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与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中外规则的碰撞
实际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规则“碰撞”已经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实质：
一方面外资入华后引起对比。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内地的“夺命矿山”有甚于深圳的“断指工厂”，而深圳的“工棚现象”其实比国外的slum已经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诸多议论，然而内地很多单位不但不允许农民工自建陋房（我国颇有人以此自豪，谓之“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他们却缄口不言：那么农民工住哪儿？），而且连“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头！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欧美就不要说了，拉美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似乎是资本最神气、工人最受欺负的地方了。然而我们的“中资”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市的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 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而近年来，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更为麻烦，“中资”在那里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不像东欧，不但“低人权”，而且经济块头特大。你可以不让中资进去，却挡不住你自己的资本投奔中国，而外资一旦争相入华，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
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于是在市场日益全球化、而人权却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劳工权利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笔者2004年在美国时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里曾是GM（通用汽车公司）早期总部所在地，后来是汽车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历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所控制，实行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城市”。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人均产值比附近的世界车都底特律还高得多。为工人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完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会疗养院与度假村，从技工学校、通用汽车学院、社区大学直到GM资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还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馆、朗维天文馆、市立美术馆，可谓美轮美奂、应有尽有。
可是如今随着资本撤出，汽车产业衰败，税源枯竭，市政破产，人口外迁，这座“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几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设施严重老化，晚上那里不少街区甚至连路灯都不亮。GM总部的研究人员告诉我，GM在美国已经连续10余年完全没有招收新的蓝领职工。由于工会不允许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为条件在所属各厂间调配工人，于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减员，减一批关一个厂，并把工人调充余下各厂维持生产，再减一批又关一个厂……如今一些厂蓝领职工平均年龄已达50多岁。过不了几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车厂都将关闭。而盛极一时的美国汽车工会及其“社会主义城市”也将彻底没落。
那么GM的资本转到哪里？当然不止中国，但最主要是中国。GM全公司如今已经连续多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当年这个全球第一大公司，现在度日维艰，不仅美国本土各厂巨亏，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产基地也多数亏损，只有在中国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国的产量比重目前还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经是100％乃至无穷大（分母已为负数）！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产线继续向中国转移。这位研究人员感慨地说，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国这么个无工会无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们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车了。
这不成了“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了吗？然而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其实GM全部转移中国只是这位先生的一厢情愿。中国本土汽车业也在大发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盘让给GM。但是中国本土汽车业与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无工会无福利权利的情况下发展。最近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遭遇“工会陷阱”的事，说明GM在工会如此大的压力下能撑到今天实在不易，上汽岂能如此，也何须如此？
东欧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而西方的经历则表明资本主义在民主条件下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在民主条件下无法战胜“劳动”，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历却似乎在表明：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征服劳工！因此，无论是GM转移到中国来逃避工会压力继续发展其汽车产业，还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产、或者改业移资到没有工会与福利压力的新行业，而把汽车生产让给中国的“无工会企业”，让美国人都来买中国产廉价汽车，从“国家”角度看或有不同，从“主义”角度看其实一样：两者都意味着一个真正“劳工神圣”的行业在垮台、一个相对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体制在消亡。
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危机
而且不仅是汽车业，在美国以至欧洲，凡是百年来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成果积累最多、工会影响与福利权利最强大的制造业，如钢铁、造船、纺织等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当然，过去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趋势。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产业角度上的升级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梯次发展：工资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并且也不是坏事，或者说应该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样低工资（可能还低于中国）但工会强大的印度赚不到钱、而在中国就能大赚的事实，中资汽车业到了国外就陷入“工会陷阱”的事实，乃至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把其在本国的汽车生产向工资（与印度相比）稍高但无工会的中国转移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说明：这种全球性变革，不仅仅是高工资地区的产业向低工资地区的转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这种性质的转移，而是“高人权”地区的产业在向“低人权”地区转移。它不仅是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而且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
它并非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但却很可能意味着两百年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制度、上千年人类平等愿望的失败。由于前者，自由主义者朋友们不能太乐观；由于后者，社会主义者（而非斯大林主义者）朋友们更不能乐观。
应该说，现代经济史上的“梯次发展”已有较长历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后的信息产业革命都曾推动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并相应造成传统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人口比重下降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那时“中国因素”还没什么影响。今天中国融入全球化，其庞大的经济容量非当年“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可比，对梯次发展自然是一大推动。
然而，过去的梯次发展与今天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那时传统制造业的移出虽然可能削弱了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会，然而它却把这种“工业社会主义文明”传入了产业的移入国，在拉美、东亚、印度都造成工会农会兴起、劳工权益、社会民主与公益福利大发展的局面。虽然发达国家19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福利国家困境”的苗头，但从全球看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扩张时期。而今天就不一样了：制造业移出地区“福利困境”固然更严重，移入制造业的中国尽管至少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密集程度已不下于当年的拉美和东亚，更远远超过了印度，可是却完全没有接受“工业社会主义文明”，那里仍然禁止（自治）工会农会，盛行血汗工厂，靠“低人权优势”进行原始积累。这才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低潮。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蓝领阶层人口比重和社会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视为当代工会衰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替代制造业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不同于大工厂，其经营方式不适合形成社团。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何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的同时农民的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却空前得高。与过去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最有组织性、农民则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马铃薯”的说法相反，今天发达国家农民的集体博弈能力常常强于工人，乃至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农民往往在代议政治中能影响多数票。难道他们的经营方式与大工厂的差别不是更大吗？进而言之，今天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别何在？据说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班”等等。当年的工匠其实不也具有类似特点吗？过去手工业时代的工匠尚且有同业公会组织，为什么今天的“后现代工匠”就只能靠大工厂才能联合，否则就只能原子化？显然，仅仅以产业结构改变不足以说明工会——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这种类型的全球化进程中，“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种“优势”的压力使人们不得不向“低人权”看齐！
存在“中国模式”吗？
而中国，如果说它在全球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中地位重要，那么它在上述那种体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突出。这只要看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总结”就可以明白。
事实上，如今关于“中国优势”的议论已经悄悄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中印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与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实并无明显优势（不少方面甚至中国是劣势），可是那时中国人都一口咬定中国因“社会主义”而有优势，印度的劣势则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到了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邓小平之后10年也开始搞市场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国人就说印度的劣势是由于搞了“苏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优势是比印度更早开始了改革。果然，这些年来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经济明显提速，但仍然次于中国，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国所没有的“阻力”，即“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于是近期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印度的劣势是由于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即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失败”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苏式体制”，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
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起，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的未来展望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我们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正因为此，胡温政府大力提倡“和谐”，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公共服务责任，这一趋势应当肯定。然而“尺蠖效应”机制不改变，只怕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初步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低汇率优势。“低人权优势”作用更大。正是这种只要搞定官员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铁腕。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一般中国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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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与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于是，最近张五常便声称今天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是“全球最好的制度”，而世界的潮流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其实谁都知道，今天中国不仅工农没有结社、谈判的自由，资本在连《产权法》都难产的情况下又有何自由可言，但是“低人权优势”的确使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吊诡的是，在此种趋势尚属初显的今天，他们各方都力图以“中国的成功”来证明各自的理论：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
然而他们还能称赞多久？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长远地看能乐观吗？
中外规则的碰撞
实际上，全球化中的中西（乃至中外）规则“碰撞”已经日益昭示了其中的实质：
一方面外资入华后引起对比。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内地的“夺命矿山”有甚于深圳的“断指工厂”，而深圳的“工棚现象”其实比国外的slum已经更不人道而且引起了诸多议论，然而内地很多单位不但不允许农民工自建陋房（我国颇有人以此自豪，谓之“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他们却缄口不言：那么农民工住哪儿？），而且连“工棚”都不提供，而是任其露宿街头！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但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欧美就不要说了，拉美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似乎是资本最神气、工人最受欺负的地方了。然而我们的“中资”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在工人支持下他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市的市长。而“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 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拉美工人不好惹，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而近年来，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更为麻烦，“中资”在那里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不过，正是由于中国不像东欧，不但“低人权”，而且经济块头特大。你可以不让中资进去，却挡不住你自己的资本投奔中国，而外资一旦争相入华，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
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
于是在市场日益全球化、而人权却不能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劳工权利构成的挑战也日益严重。笔者2004年在美国时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那里曾是GM（通用汽车公司）早期总部所在地，后来是汽车工人聚居中心，其市政历来为强大的工会势力所控制，实行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城市”。当年这里曾经非常繁荣，人均产值比附近的世界车都底特律还高得多。为工人服务的城市公共设施也非常完备。“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公益，直到工会疗养院与度假村，从技工学校、通用汽车学院、社区大学直到GM资助的公立密歇根弗林特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还有全美第一流的斯隆博物馆、朗维天文馆、市立美术馆，可谓美轮美奂、应有尽有。
可是如今随着资本撤出，汽车产业衰败，税源枯竭，市政破产，人口外迁，这座“社会主义城市”已经几乎完全垮掉，居民大半退休，设施严重老化，晚上那里不少街区甚至连路灯都不亮。GM总部的研究人员告诉我，GM在美国已经连续10余年完全没有招收新的蓝领职工。由于工会不允许解雇工人，但公司可以以不降待遇为条件在所属各厂间调配工人，于是公司便借退休自然减员，减一批关一个厂，并把工人调充余下各厂维持生产，再减一批又关一个厂……如今一些厂蓝领职工平均年龄已达50多岁。过不了几年，公司在美的全部汽车厂都将关闭。而盛极一时的美国汽车工会及其“社会主义城市”也将彻底没落。
那么GM的资本转到哪里？当然不止中国，但最主要是中国。GM全公司如今已经连续多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当年这个全球第一大公司，现在度日维艰，不仅美国本土各厂巨亏，在全球各地、包括在印度的GM生产基地也多数亏损，只有在中国是大量盈利！因此GM在中国的产量比重目前还不算高，但盈利比重已经是100％乃至无穷大（分母已为负数）！所以只要可能，GM仍打算把生产线继续向中国转移。这位研究人员感慨地说，这世界上如果不是有中国这么个无工会无福利制度的地方可去，我们就只有改行不做汽车了。
这不成了“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了吗？然而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其实GM全部转移中国只是这位先生的一厢情愿。中国本土汽车业也在大发展，不可能有太多地盘让给GM。但是中国本土汽车业与GM不同的是，它只能在无工会无福利权利的情况下发展。最近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遭遇“工会陷阱”的事，说明GM在工会如此大的压力下能撑到今天实在不易，上汽岂能如此，也何须如此？
东欧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无法战胜资本主义，而西方的经历则表明资本主义在民主条件下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或者说“资本”在民主条件下无法战胜“劳动”，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历却似乎在表明：专制加资本主义可以征服劳工！因此，无论是GM转移到中国来逃避工会压力继续发展其汽车产业，还是此路不通而GM只好破产、或者改业移资到没有工会与福利压力的新行业，而把汽车生产让给中国的“无工会企业”，让美国人都来买中国产廉价汽车，从“国家”角度看或有不同，从“主义”角度看其实一样：两者都意味着一个真正“劳工神圣”的行业在垮台、一个相对平等程度最高的福利体制在消亡。
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危机
而且不仅是汽车业，在美国以至欧洲，凡是百年来劳工运动的社会主义成果积累最多、工会影响与福利权利最强大的制造业，如钢铁、造船、纺织等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类似的过程。当然，过去人们早已注意到这一趋势。但是大多只把它看成产业角度上的升级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梯次发展：工资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种现象当然存在，并且也不是坏事，或者说应该是好事。
然而，GM在同样低工资（可能还低于中国）但工会强大的印度赚不到钱、而在中国就能大赚的事实，中资汽车业到了国外就陷入“工会陷阱”的事实，乃至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把其在本国的汽车生产向工资（与印度相比）稍高但无工会的中国转移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在在说明：这种全球性变革，不仅仅是高工资地区的产业向低工资地区的转移，甚至可能主要不是这种性质的转移，而是“高人权”地区的产业在向“低人权”地区转移。它不仅是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而且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此盛彼衰，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
它并非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但却很可能意味着两百年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一百年民主福利制度、上千年人类平等愿望的失败。由于前者，自由主义者朋友们不能太乐观；由于后者，社会主义者（而非斯大林主义者）朋友们更不能乐观。
应该说，现代经济史上的“梯次发展”已有较长历史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0年代后的信息产业革命都曾推动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并相应造成传统蓝领工人在发达国家人口比重下降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那时“中国因素”还没什么影响。今天中国融入全球化，其庞大的经济容量非当年“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可比，对梯次发展自然是一大推动。
然而，过去的梯次发展与今天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那时传统制造业的移出虽然可能削弱了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会，然而它却把这种“工业社会主义文明”传入了产业的移入国，在拉美、东亚、印度都造成工会农会兴起、劳工权益、社会民主与公益福利大发展的局面。虽然发达国家198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福利国家困境”的苗头，但从全球看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扩张时期。而今天就不一样了：制造业移出地区“福利困境”固然更严重，移入制造业的中国尽管至少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密集程度已不下于当年的拉美和东亚，更远远超过了印度，可是却完全没有接受“工业社会主义文明”，那里仍然禁止（自治）工会农会，盛行血汗工厂，靠“低人权优势”进行原始积累。这才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低潮。
与此相关的是：传统蓝领阶层人口比重和社会重要性下降通常被视为当代工会衰落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替代制造业的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不同于大工厂，其经营方式不适合形成社团。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何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的同时农民的组织和集体谈判能力却空前得高。与过去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工人最有组织性、农民则是原子化的“一口袋马铃薯”的说法相反，今天发达国家农民的集体博弈能力常常强于工人，乃至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农民往往在代议政治中能影响多数票。难道他们的经营方式与大工厂的差别不是更大吗？进而言之，今天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别何在？据说就是“知本”的重要、“小即美”和“在家上班”等等。当年的工匠其实不也具有类似特点吗？过去手工业时代的工匠尚且有同业公会组织，为什么今天的“后现代工匠”就只能靠大工厂才能联合，否则就只能原子化？显然，仅仅以产业结构改变不足以说明工会——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这种类型的全球化进程中，“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种“优势”的压力使人们不得不向“低人权”看齐！
存在“中国模式”吗？
而中国，如果说它在全球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中地位重要，那么它在上述那种体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突出。这只要看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总结”就可以明白。
事实上，如今关于“中国优势”的议论已经悄悄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中印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与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实并无明显优势（不少方面甚至中国是劣势），可是那时中国人都一口咬定中国因“社会主义”而有优势，印度的劣势则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到了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邓小平之后10年也开始搞市场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国人就说印度的劣势是由于搞了“苏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优势是比印度更早开始了改革。果然，这些年来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经济明显提速，但仍然次于中国，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国所没有的“阻力”，即“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于是近期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印度的劣势是由于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即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失败”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苏式体制”，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
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起，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的未来展望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我们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正因为此，胡温政府大力提倡“和谐”，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公共服务责任，这一趋势应当肯定。然而“尺蠖效应”机制不改变，只怕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初步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低汇率优势。“低人权优势”作用更大。正是这种只要搞定官员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铁腕。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一般中国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