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敬峰:文革记忆——放大镜下找“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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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开始,街道上、会场上、教室里,到处都书写着醒目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广播上天天叫喊着要人们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地主是火烧芭茅“心”不死,怀揣“变天账”,时刻准备“反攻倒算”。语文课许多课文都是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为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故事。

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似乎“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这种气氛下,就连我这样的小孩也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每人一杆红缨枪,说是与“阶级敌人”搏斗时要用。晚上,就把学校附近的学生集合到操场上训练。后来还打算模仿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在路口、村边站岗放哨,但因许多家长晚上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出门,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年夏天,一则小道消息在我所在的小镇传开:小镇东边的银龙山上,晚上经常有连续闪烁的手电筒光,说是敌特的联络的暗号。公社组织基干民兵上山搜查,也没有发现什么“敌情”。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失势一派的头头,担心被另一派逮住遭毒打,就躲进山里,晚上以手电筒发信号给家里报平安。

有一阵子,风传我们邻近一个生产队里看瓜园的老汉,是从外地流窜过来的解放前国民党的高官。其实,当地的乡民都知道,这位老人是因家乡生活困难,投亲靠友来到我们这里的。但,最终还是把他遣送回原籍。

有位同学,姓代,老家在河南。1960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活命,举家逃荒来到我们邻近的一个生产队。他家为生产队伺养几头耕牛,他父亲起早贪黑,精心伺弄,耕牛养得膘肥体壮,被评为劳动模范,还上过“土电影”(即幻灯片)。文革开始不久,说他们来历不明,强迫他们回了河南。班主任知道,他恐无上学的可能,就赠送他一本新华字典,临走时叮嘱他有空了利用字典学文化。

1967年上半年,我姐姐的同学,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一条重要消息:某某印刷社里有潜伏的特务,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画像里书写反动标语。

学校老师就找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的几幅彩色画像,看了又看,也没有发现里面有反动标语。后来,有人提议:找副放大镜,一点点搜寻,总能找到。于是,放大镜找来了,人们对着头部、颈脖、纽扣、衣襟、袖章、袖口等处,一点点排查,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终于找出了疑似反动标语的三个字“得”“下”“国”。

“得”字在颈脖处,仿佛是颈脖处纵横交错的细纹,你要把它想像成是个“得”字,也勉强说得通;“下”字,在一颗纽扣附近。如果说“得”字还有点像个字的话,那“下”字就纯属主观臆断了。因为它笔划太简单,几根线条连接一起,太容易像个“下”字了。“国”字的外包围,不是方框形的,而是近似圆形的,里面的图案似乎是上下交错的纹路,但被人们想像成是个“玉”字。于是,一条“反标”就这样被发现了。

我挺纳闷:这怎么是“反标”呢?即使确实是“得”“下”“国”三个字,也不能算作是反动标语吧,不就是说毛主席打下江山,得到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吗?这很符合实际呀?后来听了学校老师的解释才明白:“得”,是“要”的意思,是说毛主席要下台。

当地有个卷烟厂,生产一种“鸿雁”牌香烟,烟盒上,绘有几根冬天的芦苇,芦苇上面有几只飞翔的大雁。有的人又从这幅烟标上发现了“敌情”。

芦苇叶子与芦苇杆交叉形成的图案,被臆会成几个字:刘文双。又说,刘文双是四川恶霸地主刘文采的弟弟,解放前夕,逃到了台湾,后来成了苏修特务。这幅画是要告诉他四川的亲人,刘文双现在在苏联。因为,冬天刮北风,大雁往南飞,而这幅画却是大雁往北飞。

后来又听说,外地有人在读报时,不仅横着读,还要竖着看、斜着念,看文章里有没有隐藏的反动标语。这被当成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导的典范。

那个荒唐岁月里,似乎最高统治者得了感冒,下面的人个个跟着打喷嚏,都变得神经兮兮的。

当时所谓的“阶级敌人”,多是指身边的“地富”分子。大家明明知道,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人,他们早已接受现实,把自己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式农民。他们经历过“土改”等严酷政治运动煎熬,饱尝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个个胆战心惊的,哪里还有不满或反抗的表示?我所在的公社,就没有发现一例地富分子保存“变天账”,伺机报复的;也没有地富说反动话,攻击社会主义的。相反,他们干活舍得下力气,又不多说话,颇得乡民好感。除了造反派经常拿他们说事,揪斗他们、殴打他们外,乡民们没得哪个把他们当成“敌人”看待。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与信仰,许多人都相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真理。人们置自己身边的所谓“阶级敌人”的真实表现于不顾,而要去相信那虚无缥缈的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

人们为什么突然间像是着了魔似的?

有人说,人为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他们去斗争,是自古既有的驭民术。它能让吃不饱肚子的人确信:自己虽然苦,但比那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阶级敌人”,还是要强得多,因此,也就有了做“主人翁”的优越感、自豪感和对统治者的认同感;同时,让平民斗来斗去、自相残杀,统治者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牢固了。

也有人说,和平年代因瞎折腾饿死了许多人,亘古未有,总要有人对此负责。统治者为避免遭到清算,就蓄意挑起人们争斗,以转移视线,躲过清算。于是,把极有可能提起清算的人称之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率先将其打倒,自己的权位保住了,也就安全了。

传统说法是,受苏共巨变影响,当时的统治者担心中国也变成修正主义,错误估计了形势,再加上经验不足,就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全局性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爆发了长期动乱。

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病根恐怕还是在“极左”。极左,是幼稚病,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举止乖张,行事鲁莽,常常做出缺乏内在逻辑又无法理依据的唐突之事;极左是精神病,不时亢奋,举全国之力搞劳民伤财之事;极左又是癫痫病,反复发作,过几年就要跑出来祸害民众。

极左的思想特征是:片面性、绝对化。遇到一点情况,就认为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阶级斗争”。极左的政治特征是:极权至上,打压权利;极左的行为特征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使人们匍匐在权力脚下,沦为权力的奴仆。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相信“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他们喜欢以现实中的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作例证,来证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残酷的。这些人不明白治理国家有文明、野蛮之分。民主法治,是公认的文明治理方式,是在法律框架内公正、和平、有序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不公,避免社会引起大的冲突,逐渐让人们凝聚在法治的大旗下,信仰法治的力量。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阶级斗争”是权力主导下的人治模式,是丛林法则的变种,是极其野蛮落后的治理方式,它最终导致人们崇拜权力而不相信法律,迫使人们都依附于权力。这种治理模式下,最终没有一个赢家,每个人都将是这种体制的受害者。

其实,这些人的本意,是希望再来次文革,以便对欺压过自己的贪官污吏实施报复。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以为文革就是老百姓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泄,可以随便给当官的戴高帽子、游街、驾飞机。他们不知道,文革中,谁敢对毛主席不敬或反对中央文革,甚至反对掌握实权的当权派,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文革中打伤、打残、打死的,数量最大的是平民。

极左是邪恶的根源。社会要恢复良知和理性,回归文明与进步,就要消除野蛮落后的极左思潮。“极左”不除,民无宁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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