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德:冤案申诉如何难?

冤 访民 母亲

上周三的傍晚,雨过刚停,龙口姑娘李宁,绽放出几年来最开心的笑脸:“宋作文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啦!”她急切地打开微博,与大家分享这个最接近她的母亲李淑莲不明死亡的消息。——此前,李淑莲于2009年10月2日死于山东省龙口市南山集团宾馆的地下室内。

为母亲的死寻找一个真相,李宁艰难趟过这六年,被恐吓、诱骗、拘留、羞辱、殴打……六年里,鲜有人理解这个山东姑娘遭遇过多少不幸辛酸与血泪。又可以说理解她的有很多人,他们是蜗居于南站上访村的踽踽老者、是凌晨躺在东交民巷27号排队索号的残障兄弟,也可能是刚踏上北上火车便被截回乡下法制教育班的姐妹。

伸冤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

息诉服判,是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美好期盼。但受制于历史严打运动、残酷刑讯逼供或者刑事鉴定技术水平的局限,被错杀头、冤坐无期徒刑时有发生,众多不满平反无动于衷的不幸者们,愤然赴京路迢迢,誓将清白追诉到底。

我曾被母校大学打印店里的一位形容枯槁的老阿姨求着写申诉材料,曾被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承接她父亲建国初期被冤杀的错案。我的“洗冤工程”同事也接到文革期间、八三年严打、甚至是对岸台湾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冤案求助。

一路走来,步履维艰。他们无能为力,又颇为不甘。

河北承德四农民被控抢劫杀人特大冤案,第一被告人陈国清的母亲杨淑霞奔波近廿载,终于耳背眼花抬不动脚,不得不由刚成年的孙子继续请愿;身患心脏病、高血压的第二、第四被告人的两位母亲,不知还能经受几次瘫倒在河北高院的门口。北京退休职工宅老,与海南陈满的老父母仅是老乡关系,偶然相识,在陈满父母走不动后志愿奔波于各级检法机关。江西冤民李锦莲的女儿李春兰,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为了替父亲讨回公道,一直未嫁;而安徽被打成的“最穷黑社会”朱玉龙的姐姐朱玉珍,选择了离婚并准备好遗书,誓将弟弟救出来。

除了朱玉珍,中国的洗冤之路上,还有三位著名的姐姐: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山西被毙宋秋林的姐姐宋秀清。伸冤大军中,女性者众,也许并非巧合。她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但超常毅力的坚持、抗争时爆发出的惊人力量,或出于母子连心、或姐弟情深、或友情深似海、或爱情至死不逾,不畏万难,穷且益坚,让人无比动容、敬佩感慨。她们有为子伸冤、年迈学字写诉状的贵州冤案杨明的母亲,有替早已离婚多年的前夫周建华鸣不平的姚建敏、毅然为被冤判死缓的前男友申诉的一女士,更有坚持要求会见狱中父亲的卞晓辉,甚至前朝小白菜案中坚持为夫告京状的杨詹氏……

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是属于司法力量的律师,是的,律师也常常累倒在这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跑道上。陈满案的原辩护律师林义全、以及全力支持本案的海南大学法学教授谭兵,两位前辈直到生命的最后,也没能看到这位淳朴青年昭雪出狱,含恨而终。陈满案的另一位辩护律师曹铮、宋秋林案的法援律师孙学理、陈国清案的辩护律师吕宝祥三位老先生,他们毕其一生投入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建设,却没能唤起平反法槌的敲响,分别委以律师李肖霖、张青松、李金星、张燕生等接力洗冤。

伸冤路漫漫,每一位申诉者的背上,都是一座大山。

伸冤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擂台赛

被告人最先登上这个舞台,并贯穿这场诉战始终。在监牢岁月和平反希望屡屡落空的侵蚀下,河北的陈国清已然生气全无、暮气沉沉;而主角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却永远不会再看到落幕。

除刑满释放和司法机关中途不了了之外,大多数帮他们伸冤的,是亲属或其代理律师。

去哪,找谁,谁人听,准备什么材料?家属如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中国语境下的刑事司法,本就择弱而冤,旷日持久的诉讼消耗更是对经济、身体和心理严峻的考验,不幸接踵而至,边缘人群之困顿与挣扎至此:去贵州凯里监狱会见冤民刘文华的张磊律师偶然得知,他的家人上一次去看他,是11年前的2004年,“我被冤枉关进监狱后,我老婆一个人要养三个未成年的小孩,从惠水过来来回要一百多元钱车费,我就叫她不要过来了。”更不消提幸福村的捡白菜叶访民,桥梁涵洞下风餐露宿的无家可归者。有申诉者好奇为什么如此相似、甚至更冤的案件,有人风生水起、自己的却无人问津,翻阅学习杨乃武小白菜案的成功经验,欲有效推动冤狱平反,需投入超常的资本,采取超常的手段。出于诉求正义的信念踏上伸冤之路,不仅仅需要过人的勇气,而且也是一种经济资本的较量。在这个群体中,堪称最无助的是被控职务犯罪的官员,打虎浪潮中被体制抛弃,又遭遇全民称快的双面夹击,极少有人相信他们没有贪污受贿。

几乎所有申诉者都极富冤情表达的欲望,媒体传播是最便捷的方式。幸而我们已经不是鲁迅所称“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的时代,论坛和微博的出现,使这一现象得到极大改观,相互关注、转发传播,终于引起主流媒体以至于司法机关的关注。但媒体也会遭遇宣传禁令、审丑疲劳,会被指干预司法,即便是十多年来被全方位无死角狂轰滥炸的聂树斌案、陈国清案,终究不敌河北省司法机关的负隅顽抗。

我的律师同仁中,多胸怀法治理想,他们常常难以拒绝那些坚定的冤案申诉者的期待,不顾精疲力竭、拨开如山卷宗,咬咬牙又接下一桩陈年老案。吴国阜律师在福建高院偶遇“本分安静”的陈焕辉,后数年如一日来回穿梭厦门福州两地帮他的儿子陈夏影伸冤。张燕生前辈说她常常看卷到昏天黑地、两眼肿胀,难受地吃不下饭。张维玉律师在江西高院门口一坐就是19天,喊张忠厚院长接待阅卷,淋雨频频、声音嘶哑。经过河北高院、江西高院两役,律师复印卷宗问题稍有缓和,而鉴定制度却没有丝毫松动甚至更加不利于真相查明。众所周知,物证及鉴定对刑事案件至关重要,但基于专业判断律师对之前的鉴定有疑问想作补充鉴定,被告知概不接受,除非有公检法之一委托。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只因“风险太大,不想惹麻烦。”

专家学者也参与到平反冤案的力量中来。他们或著书论证,或与学生一起探讨陈国清、聂树斌、念斌何而为冤,只可惜这个国家最智慧的头脑提供的法律意见,在主掌冤案申诉启动生杀大权的法检机关面前,相形见绌。青年学子很快走上法治工作岗位,他们会否承师愿、如何执法器,在中国特色的司法环境中,没人能预见。

最高人民法院将平反案件写进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规定要追责“忽略疑存冤案申诉”的检察人员。但这并非常态,小红门和东郊民巷排队的那么多,得到的结果多是回家等待视频接访,且张飚检察官也只有一个,还要被竖为典型拍成电影。一高级法院的刑事审判监督庭法官透露,该庭只分配了他自己一个人负责申诉,更令人惊骇的是:审理“以驳回为原则,再审为例外”,即使亡者再现,也得真身带过来验证DNA证明张三是张三!一些地方司法或行政机关会给律师设置障碍,轻微如通过司法厅、局找代理律师谈话诫勉,极端有贵州小河案一周年、两周年时举行冤案申诉研讨会,当地如临大敌,置之破坏而后快。

中国的官场生态决定了重要领导的批示有时来得更直接有效。但冤案的形成牵涉面较广,具备如此担当勇气,又有政治智慧、操作策略的官员实在太少。如福建高院马新岚院长体察民情、着眼大局连翻念斌、陈夏影两案者,区区之众,据闻,该院新近决定启动20年前发生的许金龙等四人杀人案再审程序,更加难能可贵。

这场戏太久,没有谁是赢家。冤案申诉者们,经历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不公是盘踞伸冤者余生的梦魇

他们不顾尊严,哀声下气要求再审立案;他们又爱惜着自己的羽毛,不惜倾其所有,只为向世人证实他没犯过罪。河北一位古稀老人,刑满出狱,每次打电话咨询都无助地哭,哭着变卖房产、哭着要求排上伸冤的队,求律师帮他洗脱莫须有的强奸罪行……

我知道数百上千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都不能让念斌再见到他已逝去的父母,比教科书上所载的更严重的精神疾病,恐怕永难治好。河北陈国清的儿子陈博文和杨士亮的儿子杨长伟,从襁褓中被夺去父爱,此中滋味,更与谁人说。

历经千辛万苦终得清白的蒙冤者们,如何重返社会,除了愿意与家人和律师待在一起,他们的前路在何方?

生如蝼蚁,身陷泥沼的伸冤者们,所遭遇的苦水万万千,恐酸文几页难以具状。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下期,与大家一起探讨:冤案申诉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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