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死磕的围剿之风，似乎有点气候，除了《求是》杂志的扣帽子文章，最近最高法院的机关报，《人民法院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莫寄往一“磕”成名》。
说实话，《求是》杂志的《解读死磕派》不值一驳，因为，通篇就是扣帽子，但人民法院报上的文章，写的人据说是宁波法院的一位办公室人员，至少也是法院内的人，其观点也多少契合了司法体系内部人的一些观点。值得认真探讨。
昨天也有律师朋友问我，什么是死磕派。我说，一是对程序非常较真，对司法体系一些潜规则深表不满。二是会把这些不服从公开表达出来，让司法机关很不爽。其他的，和一般的技术派的刑事辩护律师，没什么区别,都是以当事人的利益至上。当然，和“形式”辩护律师，有很大的区别。
司法体系的弊端，到现在几乎是沉疴，无药可治。体现在民事领域还行，毕竟是民对民，企业对企业，对方找人摆平也需要找得到，不是每个案子都会偏颇，在沿海的大城市，可以说，多数案子或者多数法官在判案时，还是考虑法律为本。但在刑事领域，我不敢说这种话，或许也是因为我办理的案子特殊，但从制度机理来看，刑事案子在我国，控辩的不平等，体现在公检法几乎是一家，而不是民事的平等主体之间。没有公正的制度，这毒树，结出的果实，不会甘甜。
王立军说的流水线，不是说着玩的，多少冤狱其中。王立军说的，搞政治只有一半主动权，搞法律就是全部主动权，也不是说着玩的。重庆的玩法，并没有超出了中国制度之外，而是把制度用到了极点，在别的地方，市委书记或者书记的人，要搞定刑事案子，也是分分钟的事情。这些，批评死磕派的人，大多也应该清楚。
在这种体制下，大家已经习惯做螺丝钉，在100件冤案中，如果能顶住压力不判10件的法院领导，在薄王离去之后，是可以自夸的。但是，那90件呢?作为法官，如果本来疑罪从无的案件，判了一个死缓，他还要被感谢，因为要不是他，人头落地了。多少检察官、法官在本来是存疑的案子，最后按照领导的意图起诉、判决，犯罪存疑或者无疑，都只是内心那么一点确信。在没有信仰的人当中，反正，这也补算什么，不会觉得痛苦。广东的一位刑事法官说，我睡得很好。然后问律师，你真的认为XXX不会有问题吗?问题是，法律人只看证据，而不是作无官不贪的猜疑。
在对抗冤案这个过程中，李庄无非是说我要公布重庆的刑讯逼供，他就被抓了。严格意义上，他也是死磕律师。代价是什么?小河案的案卷中，调查周泽的资料，公然在卷。要是没有李庄案，周泽案也会发生。现在人民法院报的文章，指向的，不是这种产生冤案的制度弊端，司法不独立，检察官、法官不独立的制度，只是从死磕律师的内心出发，认为，你们一磕是为了出名。
这种诛心之论，无非是什么眼里看到什么?为出名，博出位的，并非没有。但我们更多的要注目于行为，而非内心。曝光带来的可能是美名，也可能是恶名，这完全在于行为的本质。公开抗争，附带来的，必定是两者之一。我昨天听到了一个上海社区民警的故事，不同于一般的高大上，他最后说，“其实，本来我不想作为这个宣传(典型)，我只是想让这个社区中的困难老人，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我退休之后，有人能帮助他们”。这真的令人佩服，名声算什么，和这样的仁义相比。
许多司法人员已经习惯于做螺丝钉，有的甚至连司法螺丝钉都不是，他们是司法配件，不办案的法官、不办案的检察官，在司法机关超过了办案的。这些闲置的人，恐怕都不会清楚，我们国家刑事司法有多少弊端。纪委定的案子，法检几个敢翻案?连薄书记最后都不服。但他在位时，就觉得这机器特好使。
死磕律师手里没什么公权力，无非是讲理，讲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不满，唯一的武器，就是公开。黑暗惧怕阳光。当在法院里讲理你不听时，只能公之于网络。当这些公开时，多少会引起司法机关的不满，有的案子在上面的干预下，会得到一些纠正。一些法律人会说，你看，舆论干预司法，上级也不能干预司法。我说，那你去读何帆译的书去，因为那里面写得都是美国。在中国，各级党领导下级的一切。我们不要装外宾。但却是，在公开某些信息或者自认为是不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偏差，被攻击的一方，有时会拿这些偏差做文章。
死磕律师不是圣人，他们当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一磕成名》的文章中说的李天一案的律师，并不是公众在谈论的死磕律师，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死磕派。我注意到文章批评的是一些不当的死磕行为，譬如，法庭录音，这件事情真假我不置评论，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目前肯定是不妥的，虽然，有时这样的行为如果是在违法秘密开庭的情况下，或许是一种“违法”的正当“反抗”。我希望文章的作者，也谈谈小河案，北海案，毕竟这是死磕律师的代表作，北海、小河案、重庆中的血泪教训，有多少被体制吸取了?从北京的系列案子看，我看没有。
《一磕成名》的文章，区分了合法的死磕和违法的死磕，确实要令律师同仁们警惕。犹如一句话：教会最大的敌人，是自称基督徒的恶行。自称死磕派，而不懂得慎言慎行，最后必定会把死磕派三字消费殆尽。也不要别人一批评死磕，就跳起来，似乎自己是正义、真理附身，别人不能批评。死磕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谦卑，以及智慧。我们也只能慢慢学习，在死磕中成长，也在批评中成长。
死磕律师并没有派，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这和党派不一样，死磕律师作为人，一定是会被找到这样，那样的毛病。因此，即使是成名的死磕派或者是自称的死磕派，都可能会犯错误。尤其从文章中值得警醒的是，所谓的死磕派无法认证也无从清理门户，因此，当司法机关认为的死磕派律师或者自称是死磕派的律师，他们身上的毛病，会被批评者认为是死磕派的毛病，这也是《人民法院报》文章的问题。如果党还可以把谁开除出党，死磕派恐怕谁也无权这样做。所以，在你批评死磕派时，请务必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批评XXX的“死磕”有问题，但你最好不要批死磕派，因为，江湖上实际上没有这一派，要有，也不是马上被民政局取缔，或公安抓捕。
死磕精神，在法治没有实现之前，恐怕是会长期存在。你在死磕律师张三身上找到的毛病，你定了他的“罪”。但在同样死磕的李四那里，你依然会发现死磕的光芒。哪怕现在在酝酿的藐视法庭罪出来之后，一样会有死磕。因为现在的司法体制病了，病得很严重，必须用猛药才或许有救。否则，温水煮青蛙，最后一定是烂掉。而，在司法界，一定会有这样的人站出来，说，这样不行。
张思之磕过，郑传本磕过，周泽磕过，以后一定还有其他人前赴后继，这才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
我相信，和隔水相望的台湾司法一样，到时机成熟，检察官、法官们一样会站出来，对着这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公开说不。(见《固执者顿悟，温柔者渐悟：台湾司法改革对大陆的借鉴意义》一文)。我记得一次开庭中，我对检察官说，勇气，不是对被告人或者律师发狠，而是当自己觉得案子有疑问时，对领导说，我有我主张，我以法律为上。
螺丝钉们，比较容易对外发出“不”的声音，因为这是，体制就是在他(她)的背后，而要对体制的弊端说不的时候，强大的体制就在他对面。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死磕律师，或许是这种改变的药引子，当然，既然是沉疴，就说明，死磕律师这苦药，迟早或要被体制撒在大街上，“供人践踏”。
不过，死磕精神永存!
来源：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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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围剿死磕派，只有死磕没有派
最近对死磕的围剿之风，似乎有点气候，除了《求是》杂志的扣帽子文章，最近最高法院的机关报，《人民法院报》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莫寄往一“磕”成名》。
说实话，《求是》杂志的《解读死磕派》不值一驳，因为，通篇就是扣帽子，但人民法院报上的文章，写的人据说是宁波法院的一位办公室人员，至少也是法院内的人，其观点也多少契合了司法体系内部人的一些观点。值得认真探讨。
昨天也有律师朋友问我，什么是死磕派。我说，一是对程序非常较真，对司法体系一些潜规则深表不满。二是会把这些不服从公开表达出来，让司法机关很不爽。其他的，和一般的技术派的刑事辩护律师，没什么区别,都是以当事人的利益至上。当然，和“形式”辩护律师，有很大的区别。
司法体系的弊端，到现在几乎是沉疴，无药可治。体现在民事领域还行，毕竟是民对民，企业对企业，对方找人摆平也需要找得到，不是每个案子都会偏颇，在沿海的大城市，可以说，多数案子或者多数法官在判案时，还是考虑法律为本。但在刑事领域，我不敢说这种话，或许也是因为我办理的案子特殊，但从制度机理来看，刑事案子在我国，控辩的不平等，体现在公检法几乎是一家，而不是民事的平等主体之间。没有公正的制度，这毒树，结出的果实，不会甘甜。
王立军说的流水线，不是说着玩的，多少冤狱其中。王立军说的，搞政治只有一半主动权，搞法律就是全部主动权，也不是说着玩的。重庆的玩法，并没有超出了中国制度之外，而是把制度用到了极点，在别的地方，市委书记或者书记的人，要搞定刑事案子，也是分分钟的事情。这些，批评死磕派的人，大多也应该清楚。
在这种体制下，大家已经习惯做螺丝钉，在100件冤案中，如果能顶住压力不判10件的法院领导，在薄王离去之后，是可以自夸的。但是，那90件呢?作为法官，如果本来疑罪从无的案件，判了一个死缓，他还要被感谢，因为要不是他，人头落地了。多少检察官、法官在本来是存疑的案子，最后按照领导的意图起诉、判决，犯罪存疑或者无疑，都只是内心那么一点确信。在没有信仰的人当中，反正，这也补算什么，不会觉得痛苦。广东的一位刑事法官说，我睡得很好。然后问律师，你真的认为XXX不会有问题吗?问题是，法律人只看证据，而不是作无官不贪的猜疑。
在对抗冤案这个过程中，李庄无非是说我要公布重庆的刑讯逼供，他就被抓了。严格意义上，他也是死磕律师。代价是什么?小河案的案卷中，调查周泽的资料，公然在卷。要是没有李庄案，周泽案也会发生。现在人民法院报的文章，指向的，不是这种产生冤案的制度弊端，司法不独立，检察官、法官不独立的制度，只是从死磕律师的内心出发，认为，你们一磕是为了出名。
这种诛心之论，无非是什么眼里看到什么?为出名，博出位的，并非没有。但我们更多的要注目于行为，而非内心。曝光带来的可能是美名，也可能是恶名，这完全在于行为的本质。公开抗争，附带来的，必定是两者之一。我昨天听到了一个上海社区民警的故事，不同于一般的高大上，他最后说，“其实，本来我不想作为这个宣传(典型)，我只是想让这个社区中的困难老人，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我退休之后，有人能帮助他们”。这真的令人佩服，名声算什么，和这样的仁义相比。
许多司法人员已经习惯于做螺丝钉，有的甚至连司法螺丝钉都不是，他们是司法配件，不办案的法官、不办案的检察官，在司法机关超过了办案的。这些闲置的人，恐怕都不会清楚，我们国家刑事司法有多少弊端。纪委定的案子，法检几个敢翻案?连薄书记最后都不服。但他在位时，就觉得这机器特好使。
死磕律师手里没什么公权力，无非是讲理，讲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不满，唯一的武器，就是公开。黑暗惧怕阳光。当在法院里讲理你不听时，只能公之于网络。当这些公开时，多少会引起司法机关的不满，有的案子在上面的干预下，会得到一些纠正。一些法律人会说，你看，舆论干预司法，上级也不能干预司法。我说，那你去读何帆译的书去，因为那里面写得都是美国。在中国，各级党领导下级的一切。我们不要装外宾。但却是，在公开某些信息或者自认为是不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偏差，被攻击的一方，有时会拿这些偏差做文章。
死磕律师不是圣人，他们当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一磕成名》的文章中说的李天一案的律师，并不是公众在谈论的死磕律师，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死磕派。我注意到文章批评的是一些不当的死磕行为，譬如，法庭录音，这件事情真假我不置评论，但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目前肯定是不妥的，虽然，有时这样的行为如果是在违法秘密开庭的情况下，或许是一种“违法”的正当“反抗”。我希望文章的作者，也谈谈小河案，北海案，毕竟这是死磕律师的代表作，北海、小河案、重庆中的血泪教训，有多少被体制吸取了?从北京的系列案子看，我看没有。
《一磕成名》的文章，区分了合法的死磕和违法的死磕，确实要令律师同仁们警惕。犹如一句话：教会最大的敌人，是自称基督徒的恶行。自称死磕派，而不懂得慎言慎行，最后必定会把死磕派三字消费殆尽。也不要别人一批评死磕，就跳起来，似乎自己是正义、真理附身，别人不能批评。死磕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谦卑，以及智慧。我们也只能慢慢学习，在死磕中成长，也在批评中成长。
死磕律师并没有派，其实只是一种精神，这和党派不一样，死磕律师作为人，一定是会被找到这样，那样的毛病。因此，即使是成名的死磕派或者是自称的死磕派，都可能会犯错误。尤其从文章中值得警醒的是，所谓的死磕派无法认证也无从清理门户，因此，当司法机关认为的死磕派律师或者自称是死磕派的律师，他们身上的毛病，会被批评者认为是死磕派的毛病，这也是《人民法院报》文章的问题。如果党还可以把谁开除出党，死磕派恐怕谁也无权这样做。所以，在你批评死磕派时，请务必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批评XXX的“死磕”有问题，但你最好不要批死磕派，因为，江湖上实际上没有这一派，要有，也不是马上被民政局取缔，或公安抓捕。
死磕精神，在法治没有实现之前，恐怕是会长期存在。你在死磕律师张三身上找到的毛病，你定了他的“罪”。但在同样死磕的李四那里，你依然会发现死磕的光芒。哪怕现在在酝酿的藐视法庭罪出来之后，一样会有死磕。因为现在的司法体制病了，病得很严重，必须用猛药才或许有救。否则，温水煮青蛙，最后一定是烂掉。而，在司法界，一定会有这样的人站出来，说，这样不行。
张思之磕过，郑传本磕过，周泽磕过，以后一定还有其他人前赴后继，这才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
我相信，和隔水相望的台湾司法一样，到时机成熟，检察官、法官们一样会站出来，对着这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公开说不。(见《固执者顿悟，温柔者渐悟：台湾司法改革对大陆的借鉴意义》一文)。我记得一次开庭中，我对检察官说，勇气，不是对被告人或者律师发狠，而是当自己觉得案子有疑问时，对领导说，我有我主张，我以法律为上。
螺丝钉们，比较容易对外发出“不”的声音，因为这是，体制就是在他(她)的背后，而要对体制的弊端说不的时候，强大的体制就在他对面。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死磕律师，或许是这种改变的药引子，当然，既然是沉疴，就说明，死磕律师这苦药，迟早或要被体制撒在大街上，“供人践踏”。
不过，死磕精神永存!
来源：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