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乌克兰局势激烈变动，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导致俄罗斯与欧美激烈角力，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克兰曾和中国一样实行共产主义体制、同属过社会主义阵营，并都与俄国毗邻、渊源甚深；而又有不同的是，乌克兰早在20多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政局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这对正在起步民主转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自然更值得关注。
颇富戏剧性的是，在乌克兰独立之初，许多乌克兰人天真地认为，一搞民主，幸福生活便随之而来；乌克兰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第二个加拿大，小麦成海、牛奶成河；甚至断言10年后居民生活可望接近英、法等国水平。
但现实却极其残酷。乌克兰进入后极权时代已20多年，但不仅政局反复震荡，而且经济也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挣扎在贫困之中；4000多万人口，却有1400亿美元的外债（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客利用民众追求眼前的物质实惠心理，为迎合大众而大肆举债）。按理说，就经济增长而言，利伯维尔场远优于计划体制，但相比之下有些集权国家却反而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相似地，原本苏联集权体制下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不仅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苏联体制解体而消失，独立后的乌克兰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总之，乌克兰的转型不仅和不少国家如埃及、泰国一样非常艰难，而且被认为是失败案例。
可见，自由民主虽是人心所向，但转型成功却并不容易。这自然也再次成为各种支持集权主义的“左”派幸灾乐祸、否定自由民主的口实。因此，乌克兰局势不能看作单纯的国际时事，其中还蕴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转型、转型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社会分化和对立下的转型是危险的
乌克兰转型困境的最重要根源，是国内严重的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分化、对立。俄乌关系绝对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乌俄差不多可谓同文同种：乌本身就有不少俄罗斯族，而且多数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同属斯拉夫人，乌语与俄语也极其相近。早在17世纪，乌克兰人为抗击波兰主动加入俄国，而克里米亚更原本即是俄国领土，只是在1954年为纪念乌克兰加入俄国三百年，才被苏联当局划给乌克兰。
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更为成熟、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对乌克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俄乌又因历史积怨甚深。苏联时期的残酷高压政策导致以欧洲粮仓闻名的乌克兰遭受严重饥荒，大批乌克兰人被饿死，这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更具体地讲，东乌克兰多俄罗斯族、讲俄语、信奉东正教，社会情绪亲俄，其中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就更具强烈的回归俄国倾向。但西乌克兰深受西欧影响，乌克兰族占绝对优势、大都信奉天主教、讲乌语，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去俄归欧倾向。
这导致乌克兰国内形成了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而乌克兰极为敏感的地缘位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乌克兰恰位于欧盟和俄国的连接点，俄国将乌克兰视为固有势力范围，西方则支持反俄的反对派。乌克兰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的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更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
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对立下，成功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共识和认同就很难达成，政局反复动荡也就不可避免。相似的是，泰国政局动荡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对立。相比之下，蒙古、韩国和日本等国，民族构成单一、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对立，因此转型就较为顺利。
乌克兰的族群对立还造成新政治秩序和权威无法有效建立，进而造成地方割据和贪污腐化的盛行，也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为政治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如总统利用其地位影响独立议员选举。
因此，在存在严重社会对立的情况下，转型不仅很难并还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代价，其中还包括可能导致领土分裂。这对多民族、多宗教、城乡差距严重的大国尤为如此，而这些特征中国都具备。因此，不能简单把乌克兰转型失败作为维护现有体制的借口，面对现实情况，我们要怀有真诚的担忧。
设计可行的民主方案要比打破集权难得多
转型绝非一打破专制秩序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便会万事大吉、水到渠成。即便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外壳，真正落实却很难。
乌克兰独立后的严重贪腐和经济衰退，错不在自由民主本身，而是原集权体制的贻害。虽然乌克兰独立后宣称实行自由民主体制，但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办事程序繁琐；旧的官僚阶层基本上未被触动，官僚们利用市场化为所欲为，对企业敲诈勒索使其更不堪重负。这是导致腐败严重和经济不断萎缩的根源。
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当、有限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威。但乌克兰未能及时建立起这样的新权威，也是腐败盛行、社会混乱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源之一。利伯维尔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它有赖于一个有限又有效的政府来提供基本的公共秩序和服务，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否则，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随着宣布实行市场经济而自动发生，反而可能衰退。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些集权国家反而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集权固然压抑个人权利，却可能会更为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并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保证发展经济所必须的产权和经济自由。
乌克兰转型的进程也说明，相比于打破集权体制，设计和选择切实可行的自由民主体制更为复杂。例如，在政体上，转型国家都面临议会制和总统制的选择。相比之下，议会内阁制更能保证行政权受制于民意、行政首脑更迭容易，不容易出现政治僵持；但缺点是政府不够稳定、效率可能相对低下。相对而言，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下政府更为稳定、权力更为集中、效率也可能更高，但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有限，总统除非因犯罪而被弹劾，否则便无法更换，因此容易导致个人独裁，也反而容易出现政治僵局。后一种情况，能部分解释乌克兰当下的政局动荡。
法治则是重建权威和秩序的根本保障。乌克兰表面上不缺法律，但却难以落实；有司法机关却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乌克兰宪法法院也缺乏超脱于政治的中立性。几乎每次大选，都会被指责为舞弊，但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规范和解决；原本只是穷尽其他正当途径后作为最后选择的街头抗议，在乌克兰却极为频繁、激烈。
类似情景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即便是声言毕生追求宪政的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后，在案件已初告侦破、司法程序启动之下，却仍坚拒法律解决的建议，决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解决。若一个国家不能树立起规则至上的普遍共识和自觉意识，转型就很难成功。
民主转型需要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
建立新的秩序、权威和法治，根本上依赖于整个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而社会共识达成，固然取决于社会的对立和分化不能太过严重，但也同时离不开妥协精神。这也是乌克兰转型困局的重要障碍。各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清算，重复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也是为何表面上乌克兰建立了民选、分权体制，但却无法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因。
我不否认，街头抗议本身是自由民主的体现，民众也当然享有不服从的权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度激烈和频繁的街头政治，却会反过来危及自由民主，也是自由民主尚欠成熟的标志，同时说明这个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法治。
事实上，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政治。它不仅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精神。从根本上说，妥协是寻求对话协商。善于妥协的民族和时代，往往少有大的震荡和苦难，并且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英国自由民主的建立和发展，不是因为杀掉国王，而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美国独立后，十三个州其实是各自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并未像中国历史上那样，由一个强大的州武力统一，而是通过讨价还价后的巧妙妥协，订立联合条约成为宪法，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而法国大革命杀得人头滚滚，带来的却更多是恐怖和倒退；巴沙尔断然拒绝调停，并要铁腕镇压到底，使叙利亚至今仍深陷内战泥潭。
缺乏妥协的文化，当然非乌克兰所独有，而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痼疾。中国自古以来，相互让步、达成妥协的情形，就极为少见（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清室和平退位）；相反更多的是不达不目的誓不罢休，总希望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消灭对方。即便主张“和为贵”、“中庸”的孔孟，也动辄称论敌为“小人”、“禽兽”；若大权在握，则更可能直接肉体消灭——对此，连苏轼也认为诛杀用言论“疑众”的少正卯，是动用公权法外尽诛异己的“无罪而罚”。而在当代，残酷无情、斗争到底的绝对思维，更曾被革命文化高度宣扬，而妥协则被视为软弱无能、不够彻底的代名词，被批倒批臭。这样的惨痛代价和血泪教训，举不胜举且并不久远。
自由民主不应被妖魔化，但却非万能药。中国这艘巨船要调整航向，自然就更为不易。看到目前的乌克兰局势，阐明这些道理，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意在提醒人们成功转型的复杂。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杨俊锋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