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晏榕：無法領的獎盃，遭國家綁架的兒童

日前聽聞北京的維權女律師王宇一家三口失蹤事件，而後是一連串的人權律師與異議人士遭官方證實逮捕或神祕失蹤，除了見證中國對維安、言論控管的歇斯底里，我更困惑的是，在中國，法律是否真的可信？這個事件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即便因為經濟或政治臺灣必須和中國談判往來，仍然不能對於這個司法系統迥異於臺灣的集權專制政府掉以輕心。

王宇原本是商務律師，後來在2008年12月的天津鐵路公安報復陷害事件後開始改接人權案件，這幾年來經辦了許多政治敏感度很高的維權案件，甚至幫法輪功學員辯護。2015年7月10日，王宇一家三口失蹤，至今下落不明，許多中國人權律師紛紛在網路上連署聲援。從2015年7月11日開始，這些聲援她的律師也一一遭逮捕或失蹤，這是在中國常見的典型強迫失蹤案件，本質就是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的逮捕與拘禁。 這不是王宇第一次被逮捕，但是卻是第一次不經正當法律程序、沒有官方紀錄的離奇失蹤。台灣經歷了白色恐怖的歷史創傷，許多人只因為思想與言論不被政府當局認可，就遭到逮捕、拘禁與殺害。身為台灣人，如果我們瞭解白色恐怖，我們更應該對於在中國離奇失蹤的維權人士的遭遇感同身受。在一個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一個律師僅僅是「依法」替當事人維護權益，所賠上的可能不只是他的工作，還有他的家庭與他的自由。

201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期間，我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擔任翻譯志工，協助無國界記者監看各個維權網站與維權人士在微博或twitter上的更新內容。那是我第一次親身見識到中國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與他們在網路上封鎖訊息的能力。很多訊息一上微博幾乎是立即被刪除，知名維權人士如胡佳、唯色的twitter帳號雖然屢次有更新，但也是非常迅速即遭移除。

除了言論監控外，我想從人權與兒童的最佳利益討論另一個2013年轟動一時的10歲小女孩案件。曾參與六四運動，並因此遭到中國政府逮捕、判刑5年的安徽異議人士張林，2013年帶著10歲的女兒張安妮離開原戶籍地，搬到合肥與正在上大學的大女兒同住。然而，因為時值中國「兩會」期間，這個決定「驚動」中國政府，不僅逮捕張林，更逮捕張林年僅10歲的女兒，父女二人雙雙遭關入派出所。

張林和張安妮的移居，僅僅只是一般公民為了尋求更好生活的選擇，中國政府不但莫名視之洪水猛獸，「政治犯」的「刑責」更「世襲」傳到年僅10歲的小女孩，這個政府的執法令人匪夷所思。 雖然最後在人權律師奔走下，10歲的張安妮順利赴美，遠離中國政府壓迫。

然而，張林卻因此被中國政府依「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3年6個月。

 今天上午在臉書上貼了王宇的相關報導和評論後，我一直焦慮地想查找與她同樣離奇失蹤的16歲兒子，究竟人在何方，到目前為止中國官方並未透露他的下落。因為越來越多國際媒體的關注，消息已經傳開，各國人權團體開始聲援，但其他消失的孩子呢？

中國政府為了控制異議人士與人權律師，竟然連兒童都一起綁架，這完全違反了聯合國的兒童人權公約，更何況中國還是兒童人權公約的簽署國！國家可以編出謊言，說家長是如何地罪大惡極、要以法律制裁，但是我們如何編出罪名來逮捕拘禁，甚至綁架一個無辜的小孩或少年？ 兒童人權公約中明定，為了兒童與少年的最佳利益，對於兒童的審問與拘禁，必須監護人的同意與陪同，更何況這應該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孩童何其無辜？

中國是一個10歲女孩、16歲少年可能會被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就逮捕與拘禁的政府，我們也不要忘了劉曉波至今已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入獄超過5年，因而無法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盃，而他的妻子劉霞更因此遭到中國政府軟禁，全天候受到監控。

反觀台灣，可悲的是台灣越趨靠攏中國的此時此刻，在去年428民眾為了停建核四而走上台北街頭抗議時，當警方以水柱強制驅離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的家長與孩子們時，號稱兒少尖兵的執政黨立委，竟呼籲立法禁止父母帶子女上街抗議，卻不從維護兒童最佳利益的角度譴責警方的執法過當，台灣竟有如此不瞭解言論自由與兒童最佳利益的立委，實令台灣人汗顏。

面對中國這個視人權於無物的集權國家，我無法理解民主與法治台灣要如何與它一中各表、一中同表？政府不是始終強調我們是以「人權立國」嗎？ 面對一個兒童與少年可能會被政府綁架的國家，我們如何能夠放棄對於民主、人權與法治的堅持？

作者為律師、社工，關注婦女、兒童、司改、人權議題，社會民主黨立委擬參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