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永:一生為了一個夢想 (中)


過於自負的我本以為能考上研究生的,基本上沒有找工作,畢業
對我意味著一次沉重的打擊。6月初心情鬱悶的我回到家鄉。麥收季
節,正好碰上三天以前家鄉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村莊與國營農場發
生土地糾紛,農場在警察的保護下到爭議土地上收割小麥時雙方發生
暴力衝突,警察開槍,四名村民被打死,七名村民受傷,混亂中村民
也扣押了對方的兩名人質、兩把手槍和一輛吉普車。我回到家鄉的時
候,警方和村民正在村口對峙。
第二天我騎自行車來到這個村莊。先是以學生的身份和村民聊
天,取得他們的信任,然後和村民的領袖談了一個下午,終於說服了
他們釋放人質,當然我承諾願意在土地糾紛問題上為他們提供法律意
見。
儘管我清楚告訴村民,我只是一個大學生,不是記者,但還是
引起了當地政府的一些緊張。當晚縣委書記來到我家,名義上是慰問
和感謝,實際上是瞭解情況。我告訴他放心,我是為了大家的共同利
益,希望幫助雙方和解。後來知道,縣委書記到我家的時候市公安局
局長就在我家院子大門外。
那是我第一次參與重大公共事件。有時想,一個人的立場很可能
和某種天性有關,以後在遼寧鐵嶺、安徽碭山等很多地方為農民維護
權益我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場,尋求雙方可接受的方案。我們的社會需
要和解,需要有人走出一條和解的道路。
後來知道,村民們釋放了人質,事情基本上也得到了妥善解決。
畢業後我找工作曾經到商丘市公安局,局長一見面就說認識我,很順
利答應我可以到這裏工作。但我只打算工作一年就考研,在這個問題
上我們達不成一致,這裏規定必須工作滿三年才可以考研。我決定放
棄這個工作,回到民權縣,來到一家企業。
家人當然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回到縣城的一家企業,我第一個
月的工資是180元,在很多人人看來前途彷彿就是破產和失業。來自家
庭的壓力是自然的,以後,當我冒著風險在全國各地維護公民權利,
這種壓力時常出現。還好,母親對我的擔心時間太久了,從中學時就
開始擔心,太久了也就習慣了,習慣了也就不那麼可怕了。在穩定的
工作和理想之間,我選擇了理想,幸運的是,我順利考回了蘭大法律
系。

我的碩士專業是經濟法,其中包括一年的經濟學課程,這極大開
拓了我的視野。我開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問題,
這些思路直到我後來作為海淀人大代表時討論一些社會管理問題還很
有用,因為經常有代表提議什麼問題政府應該管一管了,就像媒體經
常呼籲的那樣,而我提醒大家,問題確實存在,但不一定就要政府來
管,政府管制可能成本很高,我們應該考慮還有沒有更好的治理方式。
沙漠、草原、戈壁成為西部記憶的重要部分,幾乎每一個暑假或
者節日,我總會選擇一個地方旅行。1996年夏天我加入一個探險隊,
主要組成人員來自兩個樂隊,其中我熟悉的兩個成員趙兵是法官,邴
喆是警察。8月一個月圓的晚上,我們一行十人,每個人腰間掛滿瓶
子,帶著將近20斤水,背著大餅鹹菜,乘公共汽車在武威北部一帶沙
漠邊沿下車,徒步走進沙漠。那個夜晚,我們在古漢長城烽火臺下搭
起帳篷,看大漠日落,看繁星閃爍的天空,看月亮在沙丘上緩緩升起。
正如本科畢業一樣,研究生畢業我再次面臨現實工作和理想之間
的困惑。到《南方週末》經歷了一段見習期,同時參加了公務員考試。
最後簽約了公務員。之所以願意成為一名公務員,我是希望能夠熟悉
國家機關的運作。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喜歡北京。小時候就聽到
爸爸講我的曾祖父的故事,家鄉傳聞說他在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
時被日本人毒死了,就埋在王府井一帶,父親說家人曾經去找過但一
直沒有找到。1996年第一次來到北京我就喜歡上了這個大氣而有歷史
感的城市。
畢業時遇到了很大的麻煩。我的論文題目是《經濟法制本土化的
文化誤區》,專門批判蘇力的本土資源說。論文被送到人民大學的一位
教授那裏外審,他寫了長達六頁的批判信,扣上了「私有化」、「民族
虛無主義」等大帽子,當然是通不過了。
在蔡永民教授幫助下我連夜修改論文之後飛赴四川大學送一位教
授外審。第二天法律系專門為我個人安排答辯。整個答辯經歷了三個
半小時,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半,可能大家都很餓了才算結束。
旁聽席上十幾位都是我的好友,我們一起走出會議室,等待判
決。幾分鐘後宣讀表決結果,可以拿畢業證,但不能拿學位證。聽完
結果我動情地說,在蘭大,我度過了人生最寶貴的七年青春時光,沒
想到最後是這樣的結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師,知道我是一個為理想而
活著的人,我會反思自己的過錯,但我還是懇請我的老師能再給我一
個機會,請相信,無論走到哪裏,我決不會辜負蘭大的名聲。
那一刻終生難忘,我看到有的老師眼圈紅了。一位老師主張再表
決一次。我們退出來等待,但這時答辯秘書提出了反對意見,說學校
沒有規定可以第二次表決。我只能等半年以後重新答辯。
這次挫折在以後的日子裏讓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這
個社會。遙遠的大西北,那個從黃河邊徒步走回學校的年輕人太狂妄
了,沒有給自己的導師以及其他很多人應有的尊重,人,應當學會謙
卑。可當時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畢業的時候,我沒有資格穿
碩士服,於是借室友一身博士服拍的畢業照。
7月底得知我的工作出了麻煩。本來沒拿到學位就是問題,但教育
部認為只要有畢業證就應當派遣。到了工作單位不久,新的麻煩隨後
來了,這和我在蘭大的活動有關。我和幾個同學在蘭大組織了一個活
動名叫「二十一天」,即每三周聚一起討論學術問題和現實問題,有一
次在教室裏公開討論《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我現場發表了言辭激
烈的演講,批評極端民族主義,好事者開始盯上我。

8月,面對工作變故我什麼話也沒有說,也沒有和家人聯繫。接下
來幾個月是動盪的日子。決定去南街村作社會調查,在這個處處是標
語和口號的村莊裏,我已經瞭解到他們光是貸款就達六個多億。但一
周之後很快就面臨生計問題。我考慮到附近的企業找份工作,這樣方
便社會調查。
我開始在一家企業擔任董事長秘書。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上
八九點回住處已經很累了。這些忙碌也很有收穫,但我真的很在意,
企業的工作距離我的理想越來越遠。如果在這裏一直呆下去,我可能
會成為一個高層管理人員,也會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但是,我的理
想是公共服務。曾經想過從事實業,掙很多很多的錢,然後追求公平
正義的理想,但是,第二次到企業工作的經歷讓我終於明白,掙錢和
公共服務需要的是兩種不同的能力,從事公共服務和從事商業是兩條
不同的道路。我決定離開,找一個大學或科研機構解決生計問題。
1999年的春節期間我暫時無法實現自己做社會調查關注基層民主
的願望,於是在這一個多月時間裏複習考博士。考完一度也想過留在
北京,關注上訪問題,可是留在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生存壓力,而找一
份普通工作意味著大部分時間為生存而忙碌,我不想浪費時間,4月
底,得知考博無望,決定回到鄭州。
我決心留在鄭州三年,好好作關於基層民主的調查研究,然後憑
著自己學術上的影響力重新回到北京。在鄭州可以留在大學或者社科
院,解決了生計問題,而且有大量的自由時間。回到鄭州對我而言還
有一個好處,我可以搭乘上訪者的拖拉機到農村調查個案,而在北京
沒有這樣的便利條件,北京距離村莊太遙遠,我支付不起路費。
安頓好了工作和住處,那個滿懷豪情的年輕人開始了心中神聖的
儀式——祭拜中山陵和黃河,他要告訴先輩們,無論經過了多少艱難困
苦也絕不會放棄心中的夢想,在經歷了一連串挫折之後,他要開始新
的征程了。
很多年後我都清楚記得那個命運的細節。1999年7月10日上午
9點多,我邁著沉重的腳步緩緩登上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陵寢前,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靜靜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來
了……視線不知不覺模糊了。然後我出來,坐在石階上,想這個民族
一百年的坎坷和未來的道路。直到下午一點鐘很餓了才離開。7月11
日晚回到鄭州,12日一早去黃河。在去黃河的公共汽車上我接到了好
友王建勳的信息,說我考上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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