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一厘米的主权

与我的同志共勉

这个世界

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

山西、四川、江西、中石油等窝案曝光，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落马，呈现的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原因种种，其中之一就是官场存在着“潜规则”，上下级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人性扭曲，存在着用人腐败、用权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领导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形成了封闭的小山头、小圈子利益。领导交办的事，或者领导亲属、身边人员依据特殊身份交办的事，有些同志碍于权势，昧着良心，没有原则地盲从；有些同志溜须拍马，一路绿灯，没有底线地执行。最终损害了群众利益，违反了纪律、法律，自己也越陷越深。

“领导”一定高尚、全部高尚吗？1948年4月，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而且相互“竞争邀功”，不断出卖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两个叛徒的很多下级却忠贞不渝，成为烈士（甚至有的烈士下级就是叛徒上级介绍入党），成为《红岩》小说的原型。1949年11月，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即将牺牲的共产党员们，仰望黎明的曙光，用自己的鲜血和忠贞，提出“狱中意见”（也称“狱中八条”），其中第一条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三条是“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领导”一定高明、全部高明吗？向忠发曾是党的六届中央总书记，此人水平实在难以恭维，周恩来虽是下级，比他能干太多，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那时党还不成熟、不独立，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和指示，“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把向忠发推出来做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马上叛变，还带着特务去抓周恩来、瞿秋白。和他同居的女人不是共产党员，受到严刑拷打，仍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向忠发竟然出面劝她招供。所以周恩来后来曾评价，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领导”交办的事一定要办、迅速去办么？张闻天同志很喜欢列宁的一句格言：“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遗憾的是，有一部分党员、公务员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正气不足、勇气不足，为权力所惑、为利益所迷，脖子上长着别人的脑袋，紧跟领导胡作非为，以家奴自居、自乐，暂时有了“护身符”，最终成了“催命符”。

和平年代、改革时期，一个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笔者陋见，最可贵的品质：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光明磊落。人生而平等，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正常的关系也是人格平等、相互尊重，不是人身依附，更不是人性扭曲。

如果领导的决定和命令是依法、合法的，作为下级，当然要服从。尤其涉及到群众正当权益、中央大政方针、紧急突发事件等，没有领导的命令，公务员、共产党员也要尽心尽力，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主动作为、有所作为，对得起纳税人支付的报酬，也是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

如果领导的决定和命令是违法的，作为下级，当然不能执行。《公务员法》第十二条授权，“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违法的命令，不仅不能执行、不必执行，还可行使宪法第四十一条、公务员法第十三条、党章第四条，分别赋予公民、公务员、党员的权利，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

如果领导的决定或命令没有明显违法，但涉嫌违纪违法，或者违反职权和程序，或者有违良知伦理，或者纯粹包装自己政绩，或者迎合讨好更大领导，或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那么下级怎么办呢？笔者讲个“一厘米主权”的小故事：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后两年，东德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审。因为他开枪射杀了企图翻墙逃向西德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这是柏林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律师辩护，卫兵执行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主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

这个判决的理念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转自：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