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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波女权运动的区别在于与国家的关系不同
法广：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一些以行为艺术形式表达的女权活动，比如占领男厕所、裸体反家暴、大学生街头快闪抗议公务员录用体检时的妇科检查等等，这些表现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是否可以说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女权运动？这种新女权运动与此前的女权运动有什么区别？
李思盘：对。曾经有媒体把这个运动称作女权运动2.0。这些女权运动与前阶段女权主义是否有什么不同呢？据我个人观察， 1995年的世妇会（注：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和联合国议程、国际基金会资助所带动的那一轮女权主义，比如从行动者来讲，很多人都是妇联系统的干部，或者是研究者，或者是高校里妇女和性别学科的带头人。在环保运动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嵌入式的行动主义”。我基本上认为，在1995年世妇会前后开始的那一波民间女权运动比较符合这种“嵌入式的行动主义”的特征，就是说，行动者本身是体制内的人，她们通过结合国际的和体制内的资源，来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注重通过媒介与大众沟通。
从2012年开始，我应该说是从占领男厕所（行动）开始，这一波的行动者不一样之处，是她们都是年轻的女学生，她们没有什么资源，更谈不上什么体制内的资源。她们是从权利诉求，就是公民的权利诉求的角度，而且是从质询政府、向政府问责、要求政府保障性别平等这样的意图出发。她们会积极地使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调动媒体，让媒体加以报道，也通过媒体来与大众沟通，向大众宣示她们的议程。这是与以往的女权运动非常不同之处。
法广：是否可以说这些新出现的女权活动的自主意识更强？
李思盘：我很难直接说这是自主意识。我想说的是，与前一波女权运动相比，这一波女权运动与国家的关系不同。前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与国家的合作，而这一波女权运动更注重对国家的问责，它与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她们与大众的关系也不一样。前一波的女权主义者更希望通过人大议案、立法等方式，用前辈老师的说法，就是改变要先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但后一波的女权主义与大众的距离更近，而且，她们非常积极地动员传媒。就是说，这两波女权主义最大的区别是与国家的关系不一样，与普通人的关系也不一样。
法广：您刚才提到这一波女权行动者都比较年轻。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促使她们参与女权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当今中国出现新一波女权运动？
李思盘：这就是我认为两波女权运动不可分割的原因。实际上，后一波女权运动中，这些年轻人的老师其实都是前一波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很多大学里现在都设有社会性别或女权主义学科、这些大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包括翻译著作、包括可以设立的课程，都是前一波女权主义者的战果。所以说，是前一波女权主义提供了思想的武器，这包括对国外女权主义运动的介绍，包括对女权主义的外来资源—比如一些外来基金会的资金引入。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领域妇女和性别研究学科的建设， 这些建设使得这一波女生可以在一个至少有社会性别和女权主义学科的大学环境中成长起来。
女性半边天地位不像看上去那么乐观
法广：女子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多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符号。在今天的社会情况下，中国女性地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出现不同形式的发展，很多外国人目睹活跃在经济领域第一线的中国女性感慨不已。但在半边天口号提出半个多世纪以后，整体来说，您怎么看中国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这种半边天地位？
李思盘：没有看上去那么乐观。中国每隔十年都有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地位调查，每个省都有，是一次经过分层抽样等比较严格的形式完成的调查。这些调查显示，在劳动收入部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劳动收入（比例）已经从九十年代的八成左右，降到现在的六成左右。如果算上财产性收入的话，女性收入可能只是男性收入的四成多一点。这虽然仅仅是经济指标，但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一方面女性人数在高等教育领域确实在不断向上提升，但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可能只有一部分顶尖的女性可以得到好处，所有人的经济条件可能都在改善，但是，女性收入提高的部分显然远远落后于男性。那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一定是有些东西阻碍了女性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一方面，市场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社会福利领域，这种形势可能不利于妇女，因为妇女要生育，要照顾家庭—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平均每天比男性多两个小时；另外，并不是改革开放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机会，事实上，在女性参政部分，中国有些数据还不如改革开放前的情况。
女权行动派形成了有效的推进力量
法广：中国近年出现的这些新形式的女权活动每一次都参与人数有限，给人感觉这些新女性话题好像更是沙龙里高谈阔论的话题。怎么理解这种局面呢？
李思盘：我不认为中国女权行动仅止于沙龙谈论。如果说仅止于沙龙谈论的话，自由主义的情况可能更甚于女权主义。
要动员女权运动，能够有资源、有能力、或者能够贡献自己空闲时间的人可能更是那些受到过比较好的教育、有中等以上水平收入的人，她们这些人才有可能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只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或者说沙龙女主人的行动。有些时候，女权主义可能看上去像是沙龙里的时髦，但是，青年女权行动派肯定不是这样。她虽然她们很年轻，但她们是脚踏实地的，她们结合全国妇女权利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采取的行动。比如占领男厕所，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还有一些议题可能是这些青年女权行动派比较切身的体验，比如 就业领域的歧视、大学招生中的歧视，等等。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沙龙里的时髦，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她们也形成了非常好的推进的力量。新媒体女性（网络）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关注大学录取过程中（男女录取分数线不同）的议题，当时，北京大学（外语）小语种（招生时）降分20-30分录取男生。这在当时虽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但是，正因为没有青年女权行动者，所以，教育部没有做任何表态。而此后，青年女权行动派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剃光头（抗议招生男女分数有别），她们还对大学的招生简章举行了量化统计，等等。在一系列的问责行动之后，教育部被迫发出通知，明令很多专业不可以制定招生男女比例。所以，虽然她们有些行动看起来很激进，比如剃光头，好像是女孩子在做行为艺术，但实际上，她们问责政府后得到的回应是好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行为艺术只是她们调动大众媒介传播的方式而已。在前卫艺术背后，每次都会有一系列诸如向政府主管部门递信等行动。在这些大学生或者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之外，还有很多女律师活跃在其中，所以，这些女权行动派在政策、法律、大众传媒等各个层面都有行动，并不只是一种行动。
法广：您刚才提到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对女权话题并不热心，能否具体说明？
李思盘：我觉得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主要被男权话语所占据，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很大一部分自认为是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认为性别平等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对这个话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避免辩论。从中国学术界既往的记录来看，目前情况还是比以前好些，他们只是忽视而已。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在二十一世纪初，都有学者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的论述，提出要让妇女回归家庭，给男性让出岗位。这样的提案、这样的建议，我们都见过很多，而且很多都是出自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
我只能说这些男性学者没有真正把自由主义贯彻到底，没有真正意识到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思考：为了达到这个实质的平等，我们可以再做哪些制度上的改进？但是，自由主义者通常都是男性，而且是中产阶层以上的男性，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一个自由的市场，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对于女性来讲，情况并不是这样，女性在社会里承担的角色与男性非常不同，女性要想得到平等的机会，需要有社会更好的配合，比如有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而且，国家要有更多的改变歧视性文化传统的措施，让女性真正能够在这个社会得到应该得到的机会，比如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提升的机会等等。如果不推动反歧视立法，就不能保证男女平等，让女性也得到一样的自由。
法广：这部分人的观点是否认为女性问题并不是首当其冲需要关心的话题，认为这只是次要问题呢？
李思盘：我觉得他们对所谓机会平等的认识非常肤浅，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平等如果不落实到实质层面的话，就只是一个幌子。
三•八妇女节不是情人节
法广：三•八妇女节之日，您有什么希望？
李思盘：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中国女性不要认为三•八节只是一个购物节。
三•八节通常都是两会期间，前些年，有男政协委员要把三•八妇女节改成 “中国母亲节”，也有女政协委员认为妇女节名称不好听，提出改成“女人节”或者“女性节”。这是我认为女权运动需要继续下去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不是把三•八节看作是商场购物打折的节日。三•八节不是情人节，甚至也不是母亲节，它是关于妇女权利的节日，它的起源是与妇女的劳动权利和机会平等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