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理想国和雷颐老师的邀请。我对民末清初和民国的历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师粉丝的身份来打酱油的。
刚才雷老师反复提到《孤寂百年》里的很多人物与我相关，因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国的留学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国待过。我就想，如果这么攀亲戚的话，连奥巴马都是我的师兄。他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转学到哥大，应该说是我的师兄，而且是“亲师兄”，因为他当初也是政治学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奥巴马，可以给我打电话。
关于《孤寂百年》这本书，我也是这两天才真正坐下来看。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看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牵涉到的很多争论，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样的争论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复活了。
比如这本书讲到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在我们今天，就是所谓的“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再比如书里讲到19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斗争，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方舟子。还有这本书里讲到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内部有一场关于“民主还是新式独裁”的争论，换到今天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强调民主还是强调国家能力”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真的带来时光穿越的感觉，仿佛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认识的原点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百年前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比如关于爱国。我读一下梁启超“爱国论”里的一段话，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他说，什么是国家？民众的积累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政治？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爱国是什么？民众爱自己就是爱国……
再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儒宪派在论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宪政，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虽然古代有类似于诽谤木、敢谏鼓、御史台等等限制君权的设置，但这些设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一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之发生。”这些机关的首领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没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使举其职难矣。”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这让我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
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权力的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现实，甚至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雷老师这本书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如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但是，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始终在寻找愿意听从他的当权者——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还有雷老师的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但是我觉得，除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以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高度就是不够，比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包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哪怕是像中国当时非常少数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坚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适，他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认识也是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立刻想到“强权拯救世界”，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说理的时候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说理和强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强权是最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说理，而说理没用，对牛弹琴的话弹得再好听也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百无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长线的历史去思考，强权真的那么厉害？比如斯大林厉不厉害？他当然掌握了强权，苏联不照样覆灭了？希特勒厉不厉害？最后第三帝国不照样衰亡了吗？
当然你可以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灭是因为美国更厉害——可是，难道美国的厉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基础没有关系吗？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那些在短期内成王败寇的人真的经得起历史长期的检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说理，还是理性的力量，还是观念的力量。那种完全靠强权取得的暂时的胜利，的确知识分子对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违反人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绽放的，最后你还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所以知识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自负，要么是极端自卑的两极状态。极端自负时，就觉得我要治国平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极端自卑的时候，就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对工农要自我改造。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言兴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说理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也不是太悲观。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可能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可能是95%，还有市场经济的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众观念的变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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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知识分子应该坚持“迂腐”的书生气
谢谢理想国和雷颐老师的邀请。我对民末清初和民国的历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师粉丝的身份来打酱油的。
刚才雷老师反复提到《孤寂百年》里的很多人物与我相关，因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国的留学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国待过。我就想，如果这么攀亲戚的话，连奥巴马都是我的师兄。他曾经在本科的时候转学到哥大，应该说是我的师兄，而且是“亲师兄”，因为他当初也是政治学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奥巴马，可以给我打电话。
关于《孤寂百年》这本书，我也是这两天才真正坐下来看。看了以后的第一个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看书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因为这本书牵涉到的很多争论，今天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样的争论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复活了。
比如这本书讲到所谓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在我们今天，就是所谓的“改革和革命赛跑”的问题。再比如书里讲到1920年代的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斗争，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方舟子。还有这本书里讲到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内部有一场关于“民主还是新式独裁”的争论，换到今天的语言，就是所谓的“强调民主还是强调国家能力”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书里面有很多的争论，真的带来时光穿越的感觉，仿佛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回到了认识的原点上，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百年前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比如关于爱国。我读一下梁启超“爱国论”里的一段话，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他说，什么是国家？民众的积累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政治？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爱国是什么？民众爱自己就是爱国……
再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儒宪派在论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宪政，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虽然古代有类似于诽谤木、敢谏鼓、御史台等等限制君权的设置，但这些设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一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之发生。”这些机关的首领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没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使举其职难矣。”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这让我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
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权力的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现实，甚至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雷老师这本书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如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但是，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始终在寻找愿意听从他的当权者——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还有雷老师的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但是我觉得，除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以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高度就是不够，比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包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哪怕是像中国当时非常少数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坚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适，他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认识也是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立刻想到“强权拯救世界”，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说理的时候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说理和强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强权是最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说理，而说理没用，对牛弹琴的话弹得再好听也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百无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长线的历史去思考，强权真的那么厉害？比如斯大林厉不厉害？他当然掌握了强权，苏联不照样覆灭了？希特勒厉不厉害？最后第三帝国不照样衰亡了吗？
当然你可以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灭是因为美国更厉害——可是，难道美国的厉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基础没有关系吗？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那些在短期内成王败寇的人真的经得起历史长期的检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说理，还是理性的力量，还是观念的力量。那种完全靠强权取得的暂时的胜利，的确知识分子对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违反人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绽放的，最后你还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所以知识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自负，要么是极端自卑的两极状态。极端自负时，就觉得我要治国平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极端自卑的时候，就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对工农要自我改造。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言兴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说理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也不是太悲观。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可能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可能是95%，还有市场经济的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众观念的变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