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7中国劳工受难日专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成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根据全国妇联统计，2.6亿新工人群体中女性约占30％。数十年来，无数女工姐妹们在不同的岗位为中国的发展付出血汗辛劳；然而她们的权益却始终缺乏有效保障，遭受着不同程度的侵害。
血与痛的代价，才换来法规政策的出台。
90年代两场惨绝人寰的火灾举世震惊。1991年东莞兴业制衣厂大火，72名女工不幸遇难。时隔两年，1993年深圳市致丽玩具厂因仓库电线短路起火。在窗门被焊死，逃生通道不足的厂房中，87位女工被无情的火灾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另有51名女工受到不同程度的烧伤。这两场大火终于让人们开始审视在全球资本极速扩张之际，人的生命是如何被唯利是图的资本碾压践踏，也间接促成了1995年《中国劳动法》的正式出台。
1996年，福建莆田市三资鞋厂中30%的女工直接从事有毒有害工种，不少女工出现苯中毒。2003年，武汉一间阁楼发生火灾，4名在楼下店铺打工的女工不幸遇难。2004年金山电池国际有限公司的3名工人相继因镉中毒死亡，而其广东几个工厂中的数百女工被发现体内镉指数严重超标。2006年湖南一起矿难中赫然有4名女工遇难，而煤矿井下作业一直属于劳工相关法律明令禁止安排女性从事的工作。而事发当地却有不止一家煤矿在违法使用女工下井采煤。2009年汕头一家庭作坊起火，13名女工遇难身亡。
其实早在80年代，国家就曾陆续出台过一系列女职工保障措施。这些政策法规旨在提高女职工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减少女职工因从事过重或违反生理特点的劳动，以及因工作场所缺乏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而导致的伤害与疾病。以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为例，1991年上海市劳动局颁布的《上海市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暂行规定》，强调“同工同酬”、“严格控制加班加点”、“长久站立行走的女职工每月享有一天经期假”以及逐步建立哺乳室、托儿所等。然而各项政策法规在保护女工权益上却常常未能落到实处，事故层出不穷，时常见于媒体。
父权体制下的女工，承受着来自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2008年全总女工部曾经对全国18个省、132个市的2252家非公有制企业进行调查，在餐饮服务行业中，39.3％的女工在经期被安排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劳动强度大的劳动；化工建材行业有29.6％女工在怀孕期间被安排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有17.7％和10.4％的女工在怀孕7个月以上的时候被延长劳动时间和安排从事夜班劳动。2012年国务院通过并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详细规定了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以保护女职工‘四期’的劳动安全。
然而工业区的女工们的处境仍然未见好转。以女工经期保护为例，据手牵手工作室调查，不少在流水线工作的女工在经期仍然面临着长时间站立且4小时才能上一次厕所的严酷处境。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充满了对‘人’的漠视。在劳动领域，就业歧视，超长时间劳动，拖欠工资，工伤，职业病，‘四期’保障缺乏仍然严重损害着女工的权益。
而在生活领域，情形也未见乐观。在‘三从四德’传统父权余毒与资本严酷剥削之下，女工们还普遍面临着长时间工作之后回家承担照顾子女丈夫的‘第二轮班’。此外，家庭暴力是女工生活领域的另一威胁。2005年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定西市女工何彩莲在4次起诉离婚遭拒后，绝望下服毒。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一再施暴的其夫张某与父权制下国家机关的不作为逼死了何彩莲。
只有当工人团结一致时，才能不断与不公做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以何种形式。
2010年3月17日，年仅17岁的湖北女工田玉从富士康深圳龙华厂房的四楼宿舍跳楼自杀。侥幸生还的她在此后的访谈中向人们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无助与劳累”。自杀所饱含的绝望当然是个人的，但若单纯把女工以死抗争的悲剧归因于心理脆弱却是荒谬的，无非是要抹除资本与父权利刃上的鲜血。更应该思考和改变的是把女工逼至绝路的复杂结构性因素。那些劳动尊严无存的苦痛与茫然无助的挣扎，既是田玉的也是亿万中国新工人的集体体验。
那一年，相继有17名富士康工人试图自杀，以个体极端的方式反抗资本的规训与压榨。2014年7月17日，49岁的重庆女工周建容在工作了12年的深圳哥士比鞋业工厂四楼车间跳楼身亡。她在参加维护自身权利的集体抗争后被厂方解雇，生计面临中断的威胁。女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和集体的力量。
改革开放虽然已近40年，中国女工的处境依然艰难。而我们永远纪念那些被损害的女工们，那些不断与不公抗争的姐妹们。纪念幸存者与罹难者们，为了让更多生的力量从中萌芽成长，让历史不再重复，悲剧不再发生。
转自：尖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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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女工艰难处境未改变
——7.17中国劳工受难日专题
摘要：改革开放虽然已近40年，中国女工的处境依然艰难。而我们永远纪念那些被损害的女工们，那些不断与不公抗争的姐妹们。纪念幸存者与罹难者们，为了让更多生的力量从中萌芽成长，让历史不再重复，悲剧不再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成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根据全国妇联统计，2.6亿新工人群体中女性约占30％。数十年来，无数女工姐妹们在不同的岗位为中国的发展付出血汗辛劳；然而她们的权益却始终缺乏有效保障，遭受着不同程度的侵害。
血与痛的代价，才换来法规政策的出台。
90年代两场惨绝人寰的火灾举世震惊。1991年东莞兴业制衣厂大火，72名女工不幸遇难。时隔两年，1993年深圳市致丽玩具厂因仓库电线短路起火。在窗门被焊死，逃生通道不足的厂房中，87位女工被无情的火灾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另有51名女工受到不同程度的烧伤。这两场大火终于让人们开始审视在全球资本极速扩张之际，人的生命是如何被唯利是图的资本碾压践踏，也间接促成了1995年《中国劳动法》的正式出台。
1996年，福建莆田市三资鞋厂中30%的女工直接从事有毒有害工种，不少女工出现苯中毒。2003年，武汉一间阁楼发生火灾，4名在楼下店铺打工的女工不幸遇难。2004年金山电池国际有限公司的3名工人相继因镉中毒死亡，而其广东几个工厂中的数百女工被发现体内镉指数严重超标。2006年湖南一起矿难中赫然有4名女工遇难，而煤矿井下作业一直属于劳工相关法律明令禁止安排女性从事的工作。而事发当地却有不止一家煤矿在违法使用女工下井采煤。2009年汕头一家庭作坊起火，13名女工遇难身亡。
其实早在80年代，国家就曾陆续出台过一系列女职工保障措施。这些政策法规旨在提高女职工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减少女职工因从事过重或违反生理特点的劳动，以及因工作场所缺乏必要的安全，卫生设施而导致的伤害与疾病。以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为例，1991年上海市劳动局颁布的《上海市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暂行规定》，强调“同工同酬”、“严格控制加班加点”、“长久站立行走的女职工每月享有一天经期假”以及逐步建立哺乳室、托儿所等。然而各项政策法规在保护女工权益上却常常未能落到实处，事故层出不穷，时常见于媒体。
父权体制下的女工，承受着来自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2008年全总女工部曾经对全国18个省、132个市的2252家非公有制企业进行调查，在餐饮服务行业中，39.3％的女工在经期被安排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劳动强度大的劳动；化工建材行业有29.6％女工在怀孕期间被安排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有17.7％和10.4％的女工在怀孕7个月以上的时候被延长劳动时间和安排从事夜班劳动。2012年国务院通过并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详细规定了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以保护女职工‘四期’的劳动安全。
然而工业区的女工们的处境仍然未见好转。以女工经期保护为例，据手牵手工作室调查，不少在流水线工作的女工在经期仍然面临着长时间站立且4小时才能上一次厕所的严酷处境。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充满了对‘人’的漠视。在劳动领域，就业歧视，超长时间劳动，拖欠工资，工伤，职业病，‘四期’保障缺乏仍然严重损害着女工的权益。
而在生活领域，情形也未见乐观。在‘三从四德’传统父权余毒与资本严酷剥削之下，女工们还普遍面临着长时间工作之后回家承担照顾子女丈夫的‘第二轮班’。此外，家庭暴力是女工生活领域的另一威胁。2005年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定西市女工何彩莲在4次起诉离婚遭拒后，绝望下服毒。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一再施暴的其夫张某与父权制下国家机关的不作为逼死了何彩莲。
只有当工人团结一致时，才能不断与不公做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以何种形式。
2010年3月17日，年仅17岁的湖北女工田玉从富士康深圳龙华厂房的四楼宿舍跳楼自杀。侥幸生还的她在此后的访谈中向人们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无助与劳累”。自杀所饱含的绝望当然是个人的，但若单纯把女工以死抗争的悲剧归因于心理脆弱却是荒谬的，无非是要抹除资本与父权利刃上的鲜血。更应该思考和改变的是把女工逼至绝路的复杂结构性因素。那些劳动尊严无存的苦痛与茫然无助的挣扎，既是田玉的也是亿万中国新工人的集体体验。
那一年，相继有17名富士康工人试图自杀，以个体极端的方式反抗资本的规训与压榨。2014年7月17日，49岁的重庆女工周建容在工作了12年的深圳哥士比鞋业工厂四楼车间跳楼身亡。她在参加维护自身权利的集体抗争后被厂方解雇，生计面临中断的威胁。女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和集体的力量。
改革开放虽然已近40年，中国女工的处境依然艰难。而我们永远纪念那些被损害的女工们，那些不断与不公抗争的姐妹们。纪念幸存者与罹难者们，为了让更多生的力量从中萌芽成长，让历史不再重复，悲剧不再发生。
转自：尖椒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