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永:一生為了一個夢想 (上)

你老家是哪裏?民權——三民主義的民權,我回答這個問題時常
常要做一點補充,中國真的有那樣一個地名,誕生於民國那個理想主
義年代。

1970年代豫東平原黃河故道中一個村莊,村子最前面一戶人家,
一個憂鬱的小男孩站在院子的矮牆上,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那
是童年最初的記憶。村裏小夥伴們在乾涸的池塘底下挖出一層一層的
沙土,老人們說,那是黃河沉積造成的。對於黃河故道的真正理解是
我上初中以後,騎自行車向東北10多公里看到黃河大堤,才真切感到
我的家鄉原來就在高高的河床之上。
小時候母親常常講她童年乞討的故事。7歲之前她家裏還算富有,
後來外公嗜賭如命,輸完了家產之後跟著路過的八路軍走了。但貧窮
的變故好像又是人生的幸運,1949年曾經跟外公財富相當的一位村民
被劃為地主。
20多歲時母親作為大齡女青年嫁給了貧窮但很有文化的父親,
那時正值大躍進,村民們打著紅旗不分白天黑夜忙碌,用鐵鍬把田地
翻了一遍又一遍。接下來是慘烈的大饑荒,雜草、樹皮等幾乎一切可
以填充肚子的東西都被吃光了,很多人全身浮腫,一些年紀較大的人
或者身體不太好的人漸漸死去。那時父親奔走在河南信陽一代為人治
病,很多年後父親回憶那種場景忍不住長長的歎息,他看到有的村莊
一戶一戶的人家死絕了,屍體都沒有人掩埋。
父親是那個年代裏鄉村少見的有正規醫學文憑的醫生,童年記憶
中,有時半夜父親被急促的敲門聲甚至哭聲叫起來,趕到很遠的地方
為鄉親看病,有時天亮才回來。父親是鄉醫院的醫生,在家時為鄉親
們看病純粹是盡義務,不涉及任何費用。每當春節,常常會有陌生人
來看望父親,很多年後,當知道「感恩」這個詞的時候,我為父親留
在鄉村的一生而感動。
1970年代後期,豫東平原的一個普通村莊在經歷各種政治運動之
後終於平靜下來。作為村裏第一個復轉軍人,鄰居叔叔當了村支書。
常常有人送禮,上級領導來了都是到他家吃飯,隔壁常常傳來猜拳行
令聲。因為鄰家地位變化,也因為母親性情耿直——她向來反感權勢只
願意照顧村裏的弱者,本來友好的兩家變得不睦。
故鄉的田野、小河、忙碌的蟻群、紫色的泡桐花都成了童年美好
的記憶。可是,我對鄉土社會的印象並不像人們傳說中的那麼美好。
政治運動、生存的艱辛、集體經濟、霸道的特權無情淘汰了村莊的傳
統道德和善良正直之士。村支書是絕對的權力中心,即使這樣一個小
小村莊的鄰里關係也到處能體現特權的影子。村民們常常為一隻雞、
一棵樹或者耕地邊界發生爭端矛盾重重。除了最親近的血緣關係之
外,人與人之間缺乏最起碼的信任。孩子們誰有本事偷來「大隊」的
東西,誰就會受到大人們的誇獎。村裏唯一的代銷商店新進一批醋,
大人們叫孩子要搶在第一時間跑過去買,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隔夜會兌
水。
我是一個害羞笨拙的孩子,木訥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似乎與
鄉村社會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童年的記憶更多的是傷感,一個人站在
村子東面的田野裏,默默望著遠方的天空。

我家的村莊西北方向大約兩公里,曠野裏有一片紅磚房子,那
是我的初中校園。初三的教室座落在一片墳地上,出門兩米遠就有一
座墳,被頑皮的同學跳來跳去踩得光光的,院牆外面就是田野。沒有
電,冬天凌晨五點我們穿過田野來到教室,點起煤油燈大聲讀書,院
子裏有時傳來黃鼠狼嘰裏呱啦的叫聲。上完早自習,回家路上我一路
驕傲地奔跑,常常把同學的自行車甩在後面。
1987年元旦那天,大雪紛飛,朗朗的讀書聲中,雪花時不時從塑
料布蒙上的窗戶縫裏飛進來,我們的英語老師天不亮就來到了教室,
在黑板上寫下了大大的幾個字「Happy New Year」。
1987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在無數次曠野中瘋狂奔跑、
小河邊或者雪野中長久沉思之後,終於想清楚了這一生做什麼才最有
意義。之前我曾經想過成為一名科學家,小學三年級哥哥給我的最早
的啟蒙讀物是《伽利略》、《海洋的秘密》等,初中時知道了生物工
程,於是打算學生物,努力從事生物工程研究然後獲得諾貝爾生物學
獎。但從那個冬天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社會最需要的是真實、自由和
公正,需要有人做理想社會的推動工作,我要努力實現一個美好的社
會。從那時我開始寫日記,記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成長道路。我不知
道為什麼在那樣一個鄉村會產生那樣遙遠的理想,那種遙遠有時會讓
人感到絕望,很多年後我只能把這歸於命運。
那年初三全班80多個同學只有5個考上了重點高中(幾乎只有考
上了重點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大學),我幸運地在一次語文、數學、外語
的競賽中被直接選拔到了重點高中。
為了那次競賽,5月的一天,打著雨傘踏著泥濘走了三個小時以
後,老師帶著我們幾位同學來到通往縣城的公路上,又等了大約兩個
小時才等到一輛搭載我們的公共汽車。那是我第一次來到縣城,第一
次看到火車,也第一次路過黃河,那煙波浩渺的水面從此以後成為我
對故鄉的夢境,高中每個月一次的週末回家路過那裏我常常坐下來發
呆一個下午。
我所在的高中叫民權高中,在那個叫民權的縣城北邊,校園後
面就是遼闊的蘋果園,再往後是和我故鄉記憶一直相聯的黃河故道大
堤。春天溫馨的記憶是我懶洋洋地踢著拖鞋,穿過果園,來到黃河故
道的大堤,在一個麥秸垛旁看著看著書睡著了。
我不是一個聽話的學生。每天花大量時間讀很多課外書,在日
記裏記下尼采、黑格爾、共產黨宣言等等閱讀感想。高一政治課期末
考試的時候,我花大半時間在試卷背後寫下長篇大論,評價科學社會
主義,論述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種思考後來一直持續了很
多年,然後惴惴不安地等待慈祥的女老師發落,結果似乎有點令人失
望——老師什麼也沒有說,我的成績也過了60分。
晚上宿舍大通鋪上,常常有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激
烈辯論,我的辯論對手通常是九個室友。那時政治學教科書上說到資
本主義就是腐朽沒落,政治老師甚至給我們講一個美國工人工資雖然
表面上換算起來比我們高,但是除掉高額的房租、生活開支所剩無幾
甚至還要負債,結論是美國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我當時已經
知道,美國工人的福利事實上遠遠高於我們國家。
那是一個典型的憂國憂民的少年,現存的最早的一篇日記,1988
年1月1日記錄的就是那種狀態:
我愛中國,但我們也不能盲目自誇。新中國已經誕生三十多年
了,可我們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工業陳舊落後,農業還以手工操作
為主。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不感到慚愧嗎?同樣是人,同樣是
一個民族,而且我們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輝煌文明,為什麼要在我
們這一代落後於人呢?我們毫無理由再讓貧困延續下去。如果我們再
捧著祖先留下的「四塊金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們何以對得起
祖先,又何以對得起子孫後代呢?
該上高二了,老師們忙著幫同學選擇文科還是理科,我沒有猶
豫,也沒有聽取別人的意見,1988年5月25日我在日記上寫道:
要分科了,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科,這不是我一時的衝動,而
是我早已期待的……
1989年,高二的後半學期,同學們聚集在食堂旁邊的小賣部踮起
腳伸長脖子看電視。6月3日,我和幾個朋友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因
為政治見解不同,我和家裏人出現了嚴重分歧,而那一年我提前參加
高考,成績不理想。高考結束後的一天,我長久徘徊在火車站站臺,
身上只有一塊多錢,隨便搭上一列西去的火車,開始第一次遠途旅行。
那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驕傲地踏上了一條遙遠的未知盡
頭的路。正是在民權高中,我開始把自己的命運和故鄉建立了某種聯
繫,我理解了民權的含義,知道了民國先輩們的理想。

想到蘭州大學,總是充滿了感情,那是我記憶中的西部荒野,是
我成長的地方。
早上九點半,學校後門小街上的牛肉麵館,要上一碗牛肉麵和
兩個大餅,飽餐一頓後走向甘肅省圖書館,讀《人性的光輝——林肯
傳》、《拿破侖傳》、《資治通鑒》、《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三帝國的興
亡》……下午四點半出來,到黃河邊,沉浸在恢宏壯麗的歷史中,在
落日的餘暉中徒步走回學校。
那是蘭州很多個週末的記憶。很多年後回想起本科四年,那是令
人驕傲的歲月,我幾乎是學了三個專業,主科法律,輔修公共關係,
考研科目是國際政治。這三個專業對我一生的事業都很重要。從法律
科目看,我不是一個好學生,至少有三個學期總成績在班上排倒數前
幾名。但我根據自己的興趣讀了很多歷史和政治書。我如饑似渴地借
書讀書,八張借書卡幾乎從不離開學校圖書館,很多個週末都是在省
圖書館度過的。
四年大學期間,我寫了9本日記,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理想和成長,
比如蘇聯819事變寫下預測和評價。除了這些日記,我還單獨寫了一
本6萬多字的小冊子——《自由中國》。1993年的那個春天,很多個日
子我一個人坐在教室裏埋頭寫作,這是一本和理想有關的書,表達對
二十世紀歷史的看法以及未來中國的樣子。
每學期我們有兩次勞動課——到皋蘭山上植樹。那是大家都很興
奮的時刻,先是一場登山比賽,大家帶上乾糧,爭先恐後爬到一個我
們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樹、澆水。勞動結束後打撲克、講笑話,
我常常在休息時爬到最高的山頂,俯瞰腳下霧靄籠罩的城市,發呆,
或者練習演講。
1991年底,龐大的蘇聯帝國結束了,校園裏張貼著「蘇聯為什
麼解體」的講座海報。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課期末考試要求寫一
篇論文,像高中一樣我再次冒險,題目是「論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必要
性」,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還在批判市場經濟,我的論文得了全班最
低分六十多分。兩三個月後,鄧小平南巡講話揭開了市場經濟新一輪
大發展的序幕。
大四我報考了北大國政系國際政治專業碩士生。國際政治是我的
興趣也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期夢想著在我們這一代人實現世界政府,
我相信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然趨勢。考研的同時我寄給導師兩篇文章,
《冷戰的尾聲——中美關係的未來》和《論國際關係的法治化》,闡述我
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思考和展望。但很遺憾,我沒能考上。本來我可能
會繼續報考北大國際政治專業,但那位導師回信說我的文章觀點有政
治錯誤。我非常失望,從此徹底放棄了北大國際政治專業。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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