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拙作《人民的属性》一文在凤凰网刊出后，读者评论栏中看到了这样一条读者评论：
“记住中国的情况真不一样 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从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人都会让你愤怒，你对他们好，除非你地位比他高，否则都歧视你，这种社会如果急进那就是灾难！因为这帮人建设不足，破坏有余！”
看到这条评论，这些年给和谐社会弄得几乎没啥脾气的咱火药筒子脾气又发作了，对着电脑学着蒋委员长的腔调便痛骂了一句“娘希匹！”
有人会说：老李，你不该骂人，胡总书记不是再三要我们懂得“八荣八耻”吗？纵然要骂，也要新潮、文明一点嘛，“草泥马”、“卧槽泥马”、“马勒戈壁”这些现成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你不用，还捡蒋委员长的“娘希匹”，难怪乌有之乡的同志们骂你是“土汉奸”啊。
想想也确是骂得不够“新潮”，看来，思想是赶不上特色中国的大好形势了。如果不加大学习力度，就不能像我党一样“与时俱进”了。
不过再细细一想：骂得虽然不够“新潮”，但又却认为骂得在理！——毛太阳教导我们说：“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中国不能“急进”，究竟是因为太多“低贱、自私、无耻”、“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刁民”，还是因为太多贪婪、自私、顽固、创新无能，守旧有余的“刁官”？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一番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列位看官，不知咱说得在理否？当今中国，甭说太多知识精英早已认识到“改革正与革命赛跑”这一严峻现实，连太多平头老百姓也认为“这样拖下去中国会乱的”。然而，总是有人用不能“急进”的理由搪塞改革的要求和呼声。更奇怪的是：不能“急进”的理由极具“中国特色”：又是“国情特殊”，又是“国民素质太差”。而现在呢，“刁民”论也出笼了。
这里，想讲一点题外话：现实中国，其实有多少人是主张“急进”的？“渐进”，一直是民～主呼声中的“主旋律”。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国近来既非“急进”，也非“渐进”，而是不断“渐退”了。前几天看了于建嵘先生的微博：他的湖南老师这样对他说：“现在中国腐败得不象样子了，有人还想搞文革那些东西，你一定要站出来说话。批评权力者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如果因此在北京呆不下了，就回湖南来……”
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
言规正传：由于“国情特殊”，中国确实不能“急进”。但是，如果将不能“急进”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就难免要骂“马勒戈壁”了！——这里，我且不再坚持“制度决定一切”的老观点，也不查找中国为什么“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再次引用毛太阳的语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既然“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何将不能“急进”的原因归咎于“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而不是“到处充满了贪婪自私 无耻”的“刁官？”
同志哥：不能柿子总捡软的捏嘛！官字宝殿两把口，草根百姓好欺负是不是？
退一万步而言：当今中国，不能“急进”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刁民”，然而不禁要问的是：当今中国如此多“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深层次的根源什么？换言之，如此多 “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究竟是如何炼成的？这个问题，无须用据说是“最科学的”、我党惯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做太深的分析，只要用老祖宗留下的《三字经》就足够了：“子不教，父之过；生不教，师之过；民不教，国之过；法不正，官之过！”
“民不教，国之过；法不正，官之过！”——这才真正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嘛！
“刁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就会永远成为“刁民”之国！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谈起吧：自从伟大领袖秦孝公采用商鞅同志“以奸驭良”（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和“辱民、弱民、贫民、愚民”等英明御民举措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来，统治者皆奉“辱民、弱民、贫民、愚民”为“基本国策”。在“辱民、弱民、贫民、愚民”光辉思想照耀之下的神州大地，“盛世”之时，宫里衙门歌舞升平，却也难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乱世之时，大多数“弱民、贫民、愚民”不是寅吃卯粮，就是敲着“凤阳花鼓”、拖儿带女“走西口”。一言以蔽之：两千多年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都是极少数人在“天天都是好日子”， “民以食为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每天能填饱肚子视作天大的事。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身为“弱民、贫民、愚民”的百姓皆以“食为天！”不，是以填饱肚子为天！如此“国情”之下，中国人不“低贼”、“自私”、“无耻”也难！
谈到这里，不能不将话题再推进一步：如果说，六十一年前中国之所以“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是“万恶的旧社会”之过。然而，我党建立“新社会”己经六十多年了，中国仍然“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问题的根源又出在哪里呢？
为了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就不再往深处查找了。
其实，咱也承认，作为世界第一产品“克隆”大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忽悠”大国，当今中国确实“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而且，我甚至常常痛心疾首，因为这些“刁民”像阿Q一样，往往是刁下不刁上，刁弱不刁强。只在家里老婆孩子面前刁，只在比自己更弱者面前刁，只能在尼姑和吴妈面前刁，遇上稍强一点的王胡，也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了。而“民不与官斗”，是中国“刁民”历来的“传统美德”；“老子打儿儿不恼，县官打民民不羞”，则是中国“刁民”荣辱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此“刁民”，痛哉、惜哉！呜呼哀哉！
不过，每想到深处，就难免“哀其不幸”——“百年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间，在“以奸驭良”和“辱民、弱民、贫民、愚民”等伟大御民政策之下，中国的“刁民”们除了能在家里老婆孩子面前刁，除了能在更弱者面前刁外，又能刁到哪里去？
也正如此，怎能不让咱在“刁民”论前愤怒，骂“娘希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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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刁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昨晚，拙作《人民的属性》一文在凤凰网刊出后，读者评论栏中看到了这样一条读者评论：
“记住中国的情况真不一样 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从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人都会让你愤怒，你对他们好，除非你地位比他高，否则都歧视你，这种社会如果急进那就是灾难！因为这帮人建设不足，破坏有余！”
看到这条评论，这些年给和谐社会弄得几乎没啥脾气的咱火药筒子脾气又发作了，对着电脑学着蒋委员长的腔调便痛骂了一句“娘希匹！”
有人会说：老李，你不该骂人，胡总书记不是再三要我们懂得“八荣八耻”吗？纵然要骂，也要新潮、文明一点嘛，“草泥马”、“卧槽泥马”、“马勒戈壁”这些现成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你不用，还捡蒋委员长的“娘希匹”，难怪乌有之乡的同志们骂你是“土汉奸”啊。
想想也确是骂得不够“新潮”，看来，思想是赶不上特色中国的大好形势了。如果不加大学习力度，就不能像我党一样“与时俱进”了。
不过再细细一想：骂得虽然不够“新潮”，但又却认为骂得在理！——毛太阳教导我们说：“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中国不能“急进”，究竟是因为太多“低贱、自私、无耻”、“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刁民”，还是因为太多贪婪、自私、顽固、创新无能，守旧有余的“刁官”？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一番的“严肃的政治问题！”
列位看官，不知咱说得在理否？当今中国，甭说太多知识精英早已认识到“改革正与革命赛跑”这一严峻现实，连太多平头老百姓也认为“这样拖下去中国会乱的”。然而，总是有人用不能“急进”的理由搪塞改革的要求和呼声。更奇怪的是：不能“急进”的理由极具“中国特色”：又是“国情特殊”，又是“国民素质太差”。而现在呢，“刁民”论也出笼了。
这里，想讲一点题外话：现实中国，其实有多少人是主张“急进”的？“渐进”，一直是民～主呼声中的“主旋律”。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国近来既非“急进”，也非“渐进”，而是不断“渐退”了。前几天看了于建嵘先生的微博：他的湖南老师这样对他说：“现在中国腐败得不象样子了，有人还想搞文革那些东西，你一定要站出来说话。批评权力者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如果因此在北京呆不下了，就回湖南来……”
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
言规正传：由于“国情特殊”，中国确实不能“急进”。但是，如果将不能“急进”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就难免要骂“马勒戈壁”了！——这里，我且不再坚持“制度决定一切”的老观点，也不查找中国为什么“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的深层次原因，而是再次引用毛太阳的语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既然“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何将不能“急进”的原因归咎于“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而不是“到处充满了贪婪自私 无耻”的“刁官？”
同志哥：不能柿子总捡软的捏嘛！官字宝殿两把口，草根百姓好欺负是不是？
退一万步而言：当今中国，不能“急进”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刁民”，然而不禁要问的是：当今中国如此多“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深层次的根源什么？换言之，如此多 “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究竟是如何炼成的？这个问题，无须用据说是“最科学的”、我党惯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去做太深的分析，只要用老祖宗留下的《三字经》就足够了：“子不教，父之过；生不教，师之过；民不教，国之过；法不正，官之过！”
“民不教，国之过；法不正，官之过！”——这才真正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嘛！
“刁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就会永远成为“刁民”之国！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谈起吧：自从伟大领袖秦孝公采用商鞅同志“以奸驭良”（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和“辱民、弱民、贫民、愚民”等英明御民举措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来，统治者皆奉“辱民、弱民、贫民、愚民”为“基本国策”。在“辱民、弱民、贫民、愚民”光辉思想照耀之下的神州大地，“盛世”之时，宫里衙门歌舞升平，却也难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乱世之时，大多数“弱民、贫民、愚民”不是寅吃卯粮，就是敲着“凤阳花鼓”、拖儿带女“走西口”。一言以蔽之：两千多年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都是极少数人在“天天都是好日子”， “民以食为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每天能填饱肚子视作天大的事。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身为“弱民、贫民、愚民”的百姓皆以“食为天！”不，是以填饱肚子为天！如此“国情”之下，中国人不“低贼”、“自私”、“无耻”也难！
谈到这里，不能不将话题再推进一步：如果说，六十一年前中国之所以“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是“万恶的旧社会”之过。然而，我党建立“新社会”己经六十多年了，中国仍然“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问题的根源又出在哪里呢？
为了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就不再往深处查找了。
其实，咱也承认，作为世界第一产品“克隆”大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忽悠”大国，当今中国确实“到处充满了低贱自私无耻的刁民”。而且，我甚至常常痛心疾首，因为这些“刁民”像阿Q一样，往往是刁下不刁上，刁弱不刁强。只在家里老婆孩子面前刁，只在比自己更弱者面前刁，只能在尼姑和吴妈面前刁，遇上稍强一点的王胡，也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了。而“民不与官斗”，是中国“刁民”历来的“传统美德”；“老子打儿儿不恼，县官打民民不羞”，则是中国“刁民”荣辱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此“刁民”，痛哉、惜哉！呜呼哀哉！
不过，每想到深处，就难免“哀其不幸”——“百年皆行秦政制”，两千多年间，在“以奸驭良”和“辱民、弱民、贫民、愚民”等伟大御民政策之下，中国的“刁民”们除了能在家里老婆孩子面前刁，除了能在更弱者面前刁外，又能刁到哪里去？
也正如此，怎能不让咱在“刁民”论前愤怒，骂“娘希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