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读中译本，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一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
二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但是，身为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会发挥主导作用，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没法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开始。但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的一种选择。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三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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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
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读中译本，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一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
二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但是，身为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会发挥主导作用，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没法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开始。但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的一种选择。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三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