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右翼资本家与广东有关当局的勾结
今年6月2日开始的深圳庆盛工人最后集体维权至今已过去一个多月，7月6日遭到了有关当局更加无耻的打压：100余名已在广州的省委信访厅静坐逾一周的庆盛工人，竟被大批恶警强行抓上大巴在警车押送下遣返回深，又被关进了深圳的几个派出所（当晚放出），却还被政府人员抢劫走工人众筹维权食宿费的银行卡。紧接着7月7日资方在厂内贴出通告，称“适时”将断水断电乃至关闭厂门；7月8日工人到区信访办上访，回来时发现厂门已关，8日下午，因原微博被封而重开才八天的“庆盛厂工友维权2”微博竟又遭封杀，多个相关工人微博也遭封杀。
事情究竟是怎样走到这样恶劣糟糕局面的？庆盛工人为何陷入这样大的困境？庆盛工人面临着怎样的凶险？本文试回顾半年多来的庆盛工人维权，揭露和分析其中的黑幕，解析资方的攻势，以此给关心这场斗争的人们一些思考。
回顾│半年来三次罢工备受打压的艰难辛苦
深圳庆盛厂近千名工人争取社保和公积金等历史欠账的集体维权运动，从2014年12月初浮出水面至今，已过去半年有余，中经三场罢工，却异常艰难辛苦。首先是2014年12月上旬一连六天的协商和等待无果后，12月10日近千庆盛工人开始全厂罢工，然而资方根本没有与工人谈判，工人上访到深圳市政府也未获实际回应，反而在罢工第9天时，在工厂内和平静坐守厂的庆盛工人竟然遭到200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厂冲散、镇压，有女工被打伤。
随后，有关政府更是直接派出警察进驻车间、充当资本家的监工，竟把工人当奴工一样强迫劳动，工厂直接变成了大监狱、集中营。这种沉重压迫之下，庆盛工人不久后发起过第二次罢工，但很快又遭扼杀。
今年5月以来，庆盛厂不但陆续停工搬迁设备，还威逼工人到另一工作地点并改与利华成衣公司签合同，于是6月2日庆盛工人再发集体谈判邀约，开始了最后一轮决绝的抗争和坚守。然而最后一轮维权比前两次罢工更加艰辛：一开始6月8日罢工时女工代表吴伟花就被解雇，观澜当局以吓人的“妨害公务袭警罪”的莫须有罪名抓捕吴大姐，还一度提出15万元人民币企图收买吴伟花（遭其拒绝），还竟由龙华维稳办牵头试图组织资、政、官方工会的谈判（工人拒绝官方工会假慈悲，要求劳维律师代理谈判）。
与此同时，品牌商发声明“要求所有合作厂商切实重视工厂劳动人权及劳动环境等相关事宜”（优衣库6-17声明），分明撇清责任；甚或谎称“目前已满足当前所有的法律义务”（利华集团6-26声明）。直到6月29日数十名庆盛工人赴广州上访广东省委信访厅之后，资方才同意7月1日集体协商。然而临到7月1日当天，资方又狡辩自称合理合法，即使劳动局局长表示“法律之外不外乎情”，资方也无动于衷，次日竟要求“同每一位员工单独沟通协商”。同时，就是在广州上访的工人，甚至连妥善的回应和协商都没有得到，省劳动局和信访厅把工人的请求信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7月5日百名工人发起众筹募集上访食宿费的次日，更被有关当局强行遣返回深。
近一个多月维权过程中，正是一年中南方最热的时候，年近半百的女工大姐们备受酷暑和蚊虫叮咬煎熬，守厂中不少工人中暑晕倒，上访中多天睡在公园里如同乞丐，还要特别注意安全，更有怀孕女工被抢救入院遭致意外流产的悲剧。近日却又遭政府强行遣返的悲剧，更受打击伤害。
噤声│草根舆论屡遭封杀、维权众筹被打断抢走
然而，艰难困苦中的庆盛工人获得的舆论力量却是太微弱了。主要的舆论声音基本只是一些执著的劳工网络媒体（例如：新生、小锤子、尖椒部落等微信公众号及其网站），以及新浪微博中相当边缘的若干劳工微博（以“庆盛厂工友维权”为代表）。尽管已经尽力，但是他们的转发量通常只有几十次，微信文章转发最多也不过几百次。近一个多月维权也有海外媒体报道，但对“墙内”影响有限。
可是就这样影响不大的草根舆论情势，仍备受打压。就在资方贴出通告同意协商的同一天6月30日，从去年底维权行动开始就持续至今的“庆盛厂工友维权”微博遭到封杀。工人被迫又注册了一个“庆盛厂工友维权2”微博继续发声。然而仅仅八天后，7月8日，这个新的微博再度遭到封杀。
值得一提的是，庆盛厂资方一直特别仇视工人通过微博集体发声，并设法监控和阻挠。例如，去年12月初资方不去实际解决工人已提出了多天的诉求，却以败坏公司形象为由，要追查“庆盛厂工友维权”微博的运作者。工人在集体维权舆论影响本已很有限，发声自由却还备受钳制打压。
另一方面，工人上访广州期间的最后一招——众筹募集上访食宿费，显示了较大的外围支持潜力，但只持续了不过24小时就被破坏。自庆盛上访工人7月5日下午3点半网络发起众筹之后，迅速在微博、微信、QQ群等处大量转发并获得劳工界迅速响应，仅仅截至5日当晚11点就收到了47笔微博文章打赏、6笔银行汇款、2笔现场募捐，一共55份募捐，合计6914元（当天就支出了5800元）。这是不到8个小时内庆盛工人获得的募捐。但是6日下午庆盛上访工人就遭政府人员强行遣返并被抢走了银行卡，众筹募捐旋即遭扼杀。
打压│深圳观澜当局承认奉资本家之命抓捕工人，罪名竟是“袭警”
庆盛工人这场持续半年多至今的集体维权一开始就显示出坚韧的决心（不仅罢工而且守厂静坐昼夜轮守，后来今年4月利得工人罢工时也这么做，可以说庆盛工人首先做了榜样），但同时也遭遇了特别大的暴力压制。首先，去年12月首轮罢工并守厂静坐第九天时，工人竟遭到200名警察冲进厂内打压驱赶（警察主动进厂镇压只在厂区维权的工人是过去少见的）；接着，甚至警察直接进驻工厂车间充当资本家监工，强制工人劳动，这种把工人当囚犯一样的骇人听闻的状态竟持续了几个月；而后，今年6月以来最后维权行动的一开始，十多名工人被抓捕，其中女工代表吴伟花就被野蛮抓捕（工友形容“警察像拖狗一样”）。同时，吴伟花被资方以短信形式解雇，而此前资方曾想以15万元人民币收买她。更不可思议的是，观澜警方给吴伟花安插的罪名是前所未有的“妨害公务袭警罪”——工人在厂区里和平维权，警察主动进厂打压，先发制人主动抓捕维权工人，还反倒指控维权工人袭警，这可能是1949年建国以来都前所未有的事情。
深圳观澜当局一开始就对工人维权采取这种做法，使劳资矛盾转化出了劳政之间的矛盾，颠覆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激怒了一心只要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庆盛工人。在吴伟花被捕当天，就有大量庆盛工人自发到派出所甚至彻夜静坐要求放人（当时一共十多人被捕，经抗议之后陆续获释但只有吴伟花一直被关押）。不久后庆盛工人开始日夜兼程轮守工厂，进行艰苦的集体抗争。
自2013年以来，广深工运中开始出现工人因在集体维权中出头参与谈判而遭到刑拘的事件，罪名多为“聚众扰乱（社会、交通）秩序”，但是庆盛工人代表吴伟花遭到袭警罪这样更加奇幻、更加耸人听闻的罪名，却是开了第一个坏头。更为离奇的是，警方回应工人说：吴大姐是“工厂要抓的”，所以没能释放。这更让人注意香港利华-庆盛资方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困境│深圳工人争取社保历史欠账的瓶颈
为什么庆盛工人运动走到了如此艰难困苦的地步？首先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在于深圳工人的诉求面临着普遍的瓶颈问题。
这是一场由深圳工人进行的把社保补缴与搬厂安置诉求结合起来的决绝斗争，面临深圳“社保只能补缴两年”的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瓶颈。而深圳在社保补缴方面相对于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等其他城市都更受限制。这种限制的存在，可能与深圳的血汗工厂及工人数量更多、社保历史欠账的规模更大得多有关。
庆盛工运之前，争取社保补缴的深圳工人还有：宝德玩具厂三千工人（2013），哥士比鞋厂的五六百名工人（2014），奇利田高尔夫球厂的200名工人（2014），在庆盛工人期间，深圳龙岗也有过水谷玩具厂、新全轮玩具厂工人先后进行的斗争，但在社保诉求上的进展都未能真正突破“只补两年”的法规瓶颈（其中新全轮案例，资方和当局都称两年期以外的社保补缴可以由员工自己通过法律途径争取，5月19日18名新全轮工人向深圳人社局提出了行政投诉）。而且庆盛厂在社保补缴方面尤其混乱：工人中有一部分是2003年开始补缴，更多只补缴了五、六年，甚至有些是去年五月才开始缴交。因此庆盛工人要追讨这笔历史欠账尤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是由于社保维权近两年已成大势所趋，今年5月4日，主流媒体网站“经济观察网”还曾出现一篇名为《社保“新政”考验珠三角》的报道，指出最迟从2015年起，所有工厂必须为全体工人缴纳社保，而且社保补缴最长可追溯到1999年。然而，至少在广东深圳，工人要求补缴入职以来社保的努力，仍遭到资方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的强硬阻力。
玄机│庆盛工运背后的右翼资本政治黑幕
庆盛工运幕后的吊诡之处在于，不仅庆盛厂所属香港利华成衣集团的老板司徒志仁是香港人，而且庆盛主要代工品牌之一连锁时装品牌“G2000”属于香港老板田北辰的纵横二千集团旗下品牌，而田北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亲建制派（也就是亲北京派）的香港新民党的副主席（新民党的主要目标票源为中产、专业及工商界、退休公务员）。更深入了解幕后的大老板田北辰还会发现，他在2010年底参与创建新民党之前，曾经是香港亲商界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自由党的中央常委之一。广东深圳有关当局对庆盛工运的高度压制态度，不可能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关。
无疑，香港政坛的亲建制派是内地当局在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但这其中至少还可以分出两派人马：属于工运一部分的亲官方势力，如工联会、劳联；更多属于工商界资本家和专业界精英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如自由党、经民联等（民建联是两派人都有，侧重后者）。微妙的是，田北辰是香港右翼政党自由党分化出来的略显偏左色彩的人物（因在香港最低工资争议中略多倾向改良而退出自由党），并且比其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更亲建制：兄田北俊去年10月因表示要特首下台被免掉全国政协委员职务，而弟田北辰却一直明确批评占领活动，并在其兄被免职后力挺特首。不难想到，内地当局就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要维护自己的铁杆支持者的资本产业。因此，庆盛工运困境重重，资方强硬回绝集体谈判和无视工人诉求的态度，政府几乎完全倒向资方一边，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切支持工人阶级利益的人们和社会主义的赞同者都应该问问，这种依靠伪装社会改良的大资本家右翼保守政治势力的“一国两制”行得通吗？难道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就这样赤裸裸的建立在捍卫香港资本家、践踏大陆工人的右翼统治基础上吗？这样换来的政治稳定是哪个阶级的稳定？又是哪个阶级的灾难噩梦？
计谋│资本家和政府多种手法配合进攻工人
由上来看，最后这300多名庆盛工人正从事着一场堪称近几年南方工运中幕后对抗最强硬的抗争。但是有着深厚右翼政治背景的香港资本家和广东有关当局，却也狡猾地运用着多种计谋配合进攻工人。
其一是钳制、拖延、控制其影响范围，并且忽悠谈判。政府采取了把舆论影响和负责层面都控制在深圳观澜地方的范围内，省政府不理睬，市政府也不理睬。但观澜当局却又奉资本家之命关押工人代表至今；仅仅组织过一次资方毫无诚意的谈判（而所谓“谈判无果”很快就成了资方要求员工单独与之协商的借口）。
其二是7月5日以来升级了打击，资方和有关当局似乎刻意要激怒工人：强行遣返、抓捕、抢走众筹银行卡、威胁、关厂、封杀和禁言微博。资方似乎刻意要把工人集体行动的斗志和耐心消磨殆尽。
其三是继续留出所谓的“同每个员工单独沟通”的选项（7月8日资方贴出的最新通告，其实是重复了7月2日通告），以达到分化、胁迫和重新控制的目的。在打压的同时又显示出狡猾的一面。
如果说庆盛工人半年多来面临的阻力已是空前沉重的，那么如今最后的维权最近数天更陷入了最困难的境地。如今，庆盛工人更需要的是清醒、信心、耐心、沉着，迫切需要发声和舆论，也需要站在工人一边的大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