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锋：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

1986年，那又是一个春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1998年，还是一个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

但2015年的这个春天，似乎有些反常，公安部编制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开始启动了预审，5月份，正式提交给了社会大众讨论，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社会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法案，一旦通过，势必造成多伤共损的局面。对中国本土民间组织，对境外涌动的“公益外资”，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都会起到难以估量的损毁作用。

鄙人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对这个法案的具体的讨论。现在，同样反常的盛夏来临，略微赢得了一点时间，决定在这里，写下个人的愚见。

“政府”之外的组织，都是“非政府组织”？

好几年前，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先生刚刚退休之际，他遇见我，就友好在而调侃地叮嘱说：“要记住，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

我至今没来得及回应他。因为我本来就无比同意他这句话。现在此话借他尊口说出来，更是让人无比兴奋。有时候，一个高档官员的判见，总是比草根的呐喊，要来得易传送一些。

但杜少中先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作判断的呢？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苦思了几年之后，觉得，大体只能从以下这些理由来作推测。

政府再全能，也有疏漏之处。中国古代，说社会，似乎一直是统治者的社会。以至于大家沿习至今，没有了政府，或者忽略了政府，大家就有一种饭都不敢吃，觉都不敢睡的习惯。其实，政府一直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再强大，再丰满，也只是“社会分类学”的某一个“种”而已，生物的分类，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在“种”之上的科、目、纲、门、界，其实还复杂多元得很。有时候只是这个“种”的架式太大，满世界无处不是它，于是就以为它是某个界，某个门，独霸了天下所有人的心思耳目。

可惜，社会分类学是门科学，科学就是无情和冷静的，比政府和宫庭还要残酷的。按照社会分类学来说，政治业，工商业，军事业，司法业，科学业，文学业，哲学业，史学业，数学业，等等三百六十行，三千六百业，甚至“无业之业”，都是个政府业是平齐的类别。而最近一百来年，中国才开始有勇气谈论的“公益业”，更是最近在全世界都有泛然勃兴之势。每一种类别业务，都有其强大繁盛期，也有其慢慢隐身衰退，成为社会机体之一分子的固化期。

政府业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社会默认期、通用期，其功用已经被社会生态系统基本锁定。如果描述起来说，就是，政府是按照社会共识所结晶出来的一些法律，进行依法从事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事业服务的诸多部门的集合体。确实，法律是可以窜改的，政府是可以随时组阁的。

确实，历史上的社会，都是先有了豪强才有了政府，有了政府才去修订服务这个政府的法律，编制政府“神权天授”的教材型传说。但时至今日，无论政府多么擅长诡辩和伪造，也无论政府掌握了多么强大的输送谎言的传播通道，一个事实终究无法掩盖：政府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动作行事。

而法律，其实并非社会共识的全部。而政府，更非法律的坚定执行者。因此，社会阳光下的诸多新鲜事，终究有极大量的一部分，无法为政府所感知。

由此，除了疏漏之外，政府又必然是滞后的和冷漠的。滞后，是指社会共识的形成总是比社会的潮流要延迟许久，甚至好几百年。而社会共识结晶为法律，法律又结晶为政府的执行力，行政的许可转化为真正的行动力，更是滞后、缓冲、消解不知道多少年。有些明明对得可以马上做的，坚决没有人去做；有些明显是错的，迟迟无法认错和纠错；有些明明是需要赶紧入法以施行的，却久久不愿意互相妥协以追逐社会公正之风。

滞后的必然就是冷漠的。法律里写着要执行的，都可以推脱躲闪，法律里只要稍许写得模糊含混的，就肯定坚决不肯热心执行。而政府官员一旦发现法律里的那些鲜明而让人疼痛的空白疏漏处，则内心中是狂喜不已，生怕有朝一日又入了法，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新的枷锁和麻烦。

政府的无能和难能之处，就是非政府其他类别的业务繁忙之处。政府不能经商时，商业就会大肆繁荣。政府不能管制军队时，军队就会成为社会公共议题的主宰。政府不管文学艺术时，文学和艺术就会大行其道，各种奇思妙想、奇文妙曲随时涌出。政府不参与公益时，公益的创新、公益的大发展，才可能真正的到来。

这个世界上所有和政府无关的，都是“非政府”的。商业军事本来是非政府的，至今也应当仍旧是非政府的。文学科学本来是非政府的，至今也仍旧应当是非政府的，一政府化，必然死亡。政府可以默默地、静静地，支持商业支持军事支持文学支持科学，但就是不能管制和监控。同样，公益也不是政府的，一经政府手，公益必然死。中国公益冰封几千年，原因也多半在于此。中国公益有活力几千年，都是活跃在政府失灵之处。

由此，非政府不可能反政府，因为，非政府的所有类别，本来就和政府无关。既然无关，有何反与不反？巨大的社会生态里，政府只是一个小小的群落，其他的诸多群落，也都生机勃勃。几个群落之间，在可合作处，当然可以任性合作。但更多的时候，是双方各行其事，各尽其职而已。

哪一个政府，能生产一部小说？哪一个政府，能阻挡一部小说的产生，又能阻挡一个科学发明的闪现呢？

中国需要更多的“公益外资”

政府需要做的是，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把文学的还给文学，把公益的还给公益。

不还也没关系，因为，互联网已经开始自动替政府偿还了。先政府多步，快政府多时，总是在政府和公众的意料之外。

互联网可能是最无情的公益力量。它正在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它更加让人充分意识到，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个“给电的动作”，静静地悬浮在太空中，你就很可能毕生等于不存在。你不撞击别人，就不会被人撞击；你不被人消费，你也不会成为“消费者”。

当世界几十亿人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原先的那些庞大的中心体，就可能已经悄然地瓦解。政治、军事、商业、大学、寺庙，世界上曾经的那些吸引群体朝圣和跪拜之地，都可以慢慢地释放为一个个体的中心给养的来源。

当每个人都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社会上原先所有的管理系统，都可能由此成为此人安身立命的支持系统。一切都在为每个个体的繁荣而服务。你饿了，宅在家里可以有人送来吃的。你困了，附近的旅馆马上为你打开大门。你没钱了，打开手机就可以开始营业，获得相应的打赏和收益。你想发表什么，这边刚刚写完，那边已经传遍世界。你想把自己打扮得有多新潮，你就可以对旧秩序有多么大的瞬间摧毁力。

在这样的时代，谁也挡不住公益全球化之路。公益既然要全球化，所有阻挡全球化的旧规章和新制度，不管此前建在多么险要之处，都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成为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们的旅游观光和评头论足之理由。

于是，公益就必然要与全球的经验、资本、人才、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彻底互通。这边本土的公益在放肆地发展，那边全球的各种浪潮和技能不停地互动和共振，于是公益的繁荣速度，在互联网的刺激下，在全民创新的刺激下，就会很容易在极短的时候内，获得极盛大的浮世绘。

公益的全球化，和三十多年前简单的“吸引外资”的线性进阶可能已经不同。互联网带来了无限的混沌和非线性的机遇。资金当然是重要的，但与资金同步呼啸而至的诸多鲜活经验，可能也是重要的。互相间的资助和被资助是重要的，但各个中心之心激情的碰撞和滋养，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当你的生命越强盛的时候，你对外来的营养越有消化力。当你生命越强盛的时代，对异端越有欣赏和化合的能力。

中国当前的本土公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学识、勇气和智慧，在此之时，打开所有的大门，欢迎所有的公益外部资源自由进入，可能是中国这片公益之海，在高铁和磁悬浮的牵引下，可能由此走出死水一潭的最好时机。

也就是说，在互联网和公众同时涌向公益创新的全球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时代，政府中心主义的有限性、局限性越来越清晰，个人中心主义的开放性、透明性、自主性、创造性越来越炽烈。以有限之政府，如何迎接无限之社会？以狭隘局限之政府，如何迎接宽广无边如佛法普渡般的全民自由表达之天网？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些设置障碍者，尽早搁下疑心，改变面相，放下自己，成全他人。由敌意而走向赞赏，由怀疑而转向信任，由担忧而转向欣喜，由抗拒而走向顺从，由闭关锁国而走向门洞大开。打开所有的有形无形的障碍体，尽情吸纳世界所有的公益能量；鼓励世界各地的公益外资，自由流淌和交易。由此，公益创新之大业，才可能有所初成。

互联网带来快速“公益全民化”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汉朝之后，所有统治者或者说资源控制集团最意味深长的一个典故，经常用来提醒当权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对未知政治风险进行全力防范。把一切人都当成可能颠覆政权之人，把一切事都当成可能制造骚乱之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但全球互联网和全球的万众创新，把每个人都成为创业者，都成为自由思想者和自在行动者，都成为世界的无数中心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电子。由此，也就成了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成了公益主义者和温情主义者。电子很强大，电子也很渺小。电子很忘我，但电子也很无我。

听听菜市场嗡嗡的交易声，就知道，当所有人都在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对话的听众其实是最稀落的。看看地铁转换处那人挨人的惨状就可知道，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撞击的时候，他能撞击到的人，其实数量少得可怜。想想北京同仁医院的深夜排号者，就知道，当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有特权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可能有特权。体味一下大城市拥堵的交通就知道，当所有的人声称自己最紧急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乎你的紧急。呼吸一下漫天的久久不散的雾霾就知道，在自然环境恶化面前，每个人都是元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每个人在公益方面的自由表达，带来的是，谁也不再可能成为世界的某个轴心。他最多能在极其局部处，抓起一些波澜；然后迅速地平伏下去，不留什么痕迹。他能拉到的最多的选票，已经远逊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客。每个人都可以登高一呼的时候，登高一呼就不再可能四方响应。

于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演替方式，必将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革新”。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再可能出现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所有基础，至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互联网和万众创新正释放一些新的社会改良和群体重组的可能性。

中国可能会出现局部的一些公众与政府、公众与企业的博弈，但强大的国家暴力镇压力量会迅速将其消解于无形。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些基于手机平台上、在虚拟社会意淫式振荡，但这些振荡比飓风消逝得还快，比闪电还难以让“城市病患者”觉察，比打催泪瓦斯还有利于社会震荡能量的消散。

世界当然不会由此进入无政府的状态，更不会有人还有兴趣去“反政府”。只是就如前面所分析，政府、商业、军事、司法等怀疑与控制的力量，将越来越遵循公众的意志，成为社会服务之公器，而文学、科学、公益等爱与美的力量，将越来越成为公众生活之主流。这时候，政治家是由党派来推选上台，还是像娱乐明星那样让大家戏谑化投票，已经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公众对颠覆政府之类的行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大家更在意的，是如何释放自己。

大家更盼望的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取生活之美好。所栖息的环境是否天然无邪，所消费之物是否正当可信，所言说之事是否让自己兴奋同时让朋友们信赖。而每个人生命的诸多表演，可能在互联网上尽情地随波逐流，但已经不可能兴风作浪。

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项庄，每一个项庄都在舞剑。但此剑已经只是广场舞上的道具，只用于武术欣赏和表演，与花拳绣腿并无截然不同。舞剑者心中已经没有沛公，也根本不想去刺杀什么沛公。他们只想让自己高兴而已。自私地，公益地。

转自：社会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