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岚:练江之殇——让穷人承担所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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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粤东潮汕地区练江沿岸,人们面临无水可喝无水可用的困境。经过调查发现,粤东地区的第三大河、本是沿岸居民饮用水源地的练江,里面的江水早已变成黑水,近20年来水质为劣V类,流往练江的支流几乎都变成黑、黄、红的污染河。环保部门监测,练江干流中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8个监测因子严重超标,本应“靠水吃水”的居民只得花高价买水吃。

一条河流的形成,可能需要上千上万年的时间,但要毁灭它,却是瞬间的事。作为一个在练江边上长大的人,央视的报道看起来没什么值得惊诧的地方。对于此种情境,当地人们早就司空见惯。当然,对于“尾省国角”的粤东来说,央视代表着来自最高层的权力,耗费了近20分钟的大篇幅报道,多少会被解读为问题已引起高层“高度重视”,这多少让深陷“水危机”焦灼的练江沿岸居民看到了问题解决的希望。

必须承认,练江的污染并没多少特别之处。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类似的案例在当下中国俯拾皆是。如同有经济学家会把堵车看作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一样,负责水务工作的官员公开声称,经济越发达水越黑。这一类话在价值立场上,容易引发舆论本能反感和抵触,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多少道出了部分事实和真相。如今看起来,它更像是当下中国一个难解的魔咒

粤东的潮汕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其发展模式就一直备受诟病。从走私、造假到新近轰动一时的陆丰“制毒村”以及内衣小作坊频繁火灾,包括对潮阳区贵屿镇“电子垃圾第一镇”所导致的污染等导致的练江之殇,这一切似乎显示着这个地方在“黑色经济”上一条道走到黑。

人们试图去寻找潮汕地区“黑色经济”的真相。很容易看到,当地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提供庇护,当地居民发展的焦灼而不惜践踏法规甚至无视一切等,均被认为是导致“黑色经济”形成的原因。但是,这无法完整回答,从事类似制毒贩毒、污染环境等“全民性”而成为外界所称的“输出罪恶的乡村”,为何几乎是所有的居民会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为了寻求发展的理所当然,而不会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罪恶?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因权力庇护及暴力所导致的敢怒不敢言逆来顺受的因素。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由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导致了他们单一的生存技能,当某个先行者发现某个就业机会或商机时,农村传统组织的动员方式就会发生它的作用——陆丰博社村制毒、谷饶做内衣、贵屿拆解电子垃圾、练江上游普宁云集的纺织印染等均是如此。这种在生存困境下找到的发展机会,与地方政府GDP政绩导向及财税收入需求等如同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在问题一开始就缺乏得到纠偏的机会,而一旦成行成市形成规模,纠偏与整改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当地政府还未必真正有纠偏和整改的意愿。

人们正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与无水可用的“水危机”,高价买水可以在一定程度解决,但土壤污染则是最难解决的。央视《经济半小时》2013年6月3日的报道中提到,汕头大学医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06年至今,贵屿镇90%以上的儿童受到过重金属污染,其中铅超标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

我们很容易由此窥见类似的经济发展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真实场景: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脆弱前提,同时也是以高昂得让人几乎无法承担的社会成本作为代价。无论是粤东地区的这些所谓“内衣名城”(央视报道称潮阳谷饶的内衣生产量占全国生产量近80%)还是“电子垃圾第一镇”,如果它们要达到规定的环保标准及合法用工等标准,它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根本就不是目前这些导致了严重污染的小作坊所能胜任的。

学者秦晖将其形象总结为“低人权优势”。如果说这是作为后发国家、地区发展本身的一种无奈选择的话,那么,如下的局面恐怕就显得非常吊诡了。

由于诸如水危机、恶臭的空气等的困扰,加上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引发上级政府的重视而进行的整改行动,有许多人开始搬离这些地方。这恰恰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所在: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大的获益者因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他们可以轻松选择搬离到环境好的地方去居住,同时由于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即便面对政府日益增加的打压压力,他们也能较容易的“转型”寻求新的商机。而且由于被成功的虚幻所笼罩,他们未必会意识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后果的严重性,或者至少从收益与付出的对比中,他们会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可怜的是那些获益较少甚至根本就没有获益者,他们无力逃离,且一旦失去了这样的就业机会,他们完全缺乏改变的能力,生存将会逐渐成为问题,并只能永远呆着那一片可能已经不再适合人居的土地上承受所有的后果。

 转自: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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