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国内公益组织，过去舆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要少得多。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这一状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该法律不仅在公益界内部成为热门话题，主流媒体也跃跃欲试，尝试加入该话题的讨论。然而，一个心照不宣的困境在于，这样一部法律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公益范畴，议题红线隐隐若现，讨论什么，站在什么立场去讨论，需要大智慧，论者稍有闪失，就可能遭遇“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训斥。
政治因素导致公益领域的分裂，使得国内公益组织和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了不同的公益类型。在中国做公益必须确保自身政治可靠，再善良的公益行为，一旦资源来源出现问题，动机往往都会受到怀疑。中国公益组织之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就如国内媒体之于境外媒体，虽对各自境遇相互顾盼，但起码在明处，双方基本老死不相往来。此次法律的出台是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特殊照顾”，意味着今后会迎来更严厉的管理，该趋势反映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问题。
有必要回顾境外NGO组织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以来，境外NGO组织在大陆经历了被扫荡出门、逐渐恢复以及快速发展几个阶段，其生存状况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调基本保持一致。上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伊始，大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境外NGO有较大的空间。当时许多著名NGO如世界宣明会、乐施会等主要通过对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等慈善活动进入大陆。有人将国际NGO重返大陆归之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中国政府的建议，虽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境外NGO组织援助中国，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国外援助的一种重要形式。即便到现在，中国之所以对境外NGO组织有所保留，就是因为其中不少NGO组织的活动多集中在传统慈善领域，如赈灾、扶贫、教育等，如果一律扫荡出国门，难免会有错杀，官方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境外NGO组织角色似乎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在一些群体事件中，如“7·5”事件、陆丰群体事件等，官方在处理事件过程中都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这类表述。这里所谓境外势力，指的往往就是一些境外NGO组织，它们经常被官方视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普世价值进攻的武器。这些组织在群体事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目前鲜有相关报道，不过，官方显然忌惮群体事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展开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呼之欲出，目前公开的草案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正如澎湃社论的解读，这一规定“与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形成境内境外两套体系，这是将境外非政府组织，整体纳入了国家安全的管理视角。”境外NGO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到新的阶段，来中国做事显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国家安全是一个宏大且敏感的话题，外界不好置喙，我们可以从大的公益角度去解读境外NGO组织行为的变化。社会公正、人权这类话语在公益领域的走俏并不偶然，它与政治立场其实并无必然关联，本质上是一种权益倡导，国内的公益组织也开始重视权益倡导类公益行动。前段时间的壹基金“笨小孩”关爱活动引发的争论，女权人士对一些社会现象执着乃至苛刻的发言，都是出于权益倡导。这是公益领域的大趋势，人们逐渐意识到，简单的物质救助不能解决问题，动员政治力量，赋予弱者应有的社会权益，被视为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救助方式，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公益行动最终都要回到政治。境外NGO组织普遍重视权益倡导，当中国从贫瘠走向相对富足，权益倡导类的公益行动必然会成为主流。官方对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担忧，除了出于国家安全，更多时候可能还因为对权益倡导有所忌惮，后者纯粹是公益观念问题，今后无疑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转自:安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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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为何不受待见
相对国内公益组织，过去舆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要少得多。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这一状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该法律不仅在公益界内部成为热门话题，主流媒体也跃跃欲试，尝试加入该话题的讨论。然而，一个心照不宣的困境在于，这样一部法律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公益范畴，议题红线隐隐若现，讨论什么，站在什么立场去讨论，需要大智慧，论者稍有闪失，就可能遭遇“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训斥。
政治因素导致公益领域的分裂，使得国内公益组织和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了不同的公益类型。在中国做公益必须确保自身政治可靠，再善良的公益行为，一旦资源来源出现问题，动机往往都会受到怀疑。中国公益组织之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就如国内媒体之于境外媒体，虽对各自境遇相互顾盼，但起码在明处，双方基本老死不相往来。此次法律的出台是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特殊照顾”，意味着今后会迎来更严厉的管理，该趋势反映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问题。
有必要回顾境外NGO组织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以来，境外NGO组织在大陆经历了被扫荡出门、逐渐恢复以及快速发展几个阶段，其生存状况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调基本保持一致。上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伊始，大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境外NGO有较大的空间。当时许多著名NGO如世界宣明会、乐施会等主要通过对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等慈善活动进入大陆。有人将国际NGO重返大陆归之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中国政府的建议，虽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境外NGO组织援助中国，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国外援助的一种重要形式。即便到现在，中国之所以对境外NGO组织有所保留，就是因为其中不少NGO组织的活动多集中在传统慈善领域，如赈灾、扶贫、教育等，如果一律扫荡出国门，难免会有错杀，官方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境外NGO组织角色似乎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在一些群体事件中，如“7·5”事件、陆丰群体事件等，官方在处理事件过程中都有“境外势力推波助澜”这类表述。这里所谓境外势力，指的往往就是一些境外NGO组织，它们经常被官方视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普世价值进攻的武器。这些组织在群体事件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目前鲜有相关报道，不过，官方显然忌惮群体事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展开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呼之欲出，目前公开的草案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正如澎湃社论的解读，这一规定“与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形成境内境外两套体系，这是将境外非政府组织，整体纳入了国家安全的管理视角。”境外NGO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到新的阶段，来中国做事显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国家安全是一个宏大且敏感的话题，外界不好置喙，我们可以从大的公益角度去解读境外NGO组织行为的变化。社会公正、人权这类话语在公益领域的走俏并不偶然，它与政治立场其实并无必然关联，本质上是一种权益倡导，国内的公益组织也开始重视权益倡导类公益行动。前段时间的壹基金“笨小孩”关爱活动引发的争论，女权人士对一些社会现象执着乃至苛刻的发言，都是出于权益倡导。这是公益领域的大趋势，人们逐渐意识到，简单的物质救助不能解决问题，动员政治力量，赋予弱者应有的社会权益，被视为一种更直接更有效的救助方式，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公益行动最终都要回到政治。境外NGO组织普遍重视权益倡导，当中国从贫瘠走向相对富足，权益倡导类的公益行动必然会成为主流。官方对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担忧，除了出于国家安全，更多时候可能还因为对权益倡导有所忌惮，后者纯粹是公益观念问题，今后无疑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转自:安平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