主义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仅在国内推动人们的普遍福利提升,还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发展。跨国公司向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和输出技术,实现了互赢互利。资本主义第一次使人类财富创造力呈现爆发式的显著增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长。

能够发展民主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把融入作为解决阶级冲突的基本方式,通过融入实现了阶级合作。融入就是一种合作状态,不是一个阶级接纳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的相互接纳,平民接纳贵族,贵族也接纳平民,工人阶级接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接纳工人阶级。英国工人阶级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争取普选权,通过获取选举权把自身融入到英国的宪政制度,反对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英国贵族对民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它始终包容来自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自由民到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英国国王不仅以逐步放弃权力来适应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不习惯没有国王的自由,就像美国人不习惯有国王的自由。

中国是一个内战频繁的国家,内战一方面可能导致改朝换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频繁的战乱和政权变动成为阻碍建立稳定的法律体系一个显性原因。以最近这次战乱和政权易手为例,持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打乱了国民党“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没能及时兑现它实施宪政的承诺,而抗战胜利后在内战的炮火中开始的“行宪”随着国民党快速败退台湾而告终。

但战争只是表面的原因。历史上的英国也是战争频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国火拼不断,内战也没少,国王同贵族的战争,以及王室家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是英国政治的突出因素。贵族的重要职能就是打仗。贵族或者国会同国王的战争不是为了夺取王权,而是向国王争取权利,因而战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抑制了王权。《大宪章》是国王在战争威胁下签署的。1688年,贵族把荷兰国王威廉的军队进入国内,赶走了专横的詹姆斯二世,从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与英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内战具有两大独特之处,第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抗都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和游民。第二,夺取天下、建立政权是其最终目的。人们特定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社会,皇帝和依附于皇权的官僚阶级构成了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处于社会上层;在它之下,便是一个完全无权、也几乎没有财产的广大的农民阶级。官民两大对抗阶级在缺少一个强大的土地贵族阶级或中产阶级作缓冲的情况下,其对抗模式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获取权力是人们向上流动、满足个人荣誉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权力成为社会博弈的唯一对象。由此,

第二,科举考试虽然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为所有成员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但这种机会之门事实上只对很少的人敞开。人们不能依靠土地和财富获得权力,而只能依靠权力获取土地和财富。科举考试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通吃的游戏。

第三,夺权对希望改善生存状况的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夺权为目的的社会反抗同皇权及其官僚阶级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克制的有产阶级从中协调,冲突只能以最惨烈的形式进行,即战争的形式,且只有一个结果,成或者败,生或者死,两个阶级的冲突具有彻底性,残酷性,不妥协性,不包容性。

第四,贵族和农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那样的阶级合作不可能在皇权和官僚阶级之间出现,无论是贵族和农民之间,还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利益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过对立的一面。而贵族与其土地上的农民近距离的生活和相处,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两者间的关系。中国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则在利益上是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可以对被统治阶级施舍恩惠,但双方不可能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和共同遵守。农民感受不到对皇权和官僚阶级的依赖,山高皇帝远只会让他们觉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杂税,而皇权和官僚阶级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赖于底层生产者(农民)的税收,这种单方面的依赖使底层生产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统治者只有镇压一途。官民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战争是解决阶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于官民两大阶级不能产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阶级冲突是永恒的。战争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社会并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战争仅仅是消灭了旧的压迫阶级,但没有消灭压迫本身,战争的胜负只是决定由哪一部分人来垄断社会资源和掠夺天下人财富。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宪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自由、法治和宪政制度,自由、法治、宪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它们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协商和协议的达成,形成于对协议的共同遵守。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利益理性或者说包容理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一个社会的人们或掌权者还抱着赢者通吃的信条,拒绝与社会利益各方达成利益共享协议,或者拒绝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会产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几个要点:1,承认他人的利益的正当性一如承认自己利益的正当性。2,通过达成协议、形成规则,来确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机制。3,遵守承诺和规则。

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两大阶级构成的社会主体,其利益不包容的冲突性质,限制了他们以理性地态度看待彼此。谋略政治是把社会治理始终看成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官民之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全面战争结束之后,局部战争也从未结束,官民只是暂时的休战。因此之故,维护社会稳定其实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半军事化行动,军事谋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会,政治则不需要任何韬略,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对立的那种制度——专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经常有人预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医治民主弊端的良药。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这么一天,抛弃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选择排斥大多数人利益的那种制度,那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就真是疯了,或吃错了药导致深度脑残,而且不可救药。

转自: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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