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由的地方,才会有真创意,复旦山寨风波不是偶然产生的,在自由思想丧失的地方,也只配有山寨的水平。其实这个事情也不仅仅是复旦才会有。其实在中国更多的大学连复旦的山寨水平都达不到。复旦大学官方已经出来致歉了,这至少说明复旦大学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至少还有点诚意。在互联网时代,对诚实的要求应该先于对创意的追求。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诚实。懂就懂,不懂就不懂,能创造就创造,不能够创造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一个呆瓜。呆瓜本身并不丢脸,不懂装懂,山寨剽窃才是丑陋的。如果中国人能够从诚实做人开始,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去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一定会出现。
不是中国人天赋太低,人种其实都不是问题,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人二千多年来选择了圣人文化,圣人之言,言则为天下法,行则为天下则。不容置疑,不容易分辨。权威主义盛行,大家的脑袋都被圣人之言高度统一了,还怎么有发散性思维与想像力的发挥?在中国,哪个大学里国学盛行,哪个大学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创意。这几乎是逻辑上的必然。
有人说让孩子学点国学吧,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的文化素质。我对于儿童学国学一直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且不说国学那些东西已经远离孩子的生活经验与理解的能力,就算孩子通过背诵与讲解能够获得一些道理,那些道理也基本上是让孩子们不要乱说乱动,听话服从的。我也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靠学国学成为伟大的创造家与发明家,没有发现学过国学的人能够有创业精神与创业能力。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那个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相反,我倒觉得英语学得好的人,在这个时代容易脱颖而出,原因也很简单,英语学得好,就掌握了一门通往世界的普通话,走到哪里,都容易沟通,容易进一步学习。而且还因为英语蕴藏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当然,我也不是说只要英语好,就能够创新。至少,当今世界,文明的大部精华是蕴藏在英语世界里。
我经常接到一些报刊杂志的约稿,常常会针对某一个问题,让我写一点东西,我接到这些问题一看,常常会说:“哦,这个问题啊,我几年前在博客上已经讨论过了。我修改一下发给你吧。”这十年来我的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发表的。独立思考,自由写作,自己找真问题去探索,那个问题是自己找出来的。自然就容易有生命力。因此,我常常十年前写的东西,十年后才火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需要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理所在了。
上帝是公平的,不可能让一个人做了大官,又同时让他去发明创造。不仅是因为学术有专攻,职业有分工,还因为,行政思维与学术思维,与创造发明,根本上就是分处两极的不同思维方式。行政上的思维是趋同、维稳与按部就班,不可随意想像,任意发挥,而学术研究上却要发散性思维,充分发挥想像力,追求创意。这些事情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时段去做,而不可能同时去做。我对中国所谓的学者型官员很是怀疑。中国人中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毒实在是太深了。把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当成了学问的大小。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一定要把行政、学术与商业相对分开的原因。在中国的大学里动辄所谓行政学术双肩挑,那必然要靠抄袭和山寨的功夫去应付。做大官是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研究的价值。所谓一言九鼎,是最害死人的。因为,在这里取消了真理的价值,让权力变成了真理本身。即使牛顿发明创造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官,而做了官的牛顿其实一点发明创造也没有了。而且牛顿当官当得是非常糟糕的,不仅没有任何贡献,而且同时也把自己的专长丢掉了。
2015年5月31日星期日
文章来自:许锡良的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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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有自由的地方,才会有创意
有自由的地方,才会有真创意,复旦山寨风波不是偶然产生的,在自由思想丧失的地方,也只配有山寨的水平。其实这个事情也不仅仅是复旦才会有。其实在中国更多的大学连复旦的山寨水平都达不到。复旦大学官方已经出来致歉了,这至少说明复旦大学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至少还有点诚意。在互联网时代,对诚实的要求应该先于对创意的追求。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智慧就是诚实。懂就懂,不懂就不懂,能创造就创造,不能够创造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一个呆瓜。呆瓜本身并不丢脸,不懂装懂,山寨剽窃才是丑陋的。如果中国人能够从诚实做人开始,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去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一定会出现。
不是中国人天赋太低,人种其实都不是问题,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人二千多年来选择了圣人文化,圣人之言,言则为天下法,行则为天下则。不容置疑,不容易分辨。权威主义盛行,大家的脑袋都被圣人之言高度统一了,还怎么有发散性思维与想像力的发挥?在中国,哪个大学里国学盛行,哪个大学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创意。这几乎是逻辑上的必然。
有人说让孩子学点国学吧,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的文化素质。我对于儿童学国学一直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且不说国学那些东西已经远离孩子的生活经验与理解的能力,就算孩子通过背诵与讲解能够获得一些道理,那些道理也基本上是让孩子们不要乱说乱动,听话服从的。我也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靠学国学成为伟大的创造家与发明家,没有发现学过国学的人能够有创业精神与创业能力。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那个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相反,我倒觉得英语学得好的人,在这个时代容易脱颖而出,原因也很简单,英语学得好,就掌握了一门通往世界的普通话,走到哪里,都容易沟通,容易进一步学习。而且还因为英语蕴藏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当然,我也不是说只要英语好,就能够创新。至少,当今世界,文明的大部精华是蕴藏在英语世界里。
我经常接到一些报刊杂志的约稿,常常会针对某一个问题,让我写一点东西,我接到这些问题一看,常常会说:“哦,这个问题啊,我几年前在博客上已经讨论过了。我修改一下发给你吧。”这十年来我的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发表的。独立思考,自由写作,自己找真问题去探索,那个问题是自己找出来的。自然就容易有生命力。因此,我常常十年前写的东西,十年后才火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需要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理所在了。
上帝是公平的,不可能让一个人做了大官,又同时让他去发明创造。不仅是因为学术有专攻,职业有分工,还因为,行政思维与学术思维,与创造发明,根本上就是分处两极的不同思维方式。行政上的思维是趋同、维稳与按部就班,不可随意想像,任意发挥,而学术研究上却要发散性思维,充分发挥想像力,追求创意。这些事情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时段去做,而不可能同时去做。我对中国所谓的学者型官员很是怀疑。中国人中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毒实在是太深了。把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当成了学问的大小。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一定要把行政、学术与商业相对分开的原因。在中国的大学里动辄所谓行政学术双肩挑,那必然要靠抄袭和山寨的功夫去应付。做大官是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研究的价值。所谓一言九鼎,是最害死人的。因为,在这里取消了真理的价值,让权力变成了真理本身。即使牛顿发明创造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官,而做了官的牛顿其实一点发明创造也没有了。而且牛顿当官当得是非常糟糕的,不仅没有任何贡献,而且同时也把自己的专长丢掉了。
2015年5月31日星期日
文章来自:许锡良的凤凰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